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降临：瘟疫阴影下的三国历史进程

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各种瘟疫几乎连续不断。其中不少就发生于大动荡周期，故而很容易被成王败寇的历史本身所忽略。

其中典型要属三国-西晋时代......

灾害连环

无论起因如何天灾总与人祸相伴

根据《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统计：从曹魏建立到东晋灭亡，这二百年时间里，发生水、旱、疫等八种灾害共计534次。发生率高达267%！

换句话说，平均不到5个月就有一次灾害发生。作为后人很少注意的点，瘟疫深度地介入了三国乱世，并给那个时代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气候变化和瘟疫饥荒的互动关系，几个变量属于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比如和旱灾相伴的是蝗灾，蝗灾会极大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导致居民的体力减弱-营养不良-机体抵抗力下降。

为了谋生，平民会食用一些非常见的食物，如野生动物或自死动物。但这些动物身上极有可能潜藏病原体，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的威胁。

饥不择食的受灾人口往往会用染疫动物的尸体果腹

随即，瘟疫会导致受灾人口向其他地方流散。在大量流民和军队经过的节点性城市，比如洛阳，会稽，南阳，荆州等地，瘟疫造成的破坏会比其他地区更大。

因此，大规模人口迁徙与掠夺行为，又会导致更多灾民向一些陌生区域流动。比如在南中、夷洲和南方丘陵地带等，会让原住民接触到不常见病原体。在某些南方地区，自然水灾和水攻之后容易诱发血吸虫。从安帝永初元年到献帝建安末，有记载的灾难共有水灾34次、旱灾35次、蝗灾19次，这些灾难都为各种瘟疫流行制造了大前提。

总体上看，北方地区的疾病类型主要是伤寒一类瘟疫。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主要遇到的就是瘴气、霍乱，以及潮湿地带的寄生虫系疾病。年代稍早的马援带领汉军，便在武陵地区遇到的瘟疫：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

名医华佗也治疗过寄生虫疾病

《三国志》中也明确记载华佗曾治疗过寄生虫类疾病，可见这类病症在当时不可谓不普遍。虽然看起来很玄乎，但很明显蛇就是寄生虫。

此外，麻风病、黃疸、肺痨（注病）、踵（足部畸形）、眼盲、细小（营养不良/侏儒病）、颠（癫痫）、涨（账气病）和痈疽（背部生疽）都比较普遍。

三国时代的瘟疫时间分布

在时间维度上，夏季和春季是多种疾病的高发季节。北方人们经历寒冷冬天，人体的免疫屏障较为薄弱。当天气由寒转暖，细菌和病毒之类的微生物很容易乘虚而入，从而引发疾病。

同理，夏季由于气候炎热，河湖地区容易滋生蚊虫和寄生虫。再加上夏季也是军事行动的高发期，高温容易引发尸体腐败，食物变质，也容易加剧瘟疫的传播。

每年换季都可能成为瘟疫爆发的契机

战争与瘟疫

古往今来战争和瘟疫都是相辅相成关系

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流行的基础上，本就容易发生疾病。当战争加入互动，与大规模瘟疫的关系就更纠结不清。

从古到今，瘟疫是战争的孪生子，在东汉末年的乱世就更是如此。因为战争会让大量军事或非战斗人员聚集在一个区域内，为瘟疫创造足够的传播途径。各类病原体和易感人群相互接触，非常容易导致瘟疫突然爆发。

大量聚集的人口是瘟疫爆发的温床

三国格局形成后，各方都能调动上万乃至数十万规模军队。如若长期驻扎在一起，在围城战或者野战中会制造大量生活垃圾，同样为疾病兴起创造条件。尤其是伤病者的尸体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那么就很容易成为新的瘟疫源头。

在围城战中。士兵可能比野战时更容易成为易感人群。这主要是因为处于围困中的士兵作战任务繁重。心理压力巨大，所有人都缺医少药、食物匮乏，不仅作战部队会因为缺乏军粮战力大减。比如曹魏围困江陵时，吴兵就因营养不良出现病症。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

攻城拔寨往往比野战更加致命

在激烈交锋中，死者遗体会因时间或场地有限而无法妥善处置，进而在城中和城下造成瘟疫。比如曹丕在《敕还师诏》中就提到了伴随着围城战的惨烈疫情：中军、征南，攻围江陵，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

特别是三国的南北战争中，位于地理交界的中部地区，各方都会使用土木工程发动水攻或借助自然的洪水作战。这方面的代表有关羽的水淹七军。在夏秋季发动这种攻势之后，不及时收拾战场就很容易造成次生瘟疫。

水淹七军的后果就是瘟疫横行

最后，如果大队人马进入相对陌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也会给士兵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这点不仅为各种探险者所证明，规律同样适用于历史上的各种远征军。比如东吴对东海夷洲进行的考察活动，就因为气候原因一度吃瘪。

西晋灭吴前夕，考虑到夏季江水可能涨潮，有利于善于水战的吴军行动。所以认为：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易侯来冬，更为大举。

气候因素让西晋延后过过灭吴战争

瘟疫影响战争

水军活动频繁的南方更是疾病多发区域

虽然经常被忽视，但是瘟疫作为战争的调节性变量，自带加速或者延缓影响。比如北方势力在多次吃亏后，不得不将南方的夏季高温、水师、瘟疫和气候等变量纳入庙算的范畴。

司马昭的伐吴方略中：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

在当年的长江流域血吸虫病非常常见

长期来看，瘟疫和疾病会对一个地区的居民体质造成较大影响。那些欠开发、地广人稀的南方山区，整体上自然条件比北国更恶劣。根据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的记载，当时东吴地区的普通士民，有很多人都有腹心病。所谓的腹心病，就是血吸虫病。这种病在先秦两汉时代的南方地区非常常见，可能和楚地居民多吃河鲜，也与消毒杀虫技术不成熟有关系。在现代医学传入前，寄生虫类疾病是令南方居民生活困苦的长期问题之一。

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女主人，西汉女贵族辛追的遗体显示，墓主人的体内不乏鞭虫卵、蛲虫卵和血吸虫卵。在那个年代就连王公贵族都无法免于寄生虫的困扰，更何况更多普通百姓呢？

血吸虫病的传播路径

南方地区潮湿多水，霍乱和痢疾等疾病也很常见。当时，就连一些重要人物都无法幸免。比如痢疾的最知名患者刘备，在他给刘禅的遗诏中，就提到了痢疾：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除造成居民的非战斗性伤亡之外，瘟疫还在当时催生了各种瘟疫文学。比如以哀悼、悼亡和送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兴起。此外，生死的无常和频繁的下葬已经让儒家经典对世界规律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神秘而诡吊的氛围导致了神秘主义气息在中华大地上的泛滥。无论是太平道还是五斗米道的兴起，都体现了旧逻辑和秩序崩坏后，甚至建立半神权性质的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