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18日,毛主席点名宋时轮的九兵团和杨得志的十九兵团开赴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沿线作为第一梯队随时准备入朝。
尽管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已经齐全,但在宋时轮的心里,却还有一件大事没解决。
原定调九兵团任副司令员的陶勇还没有上任。
图|宋时轮1949年6月,中央军委就拟定,陶勇调九兵团任副司令员,宋时轮那时很高兴,尽管两人之前没什么交集,但宋时轮知道,陶勇打仗不含糊,是个猛将,所以打从心底里就有些期盼。
可出乎预料的是,宋时轮左等右等,也不见陶勇来,甚至就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宋时轮心中纳罕,对陶勇也有了意见。
入朝前夕,宋时轮带着参谋人员下部队视察准备工作,恰巧离陶勇23军驻扎的杭州不远,于是临时决定去看一看。
宋时轮到23军的时候,陶勇正在食堂吃饭,一听军部参谋报告宋时轮来了,蹭的一下子就站起来出门迎接,宋时轮这时已经带着人风风火火的走过来。
看见陶勇桌上的饭菜,宋时轮也开起了玩笑:
“陶军长这饭菜,看来是不欢迎我来啊!”
陶勇站在一旁,见状也只好表示:
“司令,您过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没准备啊!”
图|陶勇宋时轮笑眯眯的望着陶勇说道:
“我来接我的副司令啊,副司令架子大,我不亲自来接都不去报到啊!”
一句话,说的陶勇满脸通红。
一1949年7月11日,华东军区决定,以九兵团兵团部一部与33军军部,组建淞沪警备司令部,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员。
当时主要负责淞沪地区警备的就是九兵团下辖的33军,33军暂时保留番号,在九兵团入朝前夕,33军改称华东公安军,等于说就是脱离了九兵团建制。
考虑到解放台湾,粟裕后来就解除了九兵团淞沪警备的任务,但当时九兵团下辖只有20军、27军两个军,30军被划归海军,33军执行淞沪警备任务,因此粟裕决定,调原八兵团所属的26军和7兵团所属的23军归9兵团。
时间已经到了1950年1月。
这么来看,粟裕调陶勇出任九兵团副司令员,目的也是为了加强23军与九兵团所属各军的配合。
定下来23军划归九兵团下辖后,三野向中央推荐陶勇任九兵团副司令员,命令下达前,三野政治部主任的唐亮还专门找他谈了话。
本来按照一般逻辑,从军长调任兵团副司令员,是属于升职,一般人都是求之不得,可陶勇脸上却显出为难的神情。
“首长,我不太想去,23军还有很多任务,我现在走,恐怕不合适。”
听了陶勇的话,唐亮非常诧异,后来在他一再询问下,陶勇这才说明了原因:
“首长,我非常感谢野战军对我的肯定,给我这个提升的机会。可是,您不知道,宋司令员的脾气太大了,我有些受不了,害怕在那里和他有冲突。”
唐亮这才恍然大悟。
宋时轮脾气大,在全军中是出了名的。
能打仗的将军,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个性,宋时轮也不例外。
1934年初春,因看不惯军中批评“罗明路线”的风气,宋时轮主动到了红军大学学习。
当时,按照《红军优待家属条例》,红军大学要定期组织学员去帮助红军家属,他和一位同学被分在一个组,一个负责挑泥,一个负责上泥,宋时轮肩膀上有伤,挑不了太重,因此对负责上泥的同学说:
“下一次能不能少上一些泥!”
可没想到的是,宋时轮下一次挑泥时,担子装的比上次还重,他一下子没压住火气,指责同学:
“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负责上泥的学员回去就告了宋时轮一状。
红军大学后来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的理由,给予宋时轮开除党籍3个月的处分。
不过,因为马上中央红军就踏上了长征之路,宋时轮的党籍问题也因此被搁置。
抵达陕北以后,毛主席派宋时轮到新组建的红十五军团任作战科长,宋时轮这才委屈的说:
“作战科是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的非党干部去,合适不?”
毛主席大感意外,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儿?”
