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智经济原创）

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这就需要政府积极有为，充分利用好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确保宏观总需求的稳定与扩张。由于市场需求的非稳定性，存在非理性扩张和收缩情况，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确保总需求保持稳定，得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有时候，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就业，政府通常主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和刺激消费增长。有时候，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和萧条，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加政府债务的方式，依靠扩大公共需求的方式，才能促进经济走出阴霾。有时候，面对突发困难情况，政府需要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才能有效应对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无论哪种情况，其结果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的提升和政府债务的增加。

政府债务成为经济腾飞的助推器

“要致富，先修路”是一个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谚语，意思是如果想要经济发展、人民富裕，首先要建设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初期，需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除了公路、铁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外，还包括水利、电力、通讯等各种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它们的建设和完善可以促进贸易、降低物流成本、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由于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属性，通常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财政支出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在这过程中，必然形成财政赤字，造成政府债务扩张的结果。

日本和中国先后创造了现代经济的增长奇迹，都在各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通过不同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政府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效的经济政策，包括改革开放、投资驱动、技术创新等，这些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动能的聚集，激发了市场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各种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港口、机场、产业园区、市政设施等，这些设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也推动了快速城镇化。总之，政府通过扩大公共需求的方式，促进了总需求扩张，造就了经济腾飞。

日本的经济腾飞与政府债务扩张

日本经济腾飞起始于1950年代“超均衡主义”财政政策的实施，大幅度提高财政支出占经济的比重，加大基础产业设施投资，刺激重点产业的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形成支撑。1960年代开启赤字财政政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业产业比重快速提升。1980年代树立了“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由此可见，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腾飞的助推器，其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经济规模从不到10万亿日元增长到近500万亿日元，增长了近60倍。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日本的财政赤字持续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不到1%上涨到超过6%以上。国债规模也不断扩大，1965年才2000亿日元，1980年代末达到近170万亿日元，增长了800多倍。

数据来源：日本内阁府、日本财务省、学之智经济

中国的经济腾飞与政府债务扩张

中国经济腾飞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对内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了企业的竞争和创新。对外开放国门，引进外资和技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正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要致富，先修路”这一谚语逐渐流行起来，客观体现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中国几乎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加大财政支出规模，着力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不但直接带动需求扩张，而且为引进外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撬动作用。

从1978年到2022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从3679亿元增长到121万亿元，增长了320多倍。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财政赤字规模持续扩大且快于经济增长速度，1980年代全国公共财政收支口径的赤字率平均低于0.6%，1990年代上升到1%左右，2000年以来平均高于2.5%，2015年以来高于3%。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长，政府债务不可避免地持续攀升。1984年一般公共总债务才70.7亿元，1995年突破1万亿元，2001年突破4万亿元，2008年突破10万亿，2018年突破50万亿元，2022年达到93万亿元。1984年以来公共总债务增长了超过1.3万倍，显著高于经济增长倍数。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1995年首次超过20%，2015年超过40%，2022年达到76%。这里还未包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如果算上隐性债务，政府部门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GDP。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学之智经济

市场扩张是政府债务得以维持的基础

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这已经在日本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先后被证实。一方面，政府债务增长带动了公共需求有效扩大，市场总需求处于扩张状态，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意味着市场主体税基扩大、财政收入增加，这有助于政府提高偿债能力，降低债务风险。市场扩张和经济增长还能提升政府的信用评级。信用评级的提高有助于政府以更低的成本筹集资金，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因此，在经济腾飞时期，政府债务扩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尽管市场扩张为政府债务提供了支撑，但政府仍需严格控制债务规模，避免过度举债导致财政风险。首先，政府应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债务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相适应。其次，政府还应优化债务结构，合理安排长期和短期债务的比例。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和方式，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高债务管理的灵活性。再次，应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建立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也是必要的，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债务风险。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债务风险将被显著放大

经济转型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由于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未必能够创造理想的产出和盈利，政府的税收存在可能难以如期增加，也就会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尤其在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过渡时期，经济增速的放缓成为必然，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通常低于工业。税收收入可能因工业部门的萎缩而减少，导致财政压力增大，债务风险上升。在经历了长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当步入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日本和中国都先后出现了相应的债务风险问题。

19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出现典型的经济结构转型，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升，第二产业则占比逐渐下降。此时，大量第二产业向海外转移，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承接了日本工业产能。这种转移虽然有助于日本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但也导致了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和税收基础的削弱。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著，加剧了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时候，日本的债务问题正在快速暴露，直到1990年代初期房地产泡沫破裂，然后出现“失去的三十年”。

日本的经历对中国是重要的启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转变。202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4.6%，比2022年提升1.8个百分点，已经连续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未来，第三产业比重还会持续上升，预计最终会超过60%。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提前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来防范债务风险。这包括加强金融监管、优化财政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促进消费和内需增长等。同时，还需要关注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对财政和经济的长期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关注政府债务结构存在的风险隐患

从政府债务结构而言，可能中国将面临比当年日本跟严峻的考验。中国政府债务中地方债务占比较高，并且存在大量隐性债务，这无疑会加重政府部门债务风险。而日本政府债务主要以中央政府债务为主，通常能够以主权信用作为背书，截至2023年末，全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70.77万亿元；其中，国债余额30.03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40.74万亿元。此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可能在50万亿以上，也有观点认为超过70万亿。

中央政府债务通常为国债，是以主权信用为基础，类似于信用型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对土地的依赖很重，通常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债务，类似于以土地为基础的抵押债务。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的债务通常涉及抵押或质押物，如房产、设备等。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债务与市场主体举债相关性很高，具有很强的顺周期特征。

在经济下行时期，往往出现资产价格下跌，抵押物的价值就会缩水，从而引起债务杠杆上升和风险。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对土地市场的依赖以及市场主体债务与经济周期的紧密联系，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时期往往难以有效实施逆周期政策。相反，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地方政府可能会选择增加税收和非税收入，这无疑会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加剧经济下行压力。相比之下，中央政府由于其债务以信用为基础，不受土地市场波动的直接影响，因此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的变化，实施有效的逆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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