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沛/文

一

汉奸张焕相，是东北军阀政权、张学良时代的东北航空副司令。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率领奉军进关，讨伐石友三军，他随同去北京。九一八事变后，他本可以不趟到伪满洲国组织的混水里。但是，由于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和他的家庭关系，终于在 1935 年，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四年多的时间，他特从北京跑回了东北，参加到伪满洲国组织里，当了伪司法部大臣、伪参议府参议，帮凶日本侵略者镇压屠杀东北人民。

张焕相是辽宁省抚顺县新立屯的人。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当保甲长，鱼肉乡民，私设公堂，包揽诉讼，好地有3000余垧，是当地一霸。因此，当地人送了个绰号，叫他“张二朝廷”。意思就足，北京有清朝廷，新立屯也有一个朝廷，是“二朝廷”。

在1904 年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司令官鲛岛中将驻在新立屯张的家里，他父亲热情招待，为日军办粮秣军需，探听俄军的军事情报，帮了日本很大的忙。因此，鲛岛很表示感谢，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张焕相就拜在鲛岛膝下，做了鲛岛的干儿子，鲛岛就成了张焕相的义父。由于义父子的关系，鲛岛劝张焕相去日本留学，张焕相的父亲很愿意，拜托鲛岛多为帮忙。

这时，正值东三省总督府考送赴日本留学生，鲛岛亲见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把张焕相推荐给赵尔巽，请赵尔巽想法，送张焕相去日本留学。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十分畏惧，赵尔巽也不例外，对于鲛岛推荐的张焕相，以不用考试的命令，就列入了留学生名单之中。

这次送去日本留学的学生，都入了日本士官学校（当时名为振武学堂）。张焕相留学回国后，在东北军阀政权时代，混上了将官阶级，人们送他的绰号，叫“张大下巴”。

在1935年，伪满洲国已经有四年多的历史了，对于从山海关里外出人的人，检查很严，对于海路从天津到旅大的船只，也检查很严。张焕相以现任的东北军航空副司令，怎么敢冒险回东北呢?据说，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生，很多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同期生，都当了大官。当时日本驻朝鲜的总督南次郎就是他的同学之一。张焕相在回东北之前，曾经和南次郎通过信，南次郎表示欢迎他回东北，保证他的安全，并写信给关东军司令官，介绍了张焕相的一切，说明他是亲日家，决不能有“反满抗日”的不当行为等。张焕相得到了保证之后，从关里回到东北，平安无事地在新立屯家里住了有一年时间，日本察看其确实可靠，就叫他当了伪国务院嘱托，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委员。

到了这个时候，张焕相要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示一下他是忠实于日本、拥护伪满洲国政权的亲日家。他给日本提出了四十余件“条陈”，都是有利于日本，不利于东北人民的“条陈”。根据人们所知道的，他曾给日本建议，伪满洲国应增加捐税，以充实“国库”。就是伪协和会会员，也应该强迫东北人民，全部加入伪协和会当会员。这样，每个会员每月交纳5角伪币的会费，东北3000余万人，可有相当数目的会费收入。他曾给日本建议，所有的伪宫吏，每天要步行上班，节省汽油，把节省下的汽油供给“皇军圣战”使用。他曾给日本建议，应该加强奴化教育，所有的东北人都应当学日本话，不采用不会日本话的伪官吏。东北人应当学日本人的风俗习惯，这样，东北人才能逐渐和日本人一样，达到“日满一心一德”、民族协和”的要求。他曾给日本建议，东北北满地多人稀，应当把在南满居住的中国人，移到北满去，把日本人从日本移到南满居住，以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多的困难。他曾给日本建议，伪满洲国应实行禁止吸食鸦片烟，但不禁止种植，这样把鸦片烟卖给中国内地，可获相当的收入。他曾给日本建议，东北接近苏联，应当加强防止“赤化”，宣扬“孔教”，各地“文庙”应按时祭祀。他曾给日本建议，在东北各地多修建“日本神社”，让中国“和尚”去日本留学，让中国人参拜“日本神社”，等等。

