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6日，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镇，社保所一楼大厅。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生活坍塌了在《小官巨骗两千万：上班社保所长，下班彩票店员》的采访过程中，2024年8月19日，我从重庆赶到成都郊区，见到了53岁的蒋钰梅。她如今在成都做保姆，出门不会打车，手机也因怕被追债始终停机，只能我去她雇主家的小区门口接她。
她见到我时，眼中闪过一丝警惕，起初刻意跟我保持距离。后面她说，自己实在是被骗怕了。我完全理解，事实上，这种应激反应在我采访的其他受害者身上也出现过，一位受害者在电话里听说我是记者，本能地认为我要骗钱，无论我如何解释，对方还是情绪激动地声称要投诉我，并挂断电话。
聊起重庆市大足区社保所所长杨皓的骗局时，蒋钰梅倚在桌子一端云淡风轻地讲述自己的遭遇。我诧异的是，都到了这个时候，她还是习惯性地称呼杨皓“局长”。她被亲友们频繁催问社保补缴进度时，也怀疑过杨皓，但随着杨皓发来的一张张白纸黑字还有红章的文件，她又心安了。
蒋钰梅最感激杨皓是在2023年下半年，亲友们催得最凶的时候，杨皓突然发来两张表，一份是补缴20年的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维护申报表，另一份是业务受理单，申办人姓名填的都是蒋钰梅。当时的她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是杨皓给作为串串的蒋钰梅的好处费，按照杨皓的说法，等蒋钰梅到了55岁，就可以每个月领两三千元安享晚年。“我内心肯定感激呀，哪个不想（领养老金）嘛，哪个晓得是假的。”何况蒋钰梅一辈子没交过社保。
讲起通过自己补缴社保的亲友，她表情依旧平静。“他们说要告我，我说告去吧，反正我也是受害者。”蒋钰梅说，自己已经为此付出代价。她以前深信杨皓能办好补缴养老保险的业务，甚至不惜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抵押给一位疑心很重的办保人。后来杨皓东窗事发，蒋钰梅不仅背上骂名，关了经营多年的门市，连那套房子也收不回来了。
我想起李维秀也是如此，她出于对杨皓的信任，四处宣扬自己一定可以帮忙办理好补缴社保的业务，并称之为为老百姓“做点好事”，还为部分亲友垫付了几十万元。每次杨皓来找她，她都会将养猪场里的活放下，给杨皓杀只鸡、炒点菜，好生招待着，“就当亲弟弟一样”。她还借给杨皓6万元。
与蒋钰梅近似于麻木的平静不同，李维秀见我时情绪异常激动，一触及有关杨皓信息的“雷点”就会炸开。她一面哭个不停，一面以极快的语速用方言倾诉自己的酸楚。她半年不敢随便接电话，亲友们讨债和语言攻击始终没有消停过，连踏出家门都成了难事。
自杨皓出事，李维秀的生活坍塌了，她从在当地有点小名气的乡村女企业家，变成了许多人唾弃的“骗子”和“帮凶”。她的养猪场倒闭了，替杨皓还了100多万元，落了个破产的结局。如今出门花几百元钱，都成了李维秀难以承受之重。她指责家人无用，怨恨杨皓欺骗，说自己在硬撑着活着……我手足无措，几次主动提出放弃采访。后来经过周边人的安抚，她才慢慢冷静下来。
我见到的李维秀很瘦，脸颊深陷，额头上翘着几根干枯的白发。宽大的衣领围住脖子和锁骨，浑身透出疲惫与憔悴。但在她的手机相册里，过往的她身体结实圆润，喜欢穿时髦的衣服，站在一堆花草或一圈白嫩的猪前面，开着美颜滤镜笑盈盈地自拍。出事以后，她像老了十岁。
2023年11月前后，杨皓与李维秀的微信聊天记录。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信任的代价我把这些事也说给蒋钰梅听，她表示感同身受。她与李维秀原本并不认识，但境遇相似。她们都出身于农村，没念过几年书，性格活络，喜欢张罗事儿。在农村这片熟人社会里，她们天然地获得周边亲友的信任。自然，她们最后也都因为对杨皓的轻信，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生活一败涂地。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对方是个年轻女人，语气着急，跟我确认她母亲怎么样了。我才明白，蒋钰梅提前跟女儿说了我的电话号码，以防失联。这天晚上，蒋钰梅的女儿两次打电话过来，确认母亲安全。
这个细节让我对眼前的女人又多了些同情，原本她不必如此警惕。蒋钰梅解释，出事以后，女儿担心她的状态，毕竟她现在“仇人”太多，指不定在哪儿遇到什么事。也是因为如此，蒋钰梅连老家都不敢回，半年来都在成都“避难”，在老家那片地方，“已经没有亲戚了”。
蒋钰梅说，她平日不太敢主动跟女儿打电话，怕亲家会给女儿使脸色。因为此前，蒋钰梅也热心地帮亲家母交钱给杨皓办社保，结果被杨皓骗了，两家成了“仇人”。
在杨皓的骗局里，包括蒋钰梅、李维秀在内，至少有7位串串。他们的身份尴尬，一面作为杨皓的受害者，另一面，对于那些将钱交给串串们的农民们来说，串串们是施害者。或许正是这种处于两端之间的痛苦，让串串代元贵下定决心以跳楼的方式去逃避。
我接触的一些受害者其实心里知道，串串们也是受害者，但很难不怨，毕竟他们对社保懂得不多，仅仅是出于对熟人朴素的信任才交了钱。那些经口口相传碾转找到串串的受害者，不可避免地将中间每一环的介绍人都视为“帮凶”。
杨皓被判刑，但还不了钱。受害者们的愤怒只能向串串们发泄，步步紧逼串串们还钱。他们当然也知道，串串们也没有偿还能力，但很难有人可以轻易消化几万、几十万元的损失。
我想，当乡村熟人社会中原生的信任遭遇背叛，每个亲历者心上都会砌起一堵高墙，从此面对任何人都不容分说地警惕戒备。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送蒋钰梅回雇主家，看她消失在夜色中，我心情复杂。她也在硬撑着生活。我很难评判串串们所作所为的对错，只有倾听记录这场几败俱伤的乡村骗局。至于采访中反复抛向我的那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我也回答不上来。
（蒋钰梅、李维秀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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