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势力打压下，汉初的开国功臣集团几近覆灭。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因其未受政治迫害，而为后人所乐道。其实不然，处在裂土分王时代和大一统王朝两个时代之下，那么张良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呢？

“圯上受书”是张良人生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的转折性事件。对于此事，苏轼点出“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以过矣”。这一事件使得早期拥有盖世之才的张良，却“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与荆轲聂政之计”，一意去刺杀仇人秦始皇，最终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正如苏轼所论，这件事突出了张良隐忍的性格，“忍人之所不能忍”。值得注意的是，“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这一描述。从太史公的《史记》可以看出，张良得到的书名为《太公兵法》。

此书现今已亡佚，内容不可知。不过稍后于张良时代的班固曾将此书记录下来，“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并将其编排“道家类”。可知《太公兵法》的确存于当时之世，而且是一部道家书籍。其实若能知道西汉初年推行黄老道家思想，便可推想道家自作了一番融合使之能够符合当时社会。司马谈有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异易操，事少而功多”。而作为当时之世（当今学者研究得出，此书是战国末期的黄老道家思想著作），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两部书：《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宣传了大一统王朝的思想。

《吕氏春秋》稍前于《太公兵法》，而《淮南子》稍后于《太公兵法》。可推想而知，《太公兵法》是一本宣传大一统王朝思想的著作。对于裂土分王的张良来说，大一统王朝思想虽然不会马上让其产生变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必会对其产生影响。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起兵之后，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在准备前往接替陈胜旗帜楚假王景驹过程中，景驹被项梁消灭，但在路途中碰到刘邦。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醒”，便跟从刘邦，后随刘邦投奔了项梁军。张良碰到项梁后便劝其“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

随后与韩王“略韩地，得数城”，此时的张良只是想尽心竭力的辅佐韩国。到汉元年正月（公元前206年），“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此时的张良，面对自己苦心经营的韩国，被项羽肆意毁灭后，张良是“间行归汉王”，而未像当初秦王灭韩国那样，去“间行刺项王”。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刘邦就是完成大统一使命的真主。

其一，“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查地图便知道，褒中距离汉王的都城南郑路途遥远。虽然张良此时的君王所侍君主为韩王成，但他对刘邦的不舍之情可见一斑。

其二，张良把刘邦所赏赐的物品，“具以献项伯”，奉劝刘邦烧汉中栈道，并将齐王田荣的反书告诉项王。若张良只想刘邦裂土分王做汉中王的话，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巴蜀之地安享晚年即可，何必劳苦费心将项王的兵力吸引到东方去？张良心中更多希望刘邦迟早杀出关中。故而在韩王成死后，张良迅速回到刘邦身边，来协助刘邦完成一统江山的大业。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郦食其劝刘邦分封诸侯，“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向称霸，楚必敛衽而朝”。身处逆境、苦无良策的刘邦，从郦食其的话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并立即决定制作六国印章，并由郦食其发放给各国。正好此时张良拜见刘邦，在得知刘邦的想法后。张良以筷子作喻示意有“八不可”，“今复六国，立韩、魏、燕、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返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

这件事，李开元有很精彩的分析“郦食其出身贫民，是狂生策士，他主张恢复六国，分封六国后人，重建六国王政，出于唯利是图、纵横捭阖的策略，不难理解。然而，张良是贵族中的贵族，在他的身上，处处显现古来贵族社会的遗风，在他的血液里，积淀着古来贵族世家的血统。而正是张良，坚决地反对恢复六国王政，明确地决绝贵族社会的复兴，他的思虑，毫无疑问处于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对取胜的周密算计，不过，在这些现实的考量之外，我还感受到一种脱出自我的超越”。此时的张良，从观念的转变上看，已经完成自我的超越，他已知晓大一统王朝是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在平定齐国之后，请求此时的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收到韩信的书信后，勃然大怒。但是“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于是派遣张良去韩信阵营封他为齐王。

对于此事，古今史学工作者都指出，正是张良“蹑足之语”导致了韩信最后的悲剧。如卢大经曰：“虽王信以真王，而征兵击楚，是持大阿而执其柄也，信盖岌岌矣。然则淮阴诛族之祸，胎于良平之蹑足附耳也哉”。

对于韩信的死因，学界研究颇丰，其中主要定论有：韩信是“市民之志”，希望裂土分王，与封建大一统的王朝相违背，死于时代的潮流之中。韩信和张良恰好在大一统王朝形成之时，正是张良意识到大一统王朝是历史发展潮流的大势所趋，所以他必须为真主刘邦杀掉一心想要裂士分疆、且能“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天才韩信。

反观《史记》这篇文章，张良“蹑足之谋”，紧跟着张良劝刘邦不要分封诸王的段落之后。这也能解释为何张良刚劝说刘邦不封王，现在又规劝刘邦封韩信？此时的张良，早已完成时代的超越。正如韩信所说，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降”。正因刘邦善于听取张良的计谋，所以才取得天下，这也无怪于后人称赞“子房为汉谋臣，虽未尝一日居辅相之位，而其功实为三杰之冠，故高帝首称之”。

“利啖秦将，旋破峣关，汉以是先入关；劝还霸上，固要项伯，以是脱鸿门；烧绝栈道，激项攻齐，汉以是还定三秦；败于彭城，则劝连布、越；将立六国，则借箸销印；韩信自王，则蹑足就封，此汉所以卒取天下。劝封雍齿，销变未形；劝都关中，垂安后世；劝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维持汉室天下于天下既得之后。凡良一谋一画，无不系汉得失安危，良又三杰之冠也哉”。

