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主以下，盖无风采
金庸笔下的丐帮与历史上真实丐帮的差别，就是淘宝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差别。前者很理想，后者很现实。历史上的乞丐一旦结为帮派和行会，便可能与坑蒙拐骗、盗窃勒索有关，其帮众也并非都是因贫弱致乞，偷惰失业、游手好闲者占了相当一部分。一些乞丐甚至会成为影响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引起人们不安。反映世情的小说《喻世明言》中说：“世间有四种人惹他不得，引起了头，再不好绝他。是那四种？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清代一些史料甚至认定某些地域的花子会“俱系各处无赖之徒，成群结党”。
但在金庸笔下，丐帮是伟光正的天下第一大帮，帮主多是武艺高强、义薄云天的盖世英雄，其数十万帮中弟子几乎个个慷慨好义、疾恶如仇。这伙人小到“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大到“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就差拯救地球了，简直是人数比复仇者联盟多了数万倍的古代超级英雄天团。
金庸的这一写法引起过不少批评，论者认为把贫无立锥之地的乞丐写成心忧天下的无双国士太过荒唐，既无视了理想追求的现实基础，又低估了生存性需求的重要性。你很难想象一个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拾荒者会时刻关心世界局势和全球治理问题。
一种为金庸辩护的思路是，金庸笔下的群丐是象征性的文学符号，集中隐喻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士大夫理想形象，毕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想象：道德思考和精神关怀是可以超越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的。贫富程度无关精神境界，就如在康德的理解中，知识水平不等同于道德水平。君子虽栖衡门、居陋室，一样可以为天下远谋。金庸笔下的丐帮弟子，是一群背着口袋、拎着打狗棒的士大夫。
既然金庸笔下的群丐，既隐喻了君子的境界，还浓缩了士人的精神，那么多高级的好词儿都烩在一锅，统统装在了他们的讨饭口袋里，这伙人一定个个都是风采过人、神气豪上的真名士、大英雄吧？答案却是否定的。
丐帮几大著名帮主确实极具个人风采：乔峰雄爽慷慨，洪七公诙谐豪迈，黄蓉更是古灵精怪、机智过人。但除了丐帮帮主之外，其他丐帮的诸长老、弟子，基本上都是形象模糊、千人一面、性格单一，毫无任何风采可言。在《天龙八部》
《射雕英雄传》中，我们还隐约记得几大长老的姓氏；但是到《倚天屠龙记》中，丐帮传功、执法长老，掌棒、掌钵龙头这些厉害角色居然连名字都没有，金庸大概也是懒得起了。如果拍摄电视剧，这些人全部找同一个群众演员扮演，估计都不会有什么违和感。稍微有几个让人记得住的，也都是射雕彭长老、倚天陈友谅、天龙全冠清等坏得“出类拔萃”的恶人。
正所谓帮主以下，盖无风采。千人一面，反派除外。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二、高效的丐帮机器
虽然我们很难记住丐帮弟子的个体形象，但对于丐帮弟子的普遍形象，我们却能达成共识：直爽豪迈、疾恶如仇、性格暴烈、颇爱饮酒，还有一般智商不高。
个体形象不突出，是作者笔力不够时作品中常出现的毛病。但金庸并非如此，他所塑造的其他帮派，帮中人物形象都各不相同、活灵活现。例如，我们很难界定出武当派的整体形象，却知道武当弟子性情各异：俞莲舟的稳重老练、殷梨亭的性情天真，连着墨不多的冲虚道长都以潇洒淡然、颇富智计的形象深入人心。华山派同为剑宗弟子的风清扬与封不平性格秉性天差地别，同为一师之徒的令狐冲、陆大有、劳德诺、林平之个个不同。但丐帮有普遍的性格形象，却缺少个别的性格形象；有整体的帮会风采，却缺少个体的人物风采。当然，只有帮主例外。
一部分原因可以在丐帮的管理体制中找到。
丐帮的管理体制与其他帮派并不一样。一般武林门派，管理较为松散，虽有上下尊卑，但等级并不明显。华山派令狐冲师兄弟间向来嘻嘻哈哈、没大没小；嵩山派除左冷禅外，其他十几个太保，很难说谁比谁权力大；泰山派退休大叔玉字辈老前辈可以明目张胆叫板掌门。门派不同于帮会，其掌门与弟子间多有师承关系，师长管理弟子拥有天然正当性，也极易形成“君师合一”的状态。但金庸笔下的门派却像是大家庭的外在延伸，管理上与大家族并无太多差异。那么教门呢？明教人多势众，但高层也很难对各地部众形成有效约束。韩山童父子俨然一地诸侯王，尾大不掉。朱元璋更是坐拥百万之众，杨逍继任教主后竟不能与之争锋。
丐帮却是一个异类。它的管理体制，是管理权高度集中的。不少金庸迷都撰文讨论过丐帮组织的严密与有效。简要言之，其机构和制度设计，均颇为精妙。帮主之下，设有长老龙头等，构成丐帮的总部。总部之外，设有各大分舵，机构遍布全国。帮内人员除担任职务外，均有衔级。例如舵主是职务，类似于部队的师长、旅长，那么身上的口袋则代表衔级，八袋弟子可能类似于少将、准将。衔级决定了荣誉待遇、尊卑等级，理顺等级关系更易形成有效的管理。丐帮还有严格的成文法规，杏子林中执法长老白世镜和乔峰各自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得以对浩如烟海的丐帮法典窥豹一斑。
