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恐华症已经形成了多年，它始于 2000 年代初，当时美国及其盟国首次对华为电信网络产品中嵌入的所谓后门间谍潜力的指控提出安全担忧。那时中国的国家技术冠军是开发和生产即将风靡全球的5G平台的市场领导者，美国在2018-19年实施的制裁阻止了华为的死亡。

美国经济学者斯蒂芬.罗奇

当然，华为只是更大的冰山一角——现在已经猖獗的恐华症的典型代表。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对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的制裁，对中国人工智能野心的全面施压，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黑客攻击的指控，以及对中国电动汽车、建筑起重机和现在的TikTok的所谓风险的抨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未经证实的恐惧膨胀的明显表现，被包裹在国家安全的坚不可摧的外衣中。国会政客的煽动性言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现在有被付诸行动的风险。

这些都是强硬的话，我不会掉以轻心。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恐惧症是“由特定物体或情况引起的极端或非理性的恐惧或恐惧”。虽然 Sino 前缀旨在将这种病态与对与上述发展相关的所谓中国技术威胁的恐惧联系起来，但它的根源要深得多。几年前，我写过美国的“贸易逆差失调”，将与中国的巨额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国对一百多个国家的多边贸易逆差混为一谈，这可追溯到前所未有的国内储蓄短缺。其他人则写到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夸大描述，随着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加剧，这种担忧近乎歇斯底里。这些都是同样恐惧驱动的心态的明显表现。

当然，恐华症是大量虚假叙述的表亲，这些虚假叙述构成了我最近出版的《意外冲突》一书的基础。虽然我试图在书中做到不偏不倚——四章是关于美国对中国的虚假叙述，另外四章是关于中国对美国的虚假叙述——但这并不是我在这封信中的本意。美国尖锐的反华情绪的毒液已经远远超出了构成我新书核心论点的任何相互误解的表象。自1950年代初的红色诱饵以来，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诽谤一个外国。

当时，由参议院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众议院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领导的双管齐下的国会方法带头攻击美国所谓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对许多无辜的美国公民造成了严重的声誉损害。在现代最大的讽刺之一中，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另一位政治家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今天正在带头冲锋陷阵。他的平台是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全称：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今天的众议院委员会利用听证会、信件、调查和挑衅性演讲的高调组合，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未经证实的指控，这些指控与华联最糟糕的日子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

这触及了我抱怨的核心。在所有情况下，从华为到TikTok，一系列恐华指控都是基于潜在邪恶能力的间接证据，这些证据通过演绎推理转化为恐惧。在我看来，问题在于演绎推理的过程：它更多地基于两党对抨击中国政治的广泛呼吁，而不是基于可验证的意图。民主党领袖、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要求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被武器化，会发生什么。看似不关心政治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是特朗普任命的人，也是保守派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的所谓撰稿人，他警告说，“如果或当中国决定发动袭击的时机成熟时”，嵌入的中国恶意软件可能会使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瘫痪。一位前美国反间谍官员公开警告说：“......起重机可以成为新的华为......”强调了嵌入美国工程机械的中国制造的调制解调器的特洛伊木马潜力。如果你问我，太多的“如果”和神话相似之处。

随着恐华情绪的滋生，与中国发生意外冲突的危险只会加剧。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首次就职演说中，用一句令人难忘的台词强调了这种危险病态的最终风险：“我们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恐惧本身。在当今日益增长的恐华狂潮中，这一信息非常值得记住。我们是否将自己的恐惧归咎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