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振武：作为内地人口问题的翘首，对最近二十年来的计生政策影响深远。翟教授目前也是身兼数职，除了本身高校的职务外，他还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计生委委员，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可以这么说，内陆人口方面的专家，几乎都算他的门生故吏，可想而知，他的影响力有多大。并且，针对人口问题，他曾经到了那个最神秘的地方，给最高层进行了集体的学习讲课。这种种的荣誉，单拎出来一样，就够很多人骄傲一辈子了，而他全部都拥有。

易富贤

而下面这位易富贤，和翟振武相比就逊色多了。他的教育经历一直都是一个医生，本科，硕士，博士均毕业于中南大学博雅医学院。一个学临床医学和药理学的博士，本来和我们的计生工作不沾边，这注定了他没有多少门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翻遍简历，也没有找到他在内地拥有什么行政级别，更没有在任何权威的协会有任职。他更多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进行一些工作。

而问题的转折点出现在2007年，一个学医出身的易富贤，竟然在香港出了一本书，书的名称叫做《大国空巢》，这本书的出版，在国内外获得了很大的反响，被成为内地人口研究的经典之作。等到这本书在内地真正面世，已经是6年之后的2013年，书籍经过了重新的排版，删减了大段犀利的语言，代之以更温和的论述，更扎实的数据、更正确的观点。浓缩了港版20%的内容，新增了80%的特供产品，在内地顺利出版，改名《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而此时的内地，我们还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还在反复的强调一个孩子好。

内地出版当年，被我们称为“国师”的张艺谋导演的“超生门”事件被爆出，次年因为超生问题，被处以748万的巨额罚款。也就张艺谋是个老实人，没有让自己的媳妇跑到国外生孩子，不仅这748万可免，孩子回来上学还是留学生。清北对于这种熟练运用汉语的外籍学生不是轻松自然，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时代在变迁，我们翟会长的研究方向一直没变。翟会长2014年3月在《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再看看单独二孩实践情况。从2014年1月17日开始，各省陆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9月30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70多万例，并且申请人数在逐月递减。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而那个年代，我们对未来的自信有多大，不需要我说，你也应该有印象。

虽然人口出生的数据没有达到翟振武们的预期，但是翟会长对此没有进行丝毫的反思，而是进行了直接的反驳。有一次，翟会长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经济的发展造成民众生育意愿的下降虽有出现，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很多人想象的程度，那种认为放开了二胎政策民众也不会生的观点，本身就自我矛盾，“既然这样，那你还主张放开二胎干嘛？就别主张放开二胎了。”

不管翟会长如何嘴硬，数据没有说谎。从2014年开始的申请审批二孩政策，到2016年元旦开始的正式放开，通过统计局事后公布的数据，我们的人口出生量只在2016年一年有所改善，然后就是漫漫下跌路，直到2022年人口出生量是1950年以来首次跌破1000万，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没有创造出这个奇迹。

随着2021年5月份三孩政策的正式公布，加上多地对多孩家庭奖励措施的逐步实施，我们当年限制家庭出生数量的政策几乎变成虚设。

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为何一个研究人口问题一辈子的权威，他得出的结论和结果却背道而驰。而一个半路出家的学者易富贤，17年前的狂妄之语却不幸命中。我们现在再看看百科对翟振武教授贡献的描述，不知道你作何解答？

我只知道：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观念，想让现在的年轻人抹去，绝非一朝一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