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整个上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是国民党当局经营了多年的地方，军警宪特林立，将整个上海把控的密不透风，许多还滞留在上海的民主人士陷入为难之中。

黄炎培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得知已经上了老蒋的黑名单，在儿子黄竞武的筹划下，以过生日为名，悄悄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船，得以逃脱。可遗憾的是，黄竞武本人却未能逃脱特务抓捕，最终牺牲于上海解放前夕。

就在黄炎培离开以后，还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就成为国民党当局打击迫害的对象。

渡江战役后，蒋介石飞奔至上海，召集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布置安排将上海的黄金白银储备全部运往台湾，并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也一并运送出去，如有不去者，格杀勿论。

在毛人凤授意下，保密局特务四处出动，短短几天时间，便有十三位民主人士遇害。

中共地下党得知此事后，立即上报中央，周恩来立即下令：

“全力保护和营救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

当时，负责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人是吴克坚，尽管在传递情报方面，吴克坚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但毕竟那时上海还未解放，他所掌握的一切力量还不能公开露面。

好在周恩来也很体谅上海地下党员的难处，特意交代了一句：

“关键时候可找杨虎寻求帮助。”

那么这个杨虎究竟是何人呢？

杨虎的身份可不一般，他是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不过，对于蒋介石而言，所谓的拜把子兄弟，其实就是属于关系上的一种利用，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多的能拉出一个排的人，但这些人之中，早逝的除外，绝大多数都谈不上有什么好结局。

比如张学良。

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宋美龄派秘书带张学良来与他的把兄弟告别，张学良仍忍不住感慨：

“像我们这种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杨虎比蒋介石小两岁，早年便积极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清军之中策动起义，辛亥革命后，杨虎积极追随孙中山、黄兴，并先后参加两次护法运动。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将孙中山府邸包围，当时身为警卫总队长的杨虎临危不惧，亲自指挥警卫部队与叛军激战，掩护孙中山登上了永丰舰。

据孙中山的贴身卫士黄惠龙所撰的《中山先生亲征录》记载，当时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先生的就有杨虎。

也因为这个缘故，孙中山对杨虎格外信任，不久之后，杨虎出任了广东大本营参军兼海军处长。

1924年，孙中山任命杨虎为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不久后又出任第二军军长，杨虎在军中，素来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因此深孚众望。

蒋介石对于杨虎自然也存了拉拢的心思。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后，蒋介石与杨虎结拜为兄弟。

那时候的杨虎，与蒋介石可以说是亲密无间，蒋介石也对杨虎信任有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的杨虎站在蒋介石一面，对中国共产党以及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并秘密与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密谋行动方案，事发时，杨虎亲自率领数百人，以“清党”为民，展开杀戮，上海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中。

从4月12日至15日短短三天之内，上海被杀的共产党人与工人群众达达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另有5000多人下落不明。

可蒋介石与杨虎的关系，也在后来十年间逐渐滑坡。

杨虎后来出任了上海警备司令后，大肆与当地帮会头目结交，当时上海市面上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帮会头脑，基本上都与杨虎有交情，在一段时间里，杨虎甚至号称是“上海的土皇帝”。

在纸醉金迷中，杨虎逐渐的麻痹大意，甚至认为自己可以与蒋介石“一争长短”。

1936年5月，杨虎在杭州西湖边上瞒着蒋介石盖了一栋别墅，这座宫殿式的别墅，被杨虎取名为“青白山居”，可见杨虎当时的狂妄。

杨虎有没有萌生过取代蒋介石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谋求“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来说，杨虎的一系列行为早已犯了大忌。

在后来的日子里，杨虎的地位一落千丈。

蒋介石的无情无义，让杨虎大为不满，也就此萌生了反抗的情绪。

杨虎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始于抗战时。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短短一年时间，中国半壁江山沦陷。

杨虎离开上海后，先是到了武汉，然后在蒋介石委派下去西南，疏通四川地方势力，也就是在重庆时，杨虎遇到了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

之所以说是遇到了，是因为杨虎可能就认识周恩来。

毕竟大革命时期，国共双方合作，杨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时，周恩来正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首开了在黄埔军校、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先河，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杨虎不可能注意不到。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在上海掀起一片腥风血雨，其中首要通缉者就是周恩来。

再次与周恩来见面，杨虎内心是有些愧疚的，他手上沾过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

可没想到的是，周恩来却十分大度：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杨先生是奉命行事，知错就好。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对一个人，不但要看他的过去和现在，更重要的是看他的将来。对于杨先生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必定一视同仁。”

通过几次见面交谈，杨虎对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深感折服，思想也日趋进步。

1946年，毛主席赴重庆和谈，杨虎就曾出面警告过戴笠：

“不准搞暗害。”

在49年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候，周恩来又想到了杨虎。

可吴克坚的心里却是忧虑重重，杨虎就算是思想再进步，但他同蒋介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而且在国民党当局身居高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杨虎曾亲手杀害过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这样的人会帮助中国共产党吗？

尽管如此，吴克坚还是硬着头皮上门拜访了杨虎，当面向他陈说利害，还带去了周恩来写给他的一封信。

杨虎心里也很犹豫，尽管他之前做过不少掩护民主人士的行动，但多数时候都只是在背后，并不公开露面，像章伯钧、黄炎培，杨虎只是负责派人掩护接应。可这一次营救张澜、罗隆基，是需要他身边的人出动，这无疑是与蒋介石公开撕破脸。

不能否认的是，杨虎在那一刻确实有一颗向善的心。

几经考虑后，杨虎答应了共产党的请求。

“恩来先生要我办的事，我一定办。张澜先生是川北圣人，也是我历来尊敬的人，你们放心，我救不出张先生，我难道还是杨虎！”

