“戊戌变法”失败后，虽然维新派失势，光绪也被软禁于瀛台，但是皇帝在朝野内外仍然拥有广泛的支持。以刚毅、徐桐、启秀为首的“守旧派”非常担心光绪会卷土重来，进而清算他们。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慈禧发出懿旨令各省选进名医为光绪看病。一时朝野内外流言四起，甚至谣称光绪已遇害。支持光绪的各国公使要求派出西医探视光绪以澄清谣言，虽然九月初四朝廷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此举也激怒了慈禧。

光绪这次患病也让朝廷意识到另一个问题，皇帝体虚且无后，一旦有什么不测大位将空悬。刚毅、徐桐、启秀等人趁机向慈禧进言，废光绪另立新君。慈禧不但没有反对，还让他们三人去探探荣禄的口风。

荣禄虽然对慈禧忠心不二，但是他也并不盲从慈禧。

在知悉慈禧有废帝的念头后，他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入宫觐见时劝说慈禧，不但西方诸国支持光绪，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实力督抚也反对废黜皇帝。如果硬来，不但阻力非常大，一旦失败局面将难以挽回，因此荣禄建议退一步先立皇储。

最终慈禧放弃了废帝另立的念头并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但是她也对阻碍和限制她权力的西方诸国看法更恶。

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众王公大臣，以光绪的名义命端王载漪的二子溥儁入宫为穆宗（同治）嗣并册立为大阿哥（皇储）。至此朝堂形成了 “大阿哥党”（主体为守旧派）和“帝党”（主体为东南汉人督抚、地方士绅）对峙的局面。

严格来说慈禧本人并不属于“大阿哥党”，她扶持“大阿哥党”只是想让朝堂分成互相掣肘的两派，她则居中仲裁。这样两派都必须臣服于她，她也就能牢牢把持皇朝的皇权。但是权力对谁都是诱惑，“大阿哥党”也急切的希望大阿哥能早日登基执掌皇权。

庚子年义和拳的兴起，打破了这种政治平衡。义和拳觉得“大阿哥党”可以成为自身的靠山而免于被朝廷剿灭，而“大阿哥党”觉得义和拳可以壮大自身势力，打击帝党和洋人。于是二者一拍即合，义和拳也打出了新口号“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

注：“一龙”指光绪，“二虎”指李鸿章和荣禄，“十三羊”则是朝廷中支持光绪的大臣。

在“大阿哥党”的庇护下义和拳不但改“拳”为“团”（即团练，朝廷认可的地方武装），而且势力得到急剧膨胀，在京津地区疯狂蔓延。

虽然这已经超出了慈禧最初的平衡设定，但是慈禧同样认为可以借“义和团”打击洋人，让他们不要再插手清廷内务，因此她默许了义和团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光绪二十六年，荣禄七次奏请剿义和团均被慈禧否决。

义和团对洋人和教会的攻击，以及总理衙门“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的答复，让在京各国公使感到恐慌。遂于五月十二日向大沽口外海的各国海军求援，并向清廷提出了由诸国组建“使馆卫队”入京保护各国驻华人员的要求。

五月十四日，西摩尔率“使馆卫队”先头部队四百人从天津乘火车开赴京师（原计划第二批再集结两千人）。面对列强的军事威胁，五月二十日慈禧在仪鸾殿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

“主持”会议的光绪首先斥责了诸臣不能镇压乱民致国家动荡。翰林学士刘永亭刚站出来附和并奏请派董祥福镇压义和团，端王载漪立即高喝道：“此失人心第一法！”

这也为这次御前会议定下了调子，“帝党”和“大阿哥党”为是否镇压义和团争执不休，除了浪费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慈禧遂宣布次日再议。

此时慈禧未下定决心与洋人开战，她接受了荣禄的建议，调派旗军护送在京各国使团以及侨民前往直隶总督裕禄处加以保护。

当天为了让联军上岸集结组建第二支“使馆卫队”，在大沽口外海的联军向直隶总督裕禄发出通牒，要求清军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武力攻占。由于天津和北京之间的电报中断，二十日、二十一日清廷并未收到这个重要讯息。

二十日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首先表示“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然后要求众臣畅所欲言。千年来的传统和观念下，当皇朝面临敌人时主战者总被捧为刚强并视之为英雄，而主和者大多被唾弃“软弱”并斥骂为“汉奸”。因此慈禧这句话搞得光绪非常尴尬。

