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突然袭击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派遣军队进入加沙，承诺将把哈马斯“从地球上抹去”。此后的一个多月内，在密集的轰炸、严厉的封锁、激烈的巷战以后，以色列军队基本控制了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飙升的平民死亡人数，日益深重的人道灾难正在将以色列推入愈发不利的国际舆论中。
然而，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长期战略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美国、阿拉伯国家，卷入其中的各方作出完全相互矛盾的表态，使得人们对加沙的未来难以拼凑出哪怕是模糊的轮廓构想。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处境是：问题很多，答案却很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想在战后加沙看到什么，但我们将会怎样、想要什么，仍有待解决。”
目前领导着以色列的是该国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在10月7日的创伤以后，他们反应空前激烈，“一心只想复仇”，使得加沙的未来更不明确——没有人知道战争会在何时或者如何结束，也不知道彻底摧毁一个拥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组织将意味着什么。
“复仇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复仇不是一种战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退役将军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在谈到加沙军事行动时说道。
多年来，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地道。他们的据点和学校、医院、清真寺等平民区混杂在一起，使得袭击更加复杂。几周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空袭的猛烈程度已经超过了2016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摩苏尔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后者被称为二战以来世界上最惨烈的城市战。
加沙的情况可能更糟，前美国国务院巴以问题谈判特使弗兰克·洛文斯坦（Frank Lowenstein）说：“根据以色列对其军事目标的定义，它几乎只能通过夷平加沙的大部分地区来实现。”
以色列的目标是消灭哈马斯的最后一丝踪迹。根据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说法，“不只是在战术上斩首哈马斯，还要粉碎其在加沙拥有任何军事或司法统治能力的可能。”但专家质疑这一目标的可行性，过去16年来，哈马斯一直是加沙官僚机构和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万名哈马斯政府雇员经营着学校、医院、临时司法系统、警察局等社会服务机构，其中包含着“正式”哈马斯成员、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员工，以及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职员。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大约6万人。”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哈利勒·希卡基 (Khalil Shikaki) 说，“他们负责管理班级和学校，他们是医生、护士、提供水电的人员。以色列为什么要追捕这些人？”
被以军当作重点军事目标的加沙希法医院
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犯下了类似的错误。当时，为了消灭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势力，美国解散了伊拉克的军队，并对伊拉克公共部门“去复兴党化（复兴党即1968年至2003年期间统治伊拉克的政权，在后期被称为萨达姆政权）”。于是，作为复兴党临时成员的技术官僚与意识形态上的复兴党成员混为一谈，他们的离开阻碍了新政府吸收本可以帮助稳定国家的专业人士。
更难以彻底消除的是“哈马斯”作为一个理念的传播。哈马斯成立于1980年代末，致力于武装抵抗和消灭以色列，是巴勒斯坦政治中的第二大实体，也是一个由理念聚集起来的组织。就像以色列人拥有复仇欲望一样，面对加沙惨烈的现状，巴勒斯坦人也将存在同样的、甚至更大规模的人类复仇冲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杀死所有的哈马斯，可能会催生更多的“哈马斯”，使以色列陷入长期血腥的起义之中。
10月7日，哈马斯攻破以色列围栏
从总理到官员，以色列高层对于加沙的长期战略有一些模糊的表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将在战后“无限期承担加沙的全部安全责任”，加沙应该由那些不想继续走哈马斯道路的人统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Yoav Gallant）则进一步解释称，一旦战争结束，以色列将对加沙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应对加沙地带任何可能构成威胁的局势。
总结来说，在10月7日袭击后成为惊弓之鸟的以色列，对加沙未来机制的设想有两个条件：第一，不是哈马斯；第二，以色列必须保持绝对的作战优势，以避免任何可能的安全风险。
至于具体方案如何，以色列政坛内部也没能口径统一。
以色列官员承认，战争结束后可能会在加沙驻军。该国安全机构中有人提出，可能在加沙实施约旦河西岸现有的手段，如建立A区、B区和C区，方便以军进出（在约旦河西岸，A区的军事与民事管辖权均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B区由以色列军事控制，但民事管辖权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C区的军事与民事管辖权均由以色列控制）。甚至有右翼议员认为，应当引入被大多数国际社会视为非法的定居点。
约旦河西岸的A区、B区和C区（2017年）