由于张焕相的忠诚积极表现，在1937年他当了伪司法部大臣。在伪司法部里，对，日本官吏，无论职位大小，“一视同仁”毕恭毕敬地对待，但对汉奸伪官吏，则神气十足地高傲卑视。有一次，在伪司法部走廊里，张焕相看见一个伪宫吏，在他面前无礼貌地跑过去了，这是对于大臣毫无尊敬的表示，不由得大怒，当即大喊一声“站住”。这个伪官吏听到喊声回头一看，是大臣，马上九十度鞠躬，说了一声“失礼”，张焕相一听说日本话，是日本人，马上消气，笑着说：“没有什么，你忙，你快去吧!”当时传为笑话，伪司法部里的汉奸伪官吏都在背地里骂他。

张焕相当了伪司法部大臣以后，总觉得自己是旧东北军阀时代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急欲想爬上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地位，才算称心如意。要想称心如意，就得让说了算数的主子信任他，看他确是一个可用的人物，才能达到目的。那就是日本殖民者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日本殖民者喜欢作什么，就作什么。

伪满当时，在各官场里，每天早晨上班后，要作一次早操，在做早操前，站好队，要向“东方遥拜”，因为从伪满洲国看日本，是在东方。或在举行什么仪式、会议等聚会场所，都要向“东方遥拜”，就是念念不忘日本的表示。张焕相则在他自己家里，每天早起，率领老婆孩子，在楼上平台，或在院里，向东方恭恭敬敬地行所谓“最敬礼”。

伪满当时，“日本神社”每年有定例日期的“神社祭”，每月有定例日期的“神社祭”。日本人对于神社非常崇敬，路过神社时也要向神社行“最敬礼”。张焕相不仅要参加“神社祭”，还要经常领着老婆孩子特意到日本神社前行“最敬礼”，以表示他对日本神的崇敬和信仰。

伪满当时，日本在各地修建有“忠灵塔”，在塔内供奉着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的日本士兵的骨灰、牌位。每年有定期举行的“慰祭”。举行慰灵祭时，仪式很隆重，有各界人士参加致祭。日本对于这些“尽忠于国家的灵魂”，非常尊敬，每逢路过忠灵塔时，都要向塔行“最敬礼”。张焕相不仅要参加定例举行的“慰灵祭”，还经常携带老婆孩子到“忠灵塔”前“参拜”。不仅参拜，还要带着老婆孩子扫忠灵塔的台阶，打扫清洁。

1939年，张焕相在其家乡新立屯修了一个日本神社，里面供着日本“天照大神”。

修好以后，他到日本去亲自背回来“天照大神”的“原神”，供在小庙里。并请伪满的

日伪官吏参加神社开幕祭。有伪国务总理大臣的代表、伪总务长官的代表出席参加，就像办红白事一样的，大摆宴席，十分热闹。由于张焕相的这一十分特殊的行动，因此，引起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注意，认为奴化东北人民，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从“神道设教”上开始，特别是“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老祖先”，若把老祖先请到伪满洲国来，作为伪满洲国的开国元神，这样伪满洲国的人民就成为日本的子孙，岂不绝妙吗?遂决定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大兴土木，修了-一个相当大的“建国神庙”。在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亲自到日本去迎请“天照大神”的“原神”，由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阮振铎捧着“原神”，随着伪皇帝一同回到伪满洲国，把“原神”供奉在“建国神庙”里，并在伪组织里，增添一个“祭祀府”，专为按时上祭念经等。伪满洲国把日本祖先请到家以后，汉奸们都“歌颂”张焕相的“功劳”，如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说：“他妈个巴子，尽叫‘张大下巴’闹的，修什么神社，修出一个建国神庙来。”

