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乒乓外交，是中美建交史上跳不开的重要节点，也是当时世界格局转变的悄然起始。

在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有位美国嬉皮士询问周总理对嬉皮士的看法，但总理的一番话，让这位小嬉皮士见识到了什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总理过往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杰出的主要领导 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1898年3月5日周总理在江苏省淮安县城的一个封建家庭出生，原籍为浙江绍兴，母亲因操劳过度患肺痨而亡，在他12岁的时候，因父亲和伯父离家到辽宁铁岭做事，便跟随父伯北上读书。

在东北读小学那段时间，周恩来同志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前卫的学校环境，开始接触到革命书籍和革命道理。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由于对文学、历史、政治感兴趣并喜欢能说理的东西，在中学学习期间曾以演说、劝募的方式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不但如此周恩来还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和表现，成为了奖学金的常客，用得来的钱来充抵学费。

1913年到1925年，周恩来同志参加过“五卅运动”，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去欧洲留过学，彻底摆脱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在黄埔军校当过老师和政治部主任，带过四期学生；在27岁的时候与挚爱邓颖超同志结婚。

从少年到青年，周恩来同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好的坏的都经历过，但玉不琢不成器，也正是青少年的“动荡不安”，才会造就后来不怒自威，谦谦君子的周总理。

1927年汪精卫“七 ·一五”叛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同年七月底，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与朱德、贺龙、 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八 ·一”武 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

1928年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党的六大后，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这一时期，他为保证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全国各地区的武装斗争，为发展白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用说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里都有周恩来的身影，那时候他既是情报方面的一把手，也是外交的一把手，两者看起来虽然关系不大，但有情报很多时候，会使我党外交上占优势，尤其是在那个战争年代，情报和外交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同志被任命为我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至此，周恩来同志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止手上的工作，他为祖国的辉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二、乒乓外交

1971年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选手格伦 ·科恩错搭中国代表团的车辆，结识了庄则栋，两人交换了礼物。

由于两国曾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之后长期互相敌视，不但没有外交关系，也不互相往来，美国政府在其护照上注明不许持照者前往中国等共产党国家，中国自然也没有什么人去美国公干或办私人事务。

在此背景下，庄则栋与科恩的交往成了新鲜事，引起轰动，被媒体广为报道。两国政府趁此事件造成的影响，各自采取了某些放宽人员来往的措施，还释放了其他

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善意。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后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回访，人们将此 称为“乒乓外交”。

故事内容看起来很顺畅很简单，但大国外交那会如此简单容易，期间不敢说充满了勾心斗角，毕竟当时局势特殊，预先安排肯定是有的。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内，多次经历战争的考验，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以及越南战争之后，使得当时的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新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了中国在亚洲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1964 年原子弹成功爆炸，1970 年人造卫星“东方红 ”1 号升空成功等这一系列国防科技的发展，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事实上，美国自约翰逊政府后期，便开始采取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策略，正如 1967 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所说：“从长远角度来说，不应将中国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最直观的体现和最有利的证据。

这也形成了20 世纪60 年代末形成的中、美、苏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期间，美苏争霸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开始下降，北约同盟国又不支持美国“越南战争 ”。

使得美国不得不寻求外在因素，制约苏联，同时期，中苏之间也是暗潮涌动，1969 年中苏边境冲突，苏联增兵中国边境。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紧迫局势下，毛泽东与尼克松一样，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与美国改善关系对中国利大于弊。

其实60年代后期，中美高层就已经多次通过间接的形式释放友好信息，毛泽东通过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在与其会谈时说道：“欢迎尼克松来中国”。尼克松则在庆祝联合国25 周年的会议上，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尔 ·汗会面，告知“美国开启与中国的磋商是至关重要的”，并请其转告中国领导人。

但以上均不是中美两国高层或代表团的直接对话，如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成为中美两国领导急需解决的问题。

20 世纪70 年代初期出现转机，第 31 届乒乓球世乒赛在日本举行，日本主席后藤钾二认为本届世乒赛只有将中国邀请参赛（ 特殊时期，中国乒乓球队未参加29 、30届世乒赛，是否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决定权在国家）才名副其实。