为稳定局势，防止哈马斯势力重组，以色列国防军可能在加沙维持至少是短期的存在。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以军不应该持续占领加沙。对以色列来说，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对国际舆论的忌惮，更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历史已有前车之鉴——1982年至2000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战，以色列军队不得不与游击队缠斗，最终导致代价高昂的撤军，且没有实现长期安全目标。同样，以色列曾在1967年至2005年之间控制加沙，持续的安全挑战给以军造成巨大压力。
以色列官员也一再表示，他们无意在战争结束后长期占领。内塔尼亚胡的高级顾问马克·雷杰夫（Mark Regev）说：“我想你可以期待一些更加多变、更加灵活的计划。我们不是在谈论任何形式的持续占领。……我们有兴趣建立新的框架，让加沙人管理自己，让国际社会支持加沙重建。希望我们能让各国——包括阿拉伯国家——参与重建一个非军事化的、后哈马斯时代的加沙。”
没有人对这个“多变、灵活的计划”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一些西方官员甚至怀疑这个计划是否真的存在。“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使得其他人很难制定计划。”一位西方官员说，“太乱了。”
如果以色列坚持剿灭哈马斯，又无法对加沙进行具体的长期治理，那么就需要有一支力量填补哈马斯留下的空白，在以色列的支持下负责加沙的民政管理和战后重建。摆在台面上的候选人不多——包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阿拉伯国家、联合国，但没有一个是完美答案。
作为以色列长期以来的亲密盟友，美国人提出了对加沙战后秩序的一些构想，以缓解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的担忧。
冲突爆发后，一向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拜登几次强调，以色列占领加沙将是一个“大错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进一步表示，以色列不应该重新占领加沙、不应该迫使加沙地带居民流离失所、不可能缩小加沙领土，或封锁加沙。他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在战后过渡时期，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可以暂时管理加沙，然后等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效且重振活力”，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可在其领导下重新统一。
对于布林肯的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无情打脸”。11月11日，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拒绝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接管。而即便以色列能接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入驻，地方官员也对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存疑，原因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人当中的声望早已跌至谷底。
布林肯（左）和内塔尼亚胡
在认识到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联盟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的想法之后，拜登政府可能会调整路径。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可能会采取更加温和的举措，勾勒出一条最终恢复谈判的道路。因为对即将在明年寻求连任的拜登来说，对内塔尼亚胡强硬施压意味着疏远亲以色列选民。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合理的选择为何不可行？
1993年，巴以双方签订《奥斯陆协议》，旨在为最终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奠定基础。当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即法塔赫）同意成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为阶段性、过渡性政府，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实施有限自治。现任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已经88岁，于2005年当选。
2005年，以军撤出加沙地带。2006年，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举行的选举中获胜，又在次年的加沙之战中击败法塔赫，赢得加沙控制权。从此以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分裂为两个政权。
既是属于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权，又曾经有管理加沙的经验，还主张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巴以问题，主席阿巴斯是西方国家了解的“和平人士”，看似是战后管理加沙最合适的人选，为何成为各方都不看好的选择？
从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来看，他似乎是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以色列来说“不够安全”。他指责该机构教育儿童仇恨以色列、为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家属提供津贴，且没有明确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他说，“在目前的安全形势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应该接管加沙地带。”