这个时候的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是星野直树，张焕相为了爬上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位，想尽方法巴结星野直树。起始是张焕相叫他老婆结交星野直树的老婆，由拜访、送礼、请吃饭，到十分熟了以后，进一步就是“老爷、太太”拜访“老爷、太太”。有一次张焕相夫妇请星野直树夫妇在家里吃饭，星野夫妇吃中国饺子好吃，星野老婆要学做饺子，第二天，张焕相老婆带着白面和肉，去星野家教星野老婆包饺子。这样一来，两家来往得很热闹，星野直树认为张焕相是一个忠实于日本的“好人”。如果有人问星野直树，叫张焕相当伪国务总理大臣怎么样?星野一定说好。

不幸的是，有一天，张焕相的秘书宣日本人木村告诉张焕相说：“关东军司今官，参谋长都同意大臣当国务总理大臣，惟有少壮派的参谋不同意大臣当国务总理大臣。”

张焕相费了不少心计，结果，关东军的几个参谋不同意，闹了个瞎子点灯白费蜡，没有当上伪国务总理大臣。据说，关东军的少壮参谋们认为张焕相做的太过，有些不近人情，令人不敢相信。不但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位不敢叫他干，就是现在的伪司法部大臣也不敢叫他干了。因此，在1941年，就把张焕相转到伪参议府里，当一名参议。张焕相也因此受到了教训，他的那些特殊行动，也改正了一些，但他想当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心，仍然未死。他对他的同乡、有旧部下关系的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参事官陈万铠说：“过去我不低于张景惠，今天我也不低于他，只是我没有他那样胡涂，大伙都忌妒我，怕我当总理大臣。”虽然张焕相当了参议，但是仍在想方法往上爬，不过直到1945年伪满垮台，他也未爬上去。

二

汉奸于琛澄，是吉林省双城县人，他是东北军阀时代的一个将官。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他是吉林省军署的参议，正在锦州为吉林省督军张作相的母亲办白事，因为日本侵占了沈阳，他就从锦州到北京去了。熙洽投敌后，当吉林省长官，于琛澄就回到吉林，熙洽就派他当了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这时，哈尔滨还没有被日本侵占，日本侵略者就命令于琛澄组织伪军，打进哈尔滨去。于琛澄率伪军到哈尔滨，被哈尔滨镇守使丁超的部下打得四散而逃。于琛澄回到双城堡车站，收集散兵，在日军配合下，第二次进军，丁超因为力薄，退到松花江北，于琛澄和日军进了哈尔滨。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投降日本侵略者，于琛澄当了护路军总司令。以后，伪满划分警备区，于琛澄当了哈尔滨警备司令部司令官。1934 年，伪满废除警备区，扩大组织，改为军管区，他又当了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1935年，日本殖民统治者认为他帮凶“有功”，调升为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1937年，日军对三江、佳木斯等地所谓下江一带地区，进行“治安肃正”，又把这一得力的忠实帮手调回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部，当伪司令官兼任伪三江省长，掌握军政大权。

于琛澄在这次“治安肃正”中，卖了不小的力气，达到了日本所谓的“以华制华”的目的。他的日本顾问，是日本陆军中佐东宫铁男，东宫铁男会几句中国话，对于中国的风俗人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和于琛澄处的很好，可谓交称莫逆。在两个人的残暴镇压屠杀下的下江一带，实现“三光”，几乎变成了无人居住区。东宫铁男向关东军建议，趁此机会，实行开拓移民，抢夺中国人的土地，作为日本移民之用，既解决日本国内人口稠密问题，又可以把移民作为隔离线，使东北人民和苏联国境线分开，断绝来往，这样，下江一带可以“治安确保”。关东军同意此举，马上命令伪满公布实施开拓移民政策。因此，日本称东宫铁男为“开拓之父”，并印出小册子宣传。于琛澄也随着获得关东军的表扬，成为日本重视的人物。