宋时轮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毛主席反过来劝慰他:
“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
在毛主席谈话后,宋时轮到了红十五军团赴任,不久后在政委程子华以及钱均的介绍下重新入党。
不过,宋时轮脾气大,一个更大的体现还是在济南战役时期。
1948年8月25日,粟裕召集华野各级将领在曲阜开前委扩大会议,商讨济南战役的事宜,按照粟裕一开始的“攻城打援”的战略,粟裕以许世友、指挥的山东兵团主攻济南,自己亲率外线兵团,负责阻击徐州方向的援兵。
为了加强攻城力量,粟裕还特意从外线兵团抽调了几个纵队来充实攻城集团。
不料就在会议上,时任十纵司令员的宋时轮却不干了。
宋时轮的十纵专擅打援,在全军中享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之前桃林岗阻击战,宋时轮就是和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对抗。
也因为这个原因,粟裕仍安排宋时轮阻援,负责统一指挥6纵、10纵两个纵队。
可宋时轮心里很恼火,因为历来在各种战役中,阻击战是最不好打的,不仅要以劣势兵力对抗敌人优势兵力,而且打阻击战也很少缴获,是属于吃力不讨好的作战形式。
所以宋时轮也想换一换,不能老让十纵啃骨头,也该吃一回肉了。
更为关键的是,宋时轮想借着这次机会,替自己申辩一次。
二在华野前委召开在曲阜召开的大会上,宋时轮不仅要抢主攻任务,还要说清楚一件往事。
1948年淮海战役曲阜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南下挺进大别山,宋时轮率领十纵牵制邱清泉的第五军以及吴化文的整编84师,圆满完成任务以后,邱清泉继续率军南下,吴化文势单力孤,决定北返。
宋时轮那时考虑到,吴化文部本来是伪军,在鲁南又胡乱造过许多杀孽,如果顺手除了也好。
可万万没想到,邱清泉率第五军南下是虚晃一枪,就在宋时轮率领十纵与吴化文缠斗时,邱清泉突然杀出,宋时轮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也因为邱清泉、吴化文一路上追逼甚急,十纵伤亡很大。
负责外线作战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立即下令,十纵北撤黄河,
可这么一撤,麻烦也来了,宋时轮本来主要负责牵制邱清泉的第五军,现在北撤黄河后,让开了黄河渡口,邱清泉第五军大军南下,直逼刘邓大军。
消息传来时,让一度颇有涵养的刘伯承大怒,因为少了陈唐兵团牵制,部队不要说挺进大别山,可能走到半路上,就会给人消灭了。
图|刘伯承刘伯承批评陈士榘、唐亮兵团打圈子避战,后来毛主席得知情况以后,也很生气,但他在电文里没有批评华野,只是揪住了宋时轮北渡黄河:
“宋时轮十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大失误。”
毛主席的批评电文里说的含蓄,实际上也有大事化小的意味,毕竟华野还要在鲁西南与中原打仗,不能一下子批评的狠了。
可这件事儿里面,唯一受委屈的是宋时轮。
显然,宋时轮并不是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自动北渡”,而是中了邱清泉声南击北的计,遭到了损失,不得不撤,而且他在撤离时,是请示了陈士榘的,而且也是获得了批准的,怎么能说是“自动北渡”呢?