对加沙人来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又“太安全了”——哈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不算广受欢迎，但阿巴斯简直是备受谩骂。加沙人认为这个机构腐败、独裁、低效，对选民意见不屑一顾。更重要的是，阿巴斯和以色列在安全问题上合作，其控制权和经济能力都被不断削弱，几乎被巴勒斯坦人视作“以色列占领的分包商”。
阿巴斯在巴勒斯坦人之中并不受欢迎
民调显示，近80%的巴勒斯坦人认为阿巴斯应该辞职。73岁的约旦河西岸居民亚西尔说，从1967年起，他一直在期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让他和他的子孙能够在其中自由地生活。但数十年来，以色列定居点在他眼皮子底下扩大，巴勒斯坦人迁徙和团聚的权利受到限制，阿巴斯将谈判视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除了他们的行为继续受限，什么结果也没得到。
他的邻居、54岁的里亚德·戴斯 (Riyad Deis)说：“我们不喜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或阿巴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斗士，而阿巴斯希望进行谈判。”但他又“自相矛盾”地补充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明智的。他想通过妥协取得结果。归根结底，就连加沙人也告诉我，他们想要好好活着，爱自己的孩子，睡在妻子身边。问题在于他的和平——这是一种不公正的和平。”包括戴斯在内，许多巴勒斯坦人担心阿巴斯的让步会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至于阿巴斯本人，他没有完全拒绝进入加沙的可能性，但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只能在“全面政治解决方案的框架内”介入。另一个尴尬之处在于，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真的在冲突之后重回加沙，会被当地人视作“骑着以色列人的坦克进入加沙”。
阿拉伯国家：不愿接过“有毒的圣杯”
阿巴斯面临的道德难题，同样阻碍了阿拉伯国家在加沙战后安排中发挥作用的道路。随着时间推移，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变得更加漫长、更加血腥，他们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就更加不可能实现。
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在加沙扮演任何角色都像是接受“有毒的圣杯”——看似诱人，实则棘手。一位阿拉伯外交官表示，这么做“将会被阿拉伯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受折磨）”，“在（加沙）遭到如此的破坏以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会介入”。他们担心一旦在加沙驻军，就不得不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武力，被视作他们的敌人，没有阿拉伯国家愿意让自己的军队陷入这种境地。约旦外交部长艾曼·萨法迪（Ayman Safadi）强调，阿拉伯国家不会让以色列为所欲为，然后在他们走后收拾残局。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拉法口岸是埃及-加沙地带之间的唯一过境点
此外，阿拉伯国家担心如果参与对加沙的治理，将危及他们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总体目标。自从16年前以色列开始封锁加沙以来，埃及一直拒绝以色列邀请他们管理加沙的请求，担心这将为以色列向埃及转移加沙200万居民打开缺口。沙特也不愿采取与两国方案相冲突的策略。
财政援助将是另一个挑战，加沙被封锁多年，不太可能自行重建基础设施。但如果无法达成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阿拉伯国家可能不会付钱。正如一名西方外交官所说“他们已经多次重建加沙”“你不能每隔几年重建一次，然后再次摧毁它”。这是西方和海湾国家共同的观点。
如果阿拉伯国家联盟要在加沙的战后治理中发挥作用，需要埃及、约旦和沙特等主要阿拉伯国家达成共识，还需要在加沙的治理、安全及经济发展方面制定明确的战略。每个成员对于在框架中承担的具体角色和责任达成一致。
在轰炸中成为废墟的加沙
至于联合国，许多人认为作为中立方的联合国应该参与加沙战后重建。但尽管联合国战前在管理学校等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很少人认为它能够接管整个民政管理。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以色列对联合国的敌意越来越深，一些人指责联合国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
以色列国防军研究部门前负责人约西·库珀瓦塞尔（Yossi Kuperwasser）表示：“让国际部队来是行不通的（指负责加沙治理）。”他举出黎以边境冲突的例子，“当真主党向我们发动攻击时，联合国驻黎巴嫩的部队在哪里？”
巴以冲突如何能解
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后续战略，以色列在加沙的反攻将成为一种单纯的惩罚性行动，不仅无法建立长期的稳定与和平，还可能适得其反，进一步煽动全球反犹主义，削弱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前景，削弱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故事已经表明，不考虑后续计划而推翻统治力量，将导致长期、代价高昂的纠缠。
但是，无论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打算如何安置加沙，加沙人能否接受加诸于自己身上的规划都将是未知数。如果加沙人感到自己的利益没有被代表、在加沙的未来中失去话语权，以色列可能在未来多年内深陷加沙的低级别战争。哈马斯或新一代的“哈马斯”很有可能卷土重来。
一名西方官员表示，要解决棘手的巴以冲突需要三个关键要素：积极参与的美国政府，以及认真对待和平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导人。正如多名分析人士所说，从根本上消灭“哈马斯式”好战意识形态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与以色列一起建立巴勒斯坦国。然而，这一在数十年前曾经接近的愿景，现在变成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