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晚，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
从战役的准备到战役的发起，我军前后历经数个月的准备，特别是在针对南京方面，鉴于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首府，考虑到敌人可能在此顽抗，因此一开始战略制定上，我军决定采取钳形攻势，从左右两翼包抄。
任谁也没想到，蒋介石会放弃经营多年的南京，原本用来解放南京的各个部队随即转入追歼残敌之中。
原定解放南京的二野四兵团还在浙赣线，这也就让原本是在江北牵制敌军的35军因缘际会之下，接受了这一历史重任。
渡江战役总前委于4月22日致电粟裕，考虑到二野、三野主力已经大部分过江，将谭震林指挥的七兵团、九兵团划归他指挥，全力追击从南京、芜湖撤出的残敌。
与总前委“稳扎稳打”的认识不同，粟裕认为，应该趁逃敌仓皇失措之际，部队加快行军，穿插纵深，快速兜击敌人，不给敌任何喘息的机会。
总前委后来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转致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
尽管各部指战员自渡江战役后都很疲乏，甚至因为后勤上不来，连饭也吃不上，但大家的兴致却格外高，大家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可能的追上更多的敌人。
一郎广围歼战后，敌28军、45军、4军、66军、99军等部总计8万余人被我军歼灭。
汤恩伯原定是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司令），可见到这个情况，也知道杭州受不住了，带着人仓皇就撤了。
1949年4月底，第七兵团21军、22军向杭州急进，5月1日，21军占领孝丰。
此时国民党军一路溃败，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溃不成军。
21军占领孝丰后，军长滕海清就接到报告：
“防守杭州市的国民党四十五军残部、交警总队及新组建的八十五军，已经开始撤逃。”
滕海清在接到报告后，更不停留，立即召集61师、62师开会，商量迅速抢占杭州、追歼残敌的部署。
5月2日，62师夺占余杭。
5月3日，61师进军杭州，基本没遭到什么抵抗，就进了杭州市区。
杭州解放后，市面很快就恢复了平稳，人民百姓安居乐业。
在原定的计划中，21军就留在杭州，军长滕海清兼任杭州警备司令。
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21军、22军进军杭州之际，23军也在军长陶勇的率领下，向杭州急进。可就在23军抵达杭州以后，陶勇突然接到命令：
“23军调入杭州休整，陶勇任杭州警备司令员。”
原定留在杭州休整的21军接替23军的任务，继续追击敌人。
更让陶勇诧异的是，不久之后，粟裕发来一封电文，电文中措辞严厉，要求陶勇写一份检讨。原因是陶勇的23军在之前的郎广围歼战中，伤亡了1.3万人，伤亡数字还要超过该军在淮海战役时的伤亡。
二不过要老实说一句，从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整个就处于仓皇失措的状态，汤恩伯本来还想把部队组织起来，可大多数国民党军基本上是兵无斗志，将无战心，连组织也没办法组织。
时任21军61师181团政治教导员的军旅作家薛克扬回忆：
“部队经过安徽宁国县境内江南铁路一侧时，遭遇了一大批蒋军士兵。这些蒋军士兵挤坐在路边，一个个神情沮丧，毫无斗志，抱着枪、垂着头，一副甘愿当俘虏的模样。他们的旁边还停着三四百辆汽车。”
薛克扬当时就想，我们为什么不俘虏这些人呢？况且当时这些国民党军旁边还停着三四百辆汽车，要是全缴获了，让全军坐上汽车，不是可以走的更快。
凑巧的是，军长滕海清、副军长高志容骑着快马迎面走来，薛克扬立即向军长做了汇报，请求俘虏这些敌军。
没想到的是，滕海清只是昂着头，想了一刻钟，然后告诉薛克扬：
“咱们现在的任务是攻占杭州，二野的部队在后面很快就要赶过来了，这些俘虏就由他们收容了。”
从薛克扬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当时国民党军士兵的一个整体状态。
23军遇到的情况，其实和21军情况差不多。
在军史上，23军在郎广围歼战中，还创造了一个记录，一个炊事班不费吹灰之力，俘虏了敌军一个连。
1949年4月29日拂晓，23军217团1营机枪连炊事班跟随营主力从驻地出发，继续追击敌人，因炊事班要归还借用老百姓家的炊具，因此炊事班比营主力出发要稍晚一些时候。