杨虎召来了时任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队副的旧部阎锦文。

“必须全力营救张澜和罗隆基先生。”

为了让张澜、罗隆基相信阎锦文是派去救他们的，杨虎还说动了夫人田淑君出面，并负责与阎锦文联络。

1949年5月24日，阎锦文接到命令，要求他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心知情况不妙的他立马联系了田淑君，田淑君传达了吴克坚的话，要求安排在当天晚12时营救罗隆基。

营救张澜、罗隆基整个过程也是相当惊险，当时上海战役已经发起，四周围枪炮声隆隆，上海全市各个街道也都戒备森严，大晚上的也基本上没人出来溜达，阎锦文一路遇到盘查，都被他三言两语搪塞过去，就这么一路顺畅的驶向杨公馆。

当时，毛森带着保密局特务就守在看守所，见阎锦文没回来，情知半路上出了意外，立马派出追兵、

阎锦文在前面开着车，从后视镜里注意到有追兵，眼见越来越近，阎锦文只好下令弃车，命亲信背上张澜、罗隆基往杨公馆跑。

等到阎锦文跑回杨公馆以后，发现了台阶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人员，大惊之下就要动手，关键时候是田淑君走出来告诉他：

“阎先生,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

原来杨虎早就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派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驻驻扎在杨公馆。

直至上海解放后，张澜、罗隆基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营救民主人士的行动中，杨虎确实出了不少力，可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嫉恨。

更重要的是，杨虎拒绝同国民党当局一起撤往台湾。

对于这位从前的结拜兄弟，蒋介石更是不留情面，下令悬赏三万银元来要杨虎的脑袋，好在当时上海已经解放，在我军安排下，杨虎也动身前往北平，朱老总、周恩来还曾亲自到车站迎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杨虎受邀登上了观礼台。

在历史洪流的关头，杨虎确实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毛主席后来谈到杨虎时，曾这样说了一句话：

“虽然杨虎曾是‘四一二’政变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但他在解放前夕，将功补过做过不少对人民有益的事儿，我们还是要平等的对待他，有时甚至要给他一点优待。”

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把杨虎看成朋友。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1954年以后改称国务院），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的名义，任命杨虎为政务院顾问，每个月300元补贴，并把杨虎一家安排到了北京恭亲王府居住，并配备安保和秘书。

不过，杨虎却对给他的安排并不满意。

杨虎在解放战争时期营救民主人士的行动中，确实付出了不少努力，可这一切其实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

一方面，杨虎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很深，而且是无法调和；另外一方面，杨虎的行为本身就带有一种投机的属性。

在这方面，杨虎甚至不如他的部下阎锦文。

阎锦文因为身份原因，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备受打击，但在后来落实政策中，阎锦文并没有要求经济补偿，也没有索取被没收的房产，他只是向全国政协提出了一个请求：

“把我的退休改为离休。”

离休是我国一种特有的制度，针对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脱产享受供给待遇和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

简而言之，一个人到了晚年时离休还是退休，是界定这个人是否是参加革命的大事。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邓颖超后来看到阎锦文的请求后，立即做出批示：

“阎锦文先生所述情况，我还记得。营救张澜、罗隆基在当时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较深。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先生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阎锦文参加革命的时间，后来就以为营救张澜、罗隆基的日期开始。

杨虎没能看得开，以致于后来落了个悲剧收场。

杨虎对国家给予他的待遇并不满足，仍然要索取一定的权力。

不久之后，杨虎找到周总理，并提出要求：

“周总理，我最近闲来无事，总想找点事情做，不知是否可以让我当政协委员？”

对于杨虎的要求，周总理予以婉拒，并告诉他：

“啸公，您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中做过一些工作，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考虑到上海四一二政变和清党等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最好不要出头露面。”

杨虎大感讶异，他自认为有功于国家，最后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心中顿生不满的情绪，他开始收听一些美国和国民党当局的反共电台，并有意无意的在社会上散布流言。

毛主席、周总理对杨虎的行为有所耳闻，但考虑他曾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仍决定予以宽大政策。毛主席还开玩笑的说：

“就当他是一只拔掉牙和爪子的老虎，反正也吃不了人了。”

可万万没想到，杨虎爱私底下还密谋了一件大事。

杨虎的儿子杨安国从台湾回大陆来看望，杨虎还特意对儿子说：

“你这次回台，请转告蒋家父子，就说我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早晚会反对共产党的。”

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派出了有保密局背景的杨虎的姨太太陶圣安去联系杨虎。

1955年，陶圣安辗转与杨虎见面，当时杨虎提出：

“我可以写信给日本，请他们从东北进攻大陆，然后台湾以福建金门为跳板进入大陆南部，最后双方在中原会师，我在内部当联络人。”

陶圣安问了一句：

“那我该如何协助您呢？”

杨虎嘱咐：

“你帮我找个送信的人就可以。”

杨虎托老部下许敬明给他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在日本副首相重光葵（日本甲级战犯，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1949年假释出狱），一封是给在台湾的蒋经国。

陶圣安辗转之余，在天津找到了一个即将回国的日籍女侨民。并把信交给她，让她带去日本。

杨虎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这个日籍女侨民刚一到海关，其随身携带的信件就被我边防检查站缴获。

毛主席后来得知此事后，也很无奈：

“有福不享，非要做出这种败坏名声的事情来，真是老糊涂了，将杨虎依法逮捕吧！”

到了这个地步，杨虎仍然百般狡辩。

1958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就在法官当庭出示他信件时，杨虎竟然矢口否认。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罪证，最后宣布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不过考虑到杨虎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的情况下，法院从宽处理，准予杨虎监外执行。

1966年3月，杨虎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享年77岁。

一生波澜，杨虎至死未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