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滁县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当地农业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几乎颗粒无收，老百姓为此大感绝望，纷纷收拾行囊准备到外地逃荒。时任滁县县委书记的王郁昭见状很是着急，他连忙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商讨该如何应对灾情，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

县委秘书处的同志首先提出向安徽省委告急，申请救济粮，先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稳住老百姓的情绪，以免发生群体性事件。除此之外，农业局的同志又建议组织农民们展开生产自救运动，以公社为单位开荒屯田，争取在入冬之前种出一茬粮食，帮助大家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只要撑到来年春耕时节，灾情自会消退。

但此时，审计单位的同志又站出来表示，滁县下属的诸多公社均存在“怠工”现象，很多人平时根本不干活，只想着张嘴吃饭，因此即便组织自救运动，恐怕效果也好不到哪去。此话一出，全场瞬间沉默，大家一下都哑了声。

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自从60年代中期之后，农业集体化的弊病便慢慢显现出来，该政策严重打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家觉得反正都是给公家干活，干好了有饭吃，干不好也有饭吃，索性就开始偷懒、开小差、混日子。这直接导致粮食产量极速下滑，就拿安徽来说，有好几个县在60年代初是农业建设模范单位，但在1968年往后，它们便开始慢慢走向“衰落”，农业产值一年不如一年，后来甚至开始伸手向国家要救济粮。

滁县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王郁昭曾经想过推行“改革”，放松对农民的限制，可县委的其他同志坚决表示反对，有些人甚至危言耸听，说王郁昭在挖“社会主义墙角”。现如今，情况紧急，王郁昭必须要力排众议，行“非常之法”，于是他再度将当初废止的“改革方案”拿出来讨论。

万幸的是，前不久邓公刚刚提出要解放思想，所以县委的同志们不像此前那么固执，大家在经过一番激烈商讨后，最终还是通过了王郁昭的意见，决定在私下废除公社制度，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这一政策果然有奇效，自从县委下达了命令之后，各公社的社员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辛勤劳作，日夜不停的耕耘，入冬之前，县里果然种出了一茬粮食，虽然数量不多，但足够大家扛过整个冬天。

来年春耕之时，滁县的老百姓奋起播种，辛勤不辍，结果在秋天迎来了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倍，老百姓再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很快，这一消息传到了安徽省委，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随即找王郁昭谈话。王郁昭为此很是忐忑，他觉得自己此次到省委述职，恐怕要挨批评，甚至有可能会直接被撤职查办！因此在出发之前，他提前向县长交接了工作，以防不测。

事实证明，王郁昭多虑了，万里同志找他并非兴师问罪，而是要了解包产到户的基本情况。王郁昭随即将滁县两年的农业发展情况全部如实上报，万里闻讯后大喜过望，指示他要坚持该政策，将“改革”进行到底！有了万里同志的背书，王郁昭的底气强硬了许多，他马上将包产到户写进地方行政法规中，并将延续了数十年的公社逐一解散，自此之后，农业集体化彻底成为一个远去的历史名词，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1982年，王郁昭因为推动农业改革有功，被提拔为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他在万里的推荐下，出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兼任省长，任期内，他一方面继续推进“包产到户”，一方面对工、商业进行“解绑”，使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参与资本运作。1987年，王郁昭又被上调到党中央工作，主要负责研究农村政策，为农业改革提供指导意见。

1990年，王郁昭转往全国政协工作，慢慢退出一线，开始过疗养生活，1993年，他彻底离休，党中央在征询了他的意见后，将他安排到北京西山定居，并允许他享受省部级高干待遇。晚年的王老沉迷于习练书法，每天只要在书房待四个小时，遇上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出门去钓钓鱼，放松心情，感受自然的美好，2016年，这位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同志不幸病逝，时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