有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密的等级关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丐帮只有普遍性格，而缺少个体风采了。身在丐帮之中，重要的不是展示你的个性，而是服从这个高效运转的管理机器。最好的服从就是适应与融入：作为一名丐帮弟子，首先是丐帮的一分子，然后才是自己。只有到帮主那个层级，才可以更好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和风采，才可以没事去皇宫偷吃点御膳，才有闲暇用降龙十八掌的功夫换几道好菜，或者和大理来的流量小生喝喝酒、拜拜把子。
丐帮形成这样的制度，必有其因。奥秘就在“战时”这一特殊条件。
三、持久的战争
金庸笔下的丐帮，基本上一直在打仗。
乔峰时代，和辽国人打，丐帮充当了大宋军方的特别支队。洪七公时代，丐帮拒不南撤，是抗金的急先锋，黄蓉、鲁有脚时代，更是抗击蒙古大军的重要生力军，史火龙时代，是反元义军的参与者之一。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丐帮虽已衰落，可还是以反清帮会自居，吴六奇便是帮中弟子，兴汉丐帮范帮主虽糊涂，但也算是反清队伍的一员。可能唯一的太平帮主是《笑傲江湖》中的解风。如果给金庸世界的丐帮设计一曲背景音乐，一定是“满腔愤恨向谁言”“伤心血泪洒山川”等慷慨悲壮的曲子。
丐帮面临的最大历史现实就是“战时”。丐帮的终极目的，就是取得胜利。这不仅仅是服从于“打仗就要赢”的现实逻辑，还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向：战争在丐帮眼中，是正义对抗不义的战争，而战争的胜利就是家国大义的现实呈现，就是丐帮弟子自认为于国于民作出的最大贡献。此是“大节”之所在。
为了有效适应战争的节奏，丐帮必须是等级森严、管理集中的，它要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能应对复杂的局面。丐帮也必须是集体优先的，个体要服从大局，铸造集体性格要优于养成个人性格。唯有如此，才能汇聚强大的集体意志，形成高效的动员能力，适应战时的集体行动。
为取得胜利，帮主虽尊，但可被推翻，森严的帮规可被冒死挑战。杏子林中，为数不少的丐帮弟子以生命为代价发动政变，试图废掉乔峰。虽说此举是受到了全冠清的蛊惑，但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担心乔峰身为契丹人会做出危害大局之举，即在宋辽对峙的这个特殊“战时”会危害丐帮乃至大宋的整体利益。于是，这也影响了丐帮弟子对于丐帮权力构成的理解：丐帮帮主不等于丐帮，丐帮的利益也不必然和帮主捆绑在一起。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国王不再等同于国家，人民会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处决路易十六。帮主只是一个能使丐帮在战时得以利益最大化的具体职务。这种主观理解，最终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客观上构成了丐帮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帮主没有做出明显危害战争大局的行为，即使他的命令违反常理、倒行逆施，众弟子也会凛然遵从。《天龙八部》中新任帮主游坦之与星宿老怪比拼“腐尸毒”功夫，每一个回合都要牺牲一名“自己人”。丐帮弟子虽“大感骇异”，但仍然“慷慨赴义、临危不避”，毅然被帮主抓死，充当掷向敌人的毒尸炮弹。对帮主以及这台高效运转的帮派机器的绝对服从，是写在每个弟子骨子里的程序代码。
当然，这些还不是奥秘的全部。如果战时状态仅仅赋予丐帮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管理机制，那丐帮弟子与训练有素的雇佣兵集团有何区别？与科层制队伍有何区别？倘真如此，丐帮便不再是丐帮了，而是《冰与火之歌》中龙妈麾下的太监特战队“无垢者”军团。
可群丐那一张张咧嘴大笑、热情洋溢的脏兮兮脸庞，怎么可能跟面无表情的无垢者一样？
四、饱满的热情
战时状态形塑了丐帮集体优先的体制，众弟子绝对服从集体和大局。但与此同时，丐帮弟子并不是只有服从而无收获。战时状态使他们获得了极强的公共参与感，激发了极饱满的热情。
一个集体优先、权力集中的共同体，必须解决认同的问题。雇佣兵打仗是为了钱，科层制的成员往往会对事业失去激情。丐帮弟子为什么心甘情愿服从如此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如此高强度的管理？为什么肯为战争慷慨赴死？须知这战争不是一年半载的例外状态，而是持续数百年的日常状态。