东宫铁男所以获得盛赞，是和于琛澄的帮凶分不开的。所以东宫铁男对于琛澄，就像“亲兄弟”一样的亲近。于琛澄对东宫铁男也是尽其力地巴结，称其为“东宫老头”，一见面便说“老头来啦”。喝酒吃饭，像在家一样，再就是东宫铁男喜欢什么，于琛澄就干什么。

东宫铁男也确有一套办法，每逢到现地所谓“讨伐”时，他总是穿一套中国大棉裤、棉袄，打扮得和中国人一样，并自报“东宫老头”。在于琛澄的宣传之下，下江一带的土豪劣神地主等和东宫铁男都有来往。东宫铁男抱着“杀贫济富”的方针，对于一般农民，他毫不留情地摧残；对于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们，尽其力地保护，给这些人种种方便。当时下江一带的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们，都称东宫铁男为“东官老头”，有事找“东宫老头”，差不多都能给点“面子”。在那个时候，一般的大户人家每到夜晚谁去叫门也不开，只有东宫铁男，自报“东宫老头”来啦，一定开门迎接。

在东宫铁男的吹嘘下，关东军认为于琛澄是一个忠实可靠的走狗。在1939年，于琛澄当了伪治安部大臣。同时，预定他是将来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候补人。这个预定，是要在伪满洲国建国10周年时把现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调到伪将军府里，当一名将军，伪国务总理大臣后任就由于琛澄担任。这一预定的消息东宫铁男暗中告诉了于琛澄，于琛澄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事情。

在伪满时期，每逢新年元旦，伪大臣们先到伪宫内府给伪皇帝“朝拜”，然后到关东军司令官官邸给关东军司令官祝贺新年。

1942年的新年元旦，于琛澄在关东军司令官官廊，当着军司令官和各伪大臣的面，毫无忌惮地放量大饮，并高声歌唱，得意忘形地拉着关东军司令官和他一起跳舞，他把这种形式的新年祝贺酒，当作普通的宴会场所，以致惹得关东军司令官大怒。参谋们一看，这太不像话啦，一个伪汉奸大臣，竟敢在伪满洲国皇帝的“后见人”(“后见人”翻译汉语为“监督人”之意）面前，表示了不尊敬的态度，真是岂有此理。参谋们上前说：“大臣喝多啦，回去休息吧。”不容分说，驾出去，送上汽车，打发他回家去了。

于琛澄这样一来，在关东军司令面前显了原形，关东军司令官认为他不适于当伪大臣，更不适于当伪国务总理大臣。于是，决定取消预定计划，就是伪治安部大臣，也不叫他干了，考虑他在下江一带的“汗马功劳”，把他调到伪将军府里，当一名将军。

三

汉奸熙洽，在九一八事变当时是旧东北吉林督军署的参谋长，因为督军张作相回原籍锦州为母亲办白事，由他代行督军职权。由于他是清朝爱新觉罗的后裔，有着清朝复辟的封建思想，所以在发生九一八事变后，他就想借此机会，实现他的清朝复辟梦想。他想很借日军的势力，恢复封建王朝。他和旧东北吉林督军署的日本顾问大通通员（）合谋，命令驻在吉林省城的东北军撤出省城，到郊外待命，迎接日本侵略军多门师团，进吉林省城，投降日本，发电报声明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自任吉林省专官；并派人和驻在天津的清逊帝溥仪取联络，请溥仪到东北来。他对日本侵略军说：“东北是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如果溥仪来，东北人一定有好印象，都能欢迎，将来贵军帮助我军进关，清朝天下可以复兴了”。日本为了暂时稳定、拢络人心，认为熙洽的意见，暂时可以采取，就派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去天津，和溥仪取联络。结果把溥仪由天津偷运到东北来，先当伪满洲国执政，继而当了伪满洲国皇帝。在熙洽的心理，不仅是在东北，而是在北京。在日本方面，认为殖民东北的侵略计划，已经完成，侵略整个中国，还需要看机行事，不敢贸然。熙洽认为打铁趁热，急于要到北京去，完成清朝复辟的迷梦。