张良凭借着对汉王朝的卓越贡献，与韩信、萧何，被刘邦称赞道“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但是刘邦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将矛头对准了以“三杰”为代表的功臣。韩信很快因莫须有的“造反”罪而被夷灭三族。韩信死前，喊出了开国功臣的悲剧“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萧何也曾因遭刘邦的怀疑而锒铛下狱。其他被封的六个王，除了实力弱小的长沙王吴芮幸存，其余尽都被诛杀。而唯独张良没有遭遇祸患，这得从张良的“病”说起。《史记》有言“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委画策臣，时时从汉王”。笔者认为张良“病”的可能性极小，只是张良洞晓功臣悲剧为自身避免所使用的手段。

第一，张良是一名任侠

《史记》记载张良“居下邳，为任侠”。《史记.游侠列传》中为我们记载了诸如朱家，田仲等任侠，而据李开元考证，刘邦在秦帝国生活的四十七年中，任沛县亭长前也是一名任侠。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作为游侠，他们往往是单独行动，一般都具有健康的体魄。这与“多病”是两相违背的。

第二，张良是高龄而卒

“张良确切无疑是死于高后二年，即惠帝立‘后八年’”，即死于公元前185年。据《史记·留候世家》载，张良“父平，(韩)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年，秦灭韩。”“书中没有记载张良是遗腹子，可见他在父亲去世时(公元前250年)已经出生”。《史记·项羽本纪》又载：“沛公日：‘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指项伯)’。”“由此可推测出张良与沛公刘邦年龄，相差不了多少。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七年)。

据《史记·高祖本纪》当年有长平之战。那么，张良生年当在长平之战前后，不迟于公元前250年，他父亲死时，他年岁在一岁至六岁之间”。由此可以推断出，张良大概活了七十多岁，在汉代平均寿命低下，“人年五十，不称夭寿”的情况下。这与“多病”也是有点不和情理的。

第三，放低姿态

从“张良多病”这一句话可知，因为张良的生病，导致了张良没有单独带将。据牛继清研究，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当萧何被立为功绩第一的时候，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功臣们的心目中，所谓‘功劳’，是特指‘身被坚执锐’‘攻城略地’的‘汗马功劳’，如《史记·曹相国世家》所列：‘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可知，张良正是因为“未尝特将”，以至于他的功劳不高，为自己对刘邦的赏赐作出合理的推辞。相反，韩信是“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安成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到达了“功盖天下者不赏”的地步，最后自然难逃被杀的命运。相反，张良因为没有单独带兵，而“时时从汉王”。以张良的聪明，常在刘邦身边的张良，获得无比的信任和尊崇。

刘邦对别人都是“尔公”（你老子），但对张良从来都是“子房”，足见对张良的尊重。汉十一年，刘邦率领军队平反英布的时候，把监察太子的重任交给张良，足见对张良的信任。由此观之，正是张良的“病”帮助其成功躲过了汉初的杀戮。

第四，称病避祸

此事情可与“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连起来看。后面两事发生在汉十一年。在这一年中，《高祖本纪》记载“十一年，高祖在邯郸，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攻残之。秋，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击之”。《萧相国世家》记载“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

正是在如此多事之秋，张良提出“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便不觉为奇。再看“张良多病”一句所处的环境，是韩信已经灭掉齐国，完成了对项羽战略合围，楚汉相争进入到了有利于刘邦的后半阶段，也可以说是刘邦的大一统王朝即将实现的时刻。此时的张良因有“病”，而未像韩信、彭越一样，去“特将”。

最后要谈文章的体例。试看“张良多病”这一句，作为独立的段落横插在《史记》原文。上一段，讲的正是张良劝刘邦分封韩信、彭越、英布三人为王，以此削弱项羽的势力。下一段，讲的正是张良劝刘邦不要分封诸王。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此时的张良已经是大一统王朝的鼎力支持者。而此段却仅仅19字横插上下均有数百字的段落之间。太史公的这段描述不可不谓之突兀。

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记载“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

“上述这段洞察当时非常政治格局和吕后微妙心理、鞭辟入理的绝妙剖析会是出自一个年仅十五岁且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的孩子之口；同时这种关系着西汉政权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作为丞相、在西汉建立前后曾经屡出奇计的陈平会听从他的建议”，因此“张辟强的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建议其实是他父亲（张良）对于时局的认识和处理意见。

一经点破，陈平等人也就心领神会”。我们不禁要问张良真的是“愿弃人间事”吗？韩兆琦认为，张良“先帮这刘邦与秦朝斗，又帮着刘邦与项羽斗，又帮着吕后与功臣斗，同时还要留一份心思与刘邦、吕后。一生所系，幸苦如此”。张良的一生真可谓“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

战国是分封制，虽短暂经历秦末“后战国”时代，但最终建立了汉代大一统王朝。作为活在两个时代的张良，却不得不面临两重的悲剧：在他的前半生，处在裂土分王的时代，忍受着国破家亡却复国无望的痛苦；在他的后半生，处在大一统王朝的时代，为了避免成为“兔死狗烹”的结局而极力经营。概而言之，张良的一生是成功而又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