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937年2月2日，随着“二二事件”的一声枪响，宣告西北三位一体的格局瓦解，西安事变也彻底落下了帷幕。

此后，人心离散、失去谈判筹码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陆续被老蒋肢解，分散调往各地。

在老蒋的计划中，下一个要瓦解的就是红军了。

有关红军改编的问题，国共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分歧太大，加上双方实力悬殊过大，一直没有什么成果。

一直到1937年3月8日，国共双方才就编制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红军编三个师。 史称“ 三八协议”。

但这只是国民党的步步蚕食之计，最后的目标依然是瓦解红军。

1937年6月，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中共谈判代表受邀前往庐山继续商讨后续改编事宜，一开始老蒋痛快给了红军三个师的番号，但后续他又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总指挥部；各师副职由国民政府委派，并且特别提出：毛泽东、朱德要离开部队。

面对老蒋的无理要求，周恩来等人自然严词拒绝并给予反驳，坚决不同意让领袖离开部队，并坚持让朱老总继续担任改编后的红军总指挥。

老蒋不设总指挥部的意图是让中共取消军事指挥机构，将部队和中共分隔开，从而达到瓦解红军部队的目的。

而我们自然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这是原则底线问题，此外在这件事上，中共和共产国际也达成了共识：要坚决确保红军改编后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部队的指挥。

而老蒋瓦解红军的决心也没有丝毫的动摇，显然，双方再次谈崩了。 红军改编之事再次搁浅。

当时的情况，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改编。

从国家民族感情来说，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全民族都在期盼的事，可谓是众望所归，民心所附，而且侵华日军也加快了侵吞中国的步伐，时不我待；

从组织关系来说，共产国际明确要求我党放弃“反蒋”的战略，要逼蒋抗日，甚至是联蒋抗日，总之就是不能再打了，要早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从红军生存的现实境遇来说，万里长征后的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实力损失惨重，物资奇缺，如果继续打下去，有覆灭的危险，好不容易保留下的精锐也可能损失殆尽，革命火种虽不会熄灭，可要想恢复到当前的状态，又要不知付出多少牺牲和努力。

总之一句话，打是绝路，就算被逼无奈要打，那也是为了坚守底线多争取筹码，最后还是要走到谈判桌前，靠改编解决问题。

但红军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分量又不够，反观老蒋则是稳操胜券信心十足，如果没有意外发生，面对如此困境，红军又该如何破局？

破局的方法很简单。

教员的思路，一般人真跟不上，既然老蒋将中共释放的善意当成软弱可欺，欲将改编变为“收编”，捅破窗户纸，提出让“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的过分要求。

那陕北也干脆点，直接掀桌子：那就不谈了，我们自己改编自己。

1937年6月25日，陕北中央直接给彭老总、 任弼时、 叶剑英发电报说：

“ 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 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 否则即于‘ 八一’ 自行宣布改编， 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 编三个正规师， 共45000人。 每师以编至 14000人上下为标准。 每师仍两旅四团， 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 约2700人。 其他编师的直属队， 总部编3000人， 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 人， 保卫队在内。 工厂、 医院另编。 抗日军政大学另行解决 ， 本期毕业后力求继续办一学校。 在此编制下编余之老弱、 残废、妇女及机关工作人员约三四千， 另设法安置。 ”

这里的“宣言”是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而老蒋也即将在庐山发表一篇重要的宣言。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相关部门以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团体、各界人士来庐山开“谈话会”，讨论抗日事宜。

对于老蒋与国民党来说，庐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宁汉合流”的国民政府于1928年定都南京，庐山便成为“夏都”。老蒋不但每年夏天都上庐山办公，其它季节也时常到庐山来决策重大事情。

因为老蒋喜欢到庐山度假，他的那些下属们，也都纷纷到庐山置办宅邸，就连国民政府很多重要部门也都在庐山专门设立了办事处。

一到了夏季，国民党很多要员都会追随老蒋到庐山避暑，所以庐山也就有了“夏都”的称呼。商讨抗日事宜，这么重要的事，自然也被老蒋安排在庐山了。

到了6月23日，张群又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邀请各方代表前来开会商谈有关抗日战争的诸多问题。

如果老蒋在此次会议后，依然不同意设立总指挥部，坚持要瓦解红军，那教员等人就会在1937年8月1日这一天发布宣言，自行对外宣布改编，然后红军整装待发开赴抗日战场。

然而就在庐山会议召开前，侵华日军突然动手，悍然发动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7 月 8 日，南京政府《中央日报》“牯岭版”特发号外：“七七卢沟桥交火！ ”， 顿时震动庐山， 震动全国。

消息传到陕北后，红军众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

7 月8日下午， 蒋介石收到教员、朱老总、周恩来等9 人联名发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 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 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 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发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 与日寇决一死战！ ”

与此同时，蒋介石不断接到报告有关日方动向的密电：

7 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决定立即增兵华北；

7 月13日，日本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日本首相要求全国战时总动员；

7 月14日，日本动员 40万兵力， 5个师团及大批部队奉令开拔， 坦克数百辆、飞机 400多架已出动……

老蒋就算再迟钝，也晓得这是日本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了。

1937年7月16日，“庐山谈话会”在传习学舍楼举行。会议厅里悬挂着一融巨大的竖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也代表中共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现场，众人群起激愤，冯玉祥厉声说道：“当今之时，唯有迅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

与会众人也纷纷发表支持抗日的言论。

1937年7月17日，是老蒋一生中最光辉耀眼的时刻，也是一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日子。

身穿军装，佩戴满身勋章的蒋介石，精神饱满地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

“各位先生、女士们，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面临一个悲惨之境地，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一篇由国民党第一支笔陈布雷起草，老蒋宣读的宣言，赢得了在场诸人的热烈掌声。也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就连教员也称赞“这是国民党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发言。”

趁热打铁，7月17日下午，周恩来和博古等人再次来到“美庐”别墅，与老蒋、邵力子、张冲进行正式谈判。

刚发表完抗日宣言，心情比较愉悦的老蒋，在这次谈判中，态度缓和了许多，没有了之前那么强硬了，但有关设立总指挥部的事，依然含糊其辞，不愿给准确的说法。

老蒋这边还在推三阻四，可红军将士早已等不及要上战场抗日杀敌了，在与老蒋谈判同时，陕北即着手对红军改编进行准备。

7月21日，陕北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提出红军立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向华北出动，执行对日直接作战的神圣任务。

小日本动起手来，也丝毫不含糊。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从东北、朝鲜抽调关东军第一、第十一旅团和第十二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坂坦第五师团，赶赴华北，加强中国驻屯军。

至1937年7月16日，日在华北兵力已达5个师团。日军在大批新增援军到达后，即于7月下旬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

7月26日，日军攻占廊坊。

28日，日军向北平近郊南苑、北苑、西苑发动总攻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同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但未能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殉国。

29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同日，天津守军第三十八师一部同日本驻屯军展开了激战。

30日，日军从大沽口增兵天津。

北平、平津相继沦陷（北京、天津），让国共双方都感到了莫大压力。

8月9日，朱老总、周恩来、叶剑英，急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并就红军改编等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此时，抗日形势一日三变，十分危急，老蒋再无理由拖延红军改编，大敌当前，国共双方很快就红军改编事宜达成了一致协议。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