还完了炊具以后，炊事班15人在连司务长的率领下，出发追赶主力。
炊事班因为不是部队的战斗单位，所以15名战士基本上没有配备什么像样的武器，除了司务长和两名给养员配有手枪外，每名战士身上只有两枚手榴弹。
司务长和两名给养员带着武器当先一步开道，其余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尾随跟进。
就在走到韦村附近时，突然从周围林子里传来人马嘶鸣之生，给养员侦查后发现，在距离炊事班大约一里地左右，有一股国民党军残部，大约80余人，正在悄悄向韦村贴过来。
一个炊事班15人，况且连像样的武器也没有，与80余人的国民党军溃兵，双方实力怎么看怎么悬殊。
司务长立即冷静下来，他召集战士们开了个简短的会，一致认为，敌人虽然人多，已经是惊弓之鸟，军心涣散，我军虽然人少，但未必没有一搏之力。
司务长也许是见过大场面，面对此情此景丝毫不慌，他下令炊事班两个组分别埋伏在两边高地，相互配合，装出一副主力的样子，迷惑敌人。
果不其然，等敌人进入包围圈后，给养员跳出来大喝一声：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武器。”
慌乱之中，敌人根本不辨真假，有的甚至扔下武器就逃，炊事班趁机冲出来，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
司务长招降了敌连长，命其喝令逃敌放下武器。
仅20分钟不到的功夫，炊事班一行15人就俘虏了敌人一个连80余人，缴获冲锋枪一支，步枪63支，手枪4支，望远镜1具，军马1匹和其它装备一部。
这一经典战例后来被录入了军史，成为了经典。
从23军炊事班的这场遭遇来看，整个郎广围歼战，我军遭遇的挑战其实不大，23军自接到命令，一路上出发就没有停，所到之处如同秋风扫落叶。
就在4月29日早上，23军68师从戴埠向泗安进军，路上还顺手牵羊收拾了敌第四军90师一部，生俘敌师长以下官兵5000余人。
可以说基本上没废什么力气。
23军怎么可能会出现1.3万人的重大伤亡呢？
其实，这全都是个误会。
三整个郎广围歼战，陶勇的23军一共伤亡1293人，其中还有超过500人是轻伤，战斗减员累计也只有700多人，战斗结束后，陶勇给七兵团司令部汇报部队情况，当时因为战斗还没有结束，23军也还在行军途中，因此就报了一个大概的数字。
可没想到的是，事情出在七兵团的译电员身上。
也许是疏忽，译电员把1300人的数多加了个零，导致了23军伤亡成了13000人，这可不是个小数，占陶勇全军的三分之一。
1949年5月5日，华野七兵团政委谭启龙接到陶勇的电报，一看上面的伤亡，也吃了一惊，立马就报到了三野前委，
粟裕一看，也吃惊不小。
要知道陶勇原来就是粟裕麾下一员心腹爱将，一向有“叶王陶”之称，打仗勇猛是没的说，麾下的23军又是华野的精锐，打一股溃兵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伤亡？
可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粟裕不信，震怒之余，粟裕改了23军的任务，原定23军到杭州后，要继续向萧山方向追击残敌，这一任务交给21军，23军留在杭州休整。
不仅如此，粟裕还要求陶勇写一份检讨交上来。
陶勇一看也懵圈了，23军伤亡拢共就只有千余人，拿来的一万三千多人，他致电三野前委询问，这才搞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谭启龙也为这场乌龙的事儿惭愧，特意向粟裕做了检讨，事后忍不住感慨：
“我对自己的部队的战斗力了解还是太少。”
应该说作为一员南征北战的将帅，谭启龙也确实有疏忽，毕竟在如此战场环境下，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大的伤亡，只要稍加分辨或者是询问，就能弄清楚。
不过，23军虽然遭到了无妄的批评，可真正感到遗憾的却是21军。
据原来21军的老兵聚会时回忆，原本上级制定的任务，是让21军在杭州休整一个礼拜，然后去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结果闹了这个乌龙后，23军替21军在杭州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顺理成章的南下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
只能说这也是个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