光绪辩解称不是不敢打，只是朝廷积弱已久，兵力不足。借用义和团开战万一抵党不住，只会祸害国家。户部尚书立山附和称，义和团只是在妖言惑众，所谓的法术根本不足信。对此载漪则从大义和立场方面为义和团辩解：

义和团起自乡间田野，不远万里，赴汤蹈火，愿一死赴国难。今若以乱民诛之，人心一解，国将难保。

和前一日一样，“帝党”和“大阿哥党”还是各说各的争执不休。因为还未感受到压力，慈禧仍然想居中仲裁不想表明态度，被问及意见时她只是表示“国家大事，应当问皇帝”。这一次御前会议仍未商议出实质结果。

从这两次御前会议的讨论中明显可以看出，义和团只不过被朝廷视为“工具”。无非是“帝党”认为这个“工具”无用当弃，而“大阿哥党”觉得这个“工具”还有余热可以激发。这实际上也注定了义和团最后的悲剧结局。

虽然慈禧还是不表明态度，但此时她仍不愿意开战。因为当日会后慈禧命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等拜访美国使馆，请美国公使康格出面阻止联军（西摩尔联军）入京，只是未能取得有效成果。

二十二日，朝廷收到裕禄的奏报，才得知两日前联军通牒强索大沽口。看着列强的通牒，慈禧既感受到重压，对洋人的旧恨也纷纷涌上心头。当天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当载漪奏请攻打在京各国公使馆时以作回应时，慈禧立即表态同意。

内阁学士联元、吏部侍郎许景澄坚称不可，他们认为即便开战也不能攻击各国使馆“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这既不能实际打击联军还会招来疯狂报复，“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大学士王文韶则认为国家还没从甲午惨败中恢复过来，兵力不足，贸然开战必败。

慈禧的回复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她表示这些她都清楚，但是朝廷已无退路，除非谁有本事让洋兵不入京，不然朝廷别无选择。

慈禧透露了她的底线 -- 联军不能入京，她是担心联军入京后逼迫她归政于光绪。此时的慈禧实际仍未下定决心开战，谁如果能劝说联军不入京，她就会放弃开战。证据就是当天她虽然表态了，但只是口头的，没有正式下宣战诏令。

二十三日，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一夜过去无人有办法劝阻联军入京，老佛爷想必也放弃了幻想。

为打消慈禧最后的顾虑，徐桐建议先照会各国公使令其出京，如果不从再武力解决，慈禧表示赞许。刚毅则表示可以招募义和团去围攻使馆，为朝廷回避攻击使馆的“尴尬”，慈禧也予以首肯。遂起草“限二十四小时内出京”的照会。

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 ......

《宣战照会》

当日下午许景澄受命将照会送交十一国公使，临行前光绪走下御座握住他的手，哭着叮嘱他“好好商量”，许景澄痛哭以答。

此时联元站出来再次劝说慈禧收回成命，并建议一定要开战的话，可以只向法国宣战（法国为在华天主教会保护国），被慈禧拒绝。当日下午清廷的最后通牒被送达十一国公使和总税务司赫德。

各国公使商议后，由德国公使克林德于二十四日上午前往总理衙门交涉。行至东单北大街西总布胡同遭遇端王部属恩海，克林德被当场击杀；当日下午清军和义和团开始攻打东交民巷，战争已无法避免。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发布了那份“威武霸气”的《对万国宣战诏书》：

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土地广有二十馀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 ……

开战后，在清军、义和团攻打使馆和攻击教会、教民的同时，占据“大义”的大阿哥党也开始以清除“汉奸”为名，向主和的“帝党”挥舞屠刀。

七月初二，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被捕入狱，未经任何审判，以上谕（光绪的名义）的形式直接处斩。七月十七日，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三人被以同样的方式处死。

原本准备入京的李鸿章，在上海获知消息后遂停下北上的脚步向朝廷告病假。然后联合刘坤一、张之洞、许应骙、奎俊、袁世凯、刘树棠、王之春等督抚宣布“东南互保”，暂时放弃了疯狂的北京朝廷。

但是载漪、刚毅等人已经癫狂，不但上奏弹劾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等十五人，还奏请将他们“即行正法”，完全不去想此时自身难保的朝廷靠什么去“正法”手握实权的各地督抚。

战争的结局也是众所周知的，京师再次沦陷、太后挟皇帝出逃、全国一人一两的羞辱性赔款、120多名主战大臣被流放或处死以安抚洋人 ……

但这一切对于慈禧和清廷来说都不是重点，只要还可以保有权力和制度，那么就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