1934年，溥仪就伪皇帝位，为了答谢日本援助成立伪满洲国之恩，决定派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和伪财政部总长熙洽，作为“谢恩使节”到日本国去。

郑孝胥和熙洽这两个保皇派的代表到日本后，怀着到北京复辟清朝的幻想，向日本军政各界人士乞援。熙洽说话的大意是：“我们感谢贵国给予援助，成立了满洲国，清朝复兴，还希望贵国给予进一步的援助，帮助我们夺取北京，把满洲国政府迁到北京去。中国整个即将是清朝的天下了。我们两国将永久和好，成为兄弟之邦，爱新觉罗氏将永世不忘贵国给予的援助之恩”等等。日本军政各界人士听了熙洽的话，都没有作明白的答复，只含糊其辞地敷行了事，熙洽很失望地回到了伪满洲国。直到1937年伪满洲国政府组织机构改革时，他才明白了伪满洲国就是伪满洲国，并不是为爱新觉罗氏恢复清封建王朝。

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刚成立的时候，日本利用熙洽等人，是为了完成它的侵略计划，还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还可以像旧政权时代为所欲为。以后步步扣紧，日本把持一切，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了，也就是说，伪满洲国的基础，逐渐稳定下来，从日本自身利益出发，在利用汉奸的程度上，自然和起始时就有所不同。1937年伪满洲国组织机构改革时，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的熙洽转到伪宫内府，当了伪宫内府大臣。这时熙治才完全明白了；日本成立伪满洲国，并不是为了清朝复辟，而是实行殖民统治。这时，他的幻想、迷梦，都成泡影，用他的话说，就是“已就干了，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四

汉奸张景惠，在九一八事变时是旧东北政权的哈尔滨特区长官，刚刚在锦州给吉林督军张作相母亲吊白回来，住在沈阳的家中，还没有回哈尔滨，正好赶上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认为他是旧东北政权的老人物，想听听他的意见，看看他打算怎么办?这时，张景惠也是毫无主意，因为事出突然，究竟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于这一侵略事件如何处理?也不知道。他心里想，我暂时维持由我负责的哈尔滨的治安，听听再说。所以，关东军参谋坂垣去和他见面时，张景惠没有作具体答复，坚持要回哈尔滨去，维持特区的治安，对于日本的入侵，表示不抵抗，听候中国中央政府的解决和命令。日军并未强迫要挟，并考虑他回哈后，没有可靠武装力量，怎么办!张景惠向关东军要求拨给武器，成立警备队，在日军未进哈市前，作为维持地方“治安”和保护日侨安全的临时性的武器力量。关东军允其要求，拨给他3000支枪和一部分钱款。

张景惠回哈市，组织了警备队，以自己的亲信于镜涛为队长。

张景惠和日本方面的事务联络，起始是利用他早就相识的一个“日本浪人”新井某。以后，日本对于新井，由于他的身份，不叫他给张景惠办事，把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书记官松本益雄，派来作张景惠的秘书。松本益雄在中国广东多年，说一口好中国话，特别是广东话说的更好。张景惠和日本方面，一切事务络，都由松本益雄作翻译。

日本侵占了沈阳，又进军吉林。这时，日本急于找一个相当的旧东北政权的人物出头组织伪政府，由这个人与它签订一个出卖东北的条约。关东军参谋坂坦曾到哈尔滨，再一次明白地说出这一计划，要求张景惠签订一个出卖东北的条约，就是以后汉奸郑孝胥代表溥仪签订的“日满议定书”。张景惠没有签订这个条约，他答应帮助日本侵占整个东北，如果有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进军时，他将尽其力地说服，投降日本。所以，起来抗日的丁超、李杜、马占山、苏炳文等，张景惠都派人和书信、电报，劝他们勿轻举妄动，交出武力投降。