后藤钾二与周恩来总理接触以后，周总理上报毛主席得以批示，在 1971 年的《人民日报》上报道，将参加 31 届世乒赛，该决定是国家领导人经过斟酌得出的结果。

确定参赛后，同年 3 月份，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告诉队员，他们的参赛是一种 “政治斗争”，并在第二次接见时再次重申。

同时，在一次外交部和体育界官员参与的会议上，就关于中国乒乓球队与日本、 美国队碰面的事做出评论，他说：“作为团体，我们总要和他们接触。如果美国进步，可以请他们来比赛。”

紧接着：“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的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 ……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

应该说，在第 31 届世乒赛未开赛之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思想层面已经做好缓和两国关系的准备，但通过何种方式缓和，不得而知。

从上得知，乒乓外交并非只是故事里的搭错车握个手，比赛前双方高层都做知足了准备，不管有没有搭错车这件事，中美双方都要进行接触协商的，只不过老天爷的神来之笔，给了事情一个最好的开头。

三、搭错车

1971年4月4日，世乒赛5个单项的比赛全面展开。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19岁的大学生科恩一向比较喜欢独来独往。

一天下午，科恩一个人搭乘一辆组委会的小车，去了一幢七层楼的练习馆。过了一会儿中国队也来到这里练球，科恩瞅准机会问我队主力之一的梁戈亮，能否和他挥几拍。梁戈亮欣然同意。

等科恩练完球，整理好东西，带着一身汗走下大楼时，竟然找不到他来时搭的车了。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辆带有世乒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他情急生智，连连招手，大轿车在他身边缓缓停住了。车门“吱咀—_”一声打开了，他想都没想就一个箭步跳上了车。

科恩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漫不经心地抬头四顾，嗯？！心里吃惊道：我上错车？

但吃惊的不仅仅是科恩，在大轿车里坐着的25名中国乒乓球选手和代表团工作人员，这时都认出了上车的是美国运动员，而且是爱标新立异的“嬉皮士”科恩。

这个特征明显 的 “USA”选手长发及肩， 穿着紫色的印花喇叭裤，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美国嬉皮士造型，尤其是他那一头长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少见的，因而特别引人注目。

但司机没管那么多，有人上车就马上关门点火发动，科恩在一瞬间的尴尬后，突然大大咧咧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有没有翻译?”找到翻译后，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起自己的意思：“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衣服看上去都很滑稽，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和我穿的一样，想的也和我一样。我们曾经被压迫，但通过革命，获得了自由。”后来一位路透社记者在采访科恩后说，当时科恩说这些话时，满脑子在想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如何让中国人获得自由。

虽然科恩上错了车，但是中国人民向来是热情好客的，在车上中国乒乓球国家代表队和这个大洋彼岸的年轻小伙热情交谈起来，队员庄则栋还送了礼物给这位“嬉皮士”。

车很快到了体育馆，当庄则栋与科恩有说有笑地下车时，正好给候在门口的几个日本记者看到了。

记者们都看到了那件礼物，科恩忙解释说：“我还没有给庄先生礼物呢。”他们交谈、握手的照片，第二天就上了日本《读卖新闻》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两人合影照片的说明是这样写的：庄则栋难道与科恩是朋友吗?

世界媒体都抓住了这个敏感的话题，特殊时期中美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友好举动，不由不让人浮想联翩，不加以好好利用那简直是暴殄天赐的新闻来源。

在后面的美国乒乓代表团访华的过程中，这位反叛的“嬉皮士”也没控制住自己，在一个严肃场合问了总理对嬉皮士的看法，周总理的一番回答十分的有哲理。

周恩来说：“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当时科恩正读大学二年级，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土，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却出人意料。

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一位走过风风雨雨，见过人生百态的伟大革命家，说出的话有多简洁深刻有至理，没有打压没有异见，只有先行者的谆谆教诲，因为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尝试过用自己所理解方式来改变世界，都想过自己能将世界改变成理想中的模样，所以会有千奇百怪的“反叛”“前卫”的文化出现。

原因是他们还不成熟，或者说急躁，又或者他们所处的环境，不足以支持有大规模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流行，只能另辟蹊径，来表达自己的反叛和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总理对她的儿子开解提示。

参考文献：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1年第9期10-12

张宏喜 《世界博览》·2016年第17期90-92

孟红 《世纪风采》·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