书外一日，书中百年。你读《天龙八部》时，丐帮高喊“家国之仇，谁不思报”；你读“射雕三部曲”时，丐帮疾呼“我帮忠义报国，世世与金人为仇”；你读《鹿鼎记》时，丐帮仍要“誓以满腔热血，反清复明”。
面对金庸世界这一场场几乎永不停息的战争，如果没有极强的信念，意志再坚韧的战士也会因战事过久而厌倦，甚至会怀疑共同体本身的正当性。所以，丐帮进行持续不断的战争动员时，必须要把战争本身和每个丐帮弟子的责任联系起来。
从理念上说，丐帮一直将参与正义战争视为侠义精神的外在呈现，同时也是一种最高形式的呈现：为国为民。
侠义精神虽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的，但它从根源上离不开每个行动着的个人。因此，战争的胜利也同样属于每个人，也正是个人侠义精神的果实。这与丐帮弟子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精神也是一致的。正义战争和行侠仗义虽有轻重之分，但都是侠义精神这根藤上结下的瓜。
从现实上说，丐帮还须让每个弟子真实参与帮内重大事务、获得充盈的自我实现感，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做一个微不足道的战争螺丝钉。
所以丐帮热衷于召开各种大会，杏子林大会、君山大会、襄阳大会，以及会合天下英雄的大胜关英雄大会。大会上，大家纵论江湖、声讨外敌，七嘴八舌讨论帮中事务乃至天下大事。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气氛中，大家进一步明确：战胜外敌才能实现天下苍生的根本利益和丐帮自身的整体利益。低层级弟子即使插不上嘴，也可以拿木棍敲敲地板，以助声势。更重要的是，大会的决策过程向每个人公开呈现，每个普通弟子都感受得到热血沸腾时的温度。这种“在场”的感觉，会让他们与有荣焉。
这与卢梭的公意理论有几成类似。在战时状态下，众丐帮弟子参与正义的战争，才是实现侠义精神的最好途径，这是体现他们共同利益的真正公意。他们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帮务，大会基于此公意决定重大事务。一切与此公意相违背的私人利益都是一种虚假利益，因为那从根本上有违侠义精神。为了公意的实现，他们甘愿无条件服从帮规、服从帮内森严的等级制度，也甘愿让渡自己的权利，收敛自己的个性，融入丐帮共同体的大我之中。
人们常诟病的是，在卢梭那里，个体的形象是不够清晰的。这与丐帮中普通弟子个人面孔模糊不清也颇为相似：我们根本记不住吴长风和黎生的长相有何区别。他们的面孔模糊不清，却绝对不是面无表情，而是千篇一律的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五、无战则衰
《笑傲江湖》的江湖，是丐帮少有的和平年代。但适应了战争状态的丐帮一下子无所适从。帮内文恬武嬉，不成气候。金庸研究者六神磊磊先生和一些金庸迷都提到过这一阶段丐帮的堕落：帮主解风不仅有私生子，还将其安排至青莲、白莲使者的高位。丐帮的地位影响不断下降：副帮主张金鳌武功平庸；帮主解风甚至不能代表正派与魔教比武三战，地位屈居左冷禅之下；魔教也不把丐帮放在眼里，上官云竟宣称：“要灭了丐帮，也不过举手之劳。”
丐帮作为一个共同体，它不是国家，国家在和平年代可以致力于各项建设；它也不是单一的有师承体系的武林门派，武林门派可以闭门钻研本门武术秘籍；它又不能学嵩山派去争霸天下，因为争霸有违江湖道义。战时状态的丐帮，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什么是公意”的问题，使“行侠仗义”这句有空泛倾向的说辞有了具体的所指。但在和平的江湖中，没有了非正义的外敌，行侠仗义变得太抽象、太难落实。做几件好事，行侠仗义，收拾几个恶霸，这类事情远远不够让数十万弟子均有事做。就像一个到处比赛的竞技队伍，一旦没有赛事可参加，队伍的内部价值认同将面临动摇的危险，对外的存在感也会越来越弱。转型中的丐帮必须思考：对内，依靠什么维系数十万弟子的认同；对外，凭倚什么自雄于江湖。
战争的再次来临是明末清初。但文恬武嬉的丐帮已不适应这样的节奏，其地位渐被新兴的天地会所取代。丐帮只得与天地会联盟，吴六奇虽是帮中弟子，却要加入天地会才能凸显自身价值。
在金庸的叙述中，天地会本脱胎于郑成功的军队，是百战之师，更适应新的战时状态。天地会又借助一整套符号化的仪式以及“洪金兰”“万云龙”的神圣叙事完成了帮会内部的价值整合，并打造出“陈近南”这一江湖第一“爱豆”和流量大侠，以维系内外认同。经历了漫长和平时期的丐帮很快沦为天地会的背景板。
乾隆年间掩盖了丐帮光芒的是首脑同样姓陈的红花会。那时的丐帮已更名为“兴汉丐帮”，其帮主范某的武功、智商均让人忍不住怀疑这个“兴汉丐帮”和真正丐帮的关系，大概类似于“金庸新”“金庸巨”和金庸的关系。
金庸修改《天龙八部》时，不惜画蛇添足增加一段萧峰传功给虚竹的情节，为的是让“降龙十八掌”传承下去，不与萧峰共灭。但传到后世，这一曾威震天下的丐帮绝技大概也只能是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李大嘴版本的“降龙十巴掌”，成为遥远并可笑的传说。
本文摘自《金托邦：江湖中的沉重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