伪满洲国成立后，张景惠当了伪参议府议长兼军政部总长，以后又当了伪国务总理大臣。给他作翻译及与日本方面进行接洽事务等，都是由他的秘书官松本益雄出头办理。松本益雄本着日军的指挥命令，支配着张景惠。张景惠也十分信赖松本益雄，事无巨细，甚至家庭问题，也由松本益雄参加意见，代为处理。松本益雄成为张景惠的灵魂，张景惠的话，就是松本益雄的话，松本益雄的话，就是张景惠的话，成了二位一体。伪满当时，人们都知道，想通过张景惠办什么事，必须先通过松本益雄，只要松本益雄同意了，他就可以用张景惠的名义，向各方面联络，特别是日本方面。如果你找张景惠办什么事的话，张景惠一定要说：“你去和松本说去，让他给办。”或者说：“你和松本说了吗?”

据说，有一次伪省长会议，有人提出“出荷量”太大，东北人吃粮不够。松本益雄告诉张景惠：“总理可以告诉他们，日本国内和前方‘圣战’需要粮食，我们在后方，紧紧裤腰带，少吃点，支援大东亚圣战要紧。”张景惠就对人们说：“粮食不够吃，紧紧裤腰带，皇军打仗，不能饿着”。当时，人们都传说“紧紧裤腰带”这一句话。

张景惠由于松本益雄的帮村，日本方面确认他的忠实，因此，干了十余年伪国务总理大臣，直到伪满垮台。

五

甘珠尔扎布，蒙古族人，他父亲叫巴布扎布，在东北军阀政权张作霖时代，勾结日本闹蒙古独立，被东北军所杀。他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正珠尔扎布，就被煽动他父亲叛乱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留，带到日本豢养，进行民族离间仇视的挑拨，以备将来作为日本扰乱中国东北的帮手。他弟兄二人，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川岛浪速，是一个所谓的日本浪人，和清朝的肃亲王交称莫逆。肃亲王和川岛浪速二人，是互相利用。肃亲王想利用他，取得日本的帮助，进行清朝复辟的阴谋。川岛浪速想利用肃亲王的名誉地位，作为日本扰乱中国，进行侵略的借口。巴布扎布的反东北军阀政权，就是肃亲王和川岛浪速二人的阴谋活动之一。所以甘珠尔扎布弟兄二人去日本，甘珠尔扎布的母亲和姐姐，就被潜居在日本租借地旅顺的肃亲王收养。肃亲王并把他的一个女儿送给川岛浪速作义女，取名川岛芳子。

约在1929年，甘珠尔扎布回到他旅顺家里，开始和日本驻在旅顺的关东军有了来往，幻想将来有一天，假借日本的势力，回到内蒙去，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九一八事变开始，甘珠尔扎布认为时不可失，他要求关东军帮助他回内蒙去，领导蒙古“独立”。日本对于甘珠尔扎布是绝对的信赖，答应给他3000支枪。甘珠尔扎布回内蒙后，组织了“蒙古独立军”，自己当了“独立军”司令。因此，日本不费吹灰之力，侵占了内蒙地区。伪满洲国成立，甘珠尔扎布的“独立军”改编，他当了伪兴安省的警务厅长，以后又当了伪兴安军管区司令等职。

约在1943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冀东一带受到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打击，伤亡很重，想利用伪满军作第一线的牺牲。日本就利用为其信赖可靠的甘珠尔扎布，组织了蒙古军队，名为“甘支队”，约有 3000 余人，甘珠尔扎布为司令官，运送到华北，在冀东一带配合日军，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甘珠尔扎布进行了罪恶滔天的奸淫抢掠烧杀，轰动一时，深得日本主子的夸赞。当时伪满报纸称甘支队是伪满军的“火花”。言其在伪满军中，是最有“功绩”的部队，所以甘支队“凯旋”时，伪满皇帝派代表到车站，表示欢迎、慰劳。

六

汉奸韩云阶，是旅大市金州人，日本高工专门学校毕业。回国后，在哈尔滨经营商业，除了投机倒把以外，还给日本在哈市设立的一个商号（名忘了）（此商号为“满铁”出资的“成发东”粮栈，老板是日本人宗像金吾）、套购北满的农产品，运往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韩云阶通过这一商号的经理日本人宗像金吾的介绍，和关东军勾结上，为关东军跑腿。

在外表看，宗像金吾是一个普通商号经理人，实际是日本抢夺东北农产品的代理人，与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军都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日本掠夺调查东北经济的情报员。

这时马占山在黑龙江一带，率领旧部竖起抗日旗帜，在江桥一带和日军对峙起来。

日本侵占整个东北只有两个师团的兵力，它不了解马占山的抗日力量如何，害怕如果打得不利，将影响它已经侵占的地区。因此通过张景惠劝降马占山放下武器，张景惠给马占山的书信、电报，都没有得到回音。正在这个时候，韩云阶自报奋勇，要亲去面见马占山，劝他放弃抗日。关东军认为这是没有损害的事情，可以试试看，韩云阶在哈尔滨找了一个曾经给马占山作过买卖的商人姓高的（高锡九，时为海伦县广信涌油坊经理，万福麟入股其中，故与马黑龙江省军政要员熟识。），一同作为去黑龙江营商的买卖人，通过封锁线，到达了马占山驻在地海伦县城。他们会见了马占山，并以保证马占山将来的地位不动等利诱马占山，以长敌人的士气、灭自己威风的话、威胁马占山。马占山被他们说服了，撤退江桥一带的军队，让日军进驻黑龙江省城。实际是马占山的力量薄弱，又无援兵的情况下，是两头害怕。伪满洲国成立前，马占山被邀请为“四巨头会议之一，伪满洲国成立，马占山当了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日本侵略者认为韩云阶大大有功，使日军避免了流血伤亡。为了酬谢功劳，韩云阶当伪黑龙江省公署的实业厅长。说实在的，这是日本叫他监视马占山行动的一个布置。韩云阶喜出望外，更忠实地为日本效力。以后，当伪龙江省长、伪首都特别市长、伪经济部大臣等职。由于他是商人，所以在伪满经济统制实行时期，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姑爷、福顺厚面粉厂经理郭秀海，囤积大批面粉，被日本统治当局所知，撤了他的伪经济部大臣，转到电业会社当社长。

七

汉奸修长余，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他是长春的警察厅长，随同吉林熙洽投敌后，他就协助日军解决了抵抗日军接收的长春南岭兵营的旧东北军。

当时日本侵略者为了利用他，看他很卖力气，就夸赞他，许诺将来给他更高的地位等，修长余信以为真。但在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日本没有实现诺言，仍叫他当警察厅改的伪首都警察厅总监。因此，他心中不愤，时常借题发挥，说些牢骚话，对于参加到伪首都警察厅内的日本官吏，也很不尊重，自己以有功之臣自居，为日本殖民统治者不满。就计划着想法收拾收拾他。

突然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伪首都警察厅总监修长余的消息，传到全伪满首都市内，日本宪兵队宣称：修长余有“反满抗日”的嫌疑。经日本宪兵关押了一个多月，又突然日本宪兵队释放伪首都警察厅总监修长余的消息，传到全伪首都市。不仅释放，而且官复原职，仍当首都伪警察厅总监。

修长余觉得，我对你们“有功”，你们不给我“大官干”，还把我关押折腾了一个多月，放出来，叫我还干这个总监，面子上太不好看了。不过，主子的命令，不敢违抗，怕再关押起来，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干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气死了。(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