宋时轮的情况,陈毅、粟裕是心知肚明,但他们意识到毛主席此举中的深意,因此没有过于申辩。
一直到10月10日,陈粟这才致电中央:
“申明前次北渡的责任问题,此时由于敌情紧迫,且是按陈士榘、唐亮指示执行的,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再详谈。”
即便如此,宋时轮心里还是有疙瘩。
之前我们就提到过,宋时轮性格火爆,根据史料记载:
“宋时轮将军酒量大,有百杯不倒、千杯不醉之称。宋时轮自称‘酒将军’,他与许世友的酒量不相上下。战争年代,宋时轮喜光头,青筋怒突;喜敞怀,胸肌累累;喜腰间挎盒子枪,枪把挂流苏。性如炸雷,出口粗鲁,动辄挥拳怒吼,部属都怕他。刚认识他的人,都不相信他是正牌黄埔军校毕业生。”
宋时轮治军也很严,豫东战役时,十纵在桃林岗阻击邱清泉的第五军(十纵与国民党军第五军也算是冤家),因为打的很艰苦,粟裕一度发电给宋时轮,如果一线守不住,可以退二线继续防守,可宋时轮偏不,一直坚守在一线,并且还严令各部:
“进攻不成,按级斩首。”
到了济南战役,华野前委在曲阜开会,宋时轮又想起了之前“自动北渡”这件事儿,心里上一股别扭劲儿上来了,坚持要求在会上说明这件事。
可考虑到在战时,讨论此类问题不合适,当时华野各级领导干部在会上并没有就此事有一个细致的讨论
这一含糊的态度也惹恼了宋时轮。
本来,粟裕已经同意宋时轮在济南战役时打主攻。可就在会议间隙,宋时轮又突然反悔,声称之前豫东战役时十纵损失大,需要补充,并且明确说明“如无补充不能再打”。
图|《宋时轮传》根据《宋时轮传》记载:
“华野和外线兵团首长的解释又不能使他满意,他中途离开了会场。”
9月4日,粟裕致电中央,说明曲阜会议上宋时轮的情况,毛主席听说消息后,震怒异常,仅仅几个小时,就发回了电文:
“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于撤职。”
能让毛主席讲出这样的话来,宋时轮也是独一份。
关键时候,是粟裕替宋时轮求情,这才让毛主席打消了注意。
宋时轮后来也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妥当,专门向粟裕解释了缘由,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宋时轮在曲阜会议上脑情绪,但他手上没闲着,已经完成了攻打济南前的准备工作。
济南战役后,华野在曲阜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陈士榘做了自我批评,并对北撤黄河一事做了专门的解释,宋时轮也站起来诚恳的做了检讨,这件事情才算是圆满的过去。
宋时轮的脾气可见一斑。
三陶勇毫无疑问也是一员个性十足的战将,在粟裕麾下,他与叶飞、王必成并称“叶王陶”。
据说粟裕曾这样评价陶勇:
“陶勇是个很有个性的指挥员,他的严厉反映在战场上,下达任务丁是丁,卯是卯,毫不含糊。”
图|宋时轮与陶勇陶勇的个性也很强,遇到原则问题,他也会毫不留情的批评,但相对于宋时轮,陶勇又柔和一些,平常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说笑打闹,让人难以分清楚司令员与战士的区别。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会师,先后打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许多战士们并没有打坦克的经验,一个个惊慌失措,陶勇率领一师进军鲁南时,一路上就碰上战士们反映:
“师长,坦克挡不住,马上向后撤!必须立刻向后撤了。”
哪知陶勇一个人坐在路旁的谷场的石碾子上不动了:
“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
陶勇一句话,坚定了所有战士的信念。
“师长都坐在这里,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在陶勇一声令下,一师如同下山的猛虎一般,嗷嗷的冲了上去。
整个鲁南战役,不仅歼灭敌人两个整编师5.3万人,还缴获了24辆坦克、汽车474辆、各种火炮200多门。
总而言之,陶勇与宋时轮的人格魅力,各有不同之处。
图|陶勇很难想象,因为要去九兵团上任,陶勇竟然会因为担心宋时轮脾气大,怕有冲突而不肯上任。
尽管入朝之前,23军已经不是隶属于九兵团下辖,而是调归七兵团下辖,参加舟山群岛战役和浙东地区剿匪作战,可陶勇调任九兵团副司令员的命令并没有撤销。
见宋时轮直接来了杭州军部,陶勇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心知自己这一系列的举动确实是有些失礼,连忙吩咐工作人员:
“你们还愣着干啥,宋司令来了,就吃糙米饭炖白菜嘛?”
宋时轮见状,也不客气,大大咧咧的坐下,就这么直勾勾的的盯着陶勇。
陶勇被盯得很不好意思,只好解释:
“司令员,实不相瞒,这几天命令就到了,也没有向您报到,也没有打电话,失礼了。”
“你知道失礼,为什么既不报道,也不给我打电话呢?”
宋时轮笑眯眯的望着他。
陶勇的脸憋得更红了,他本来就个性耿直,不善作伪,被宋时轮三言两语“逼迫”,无奈之下只好承认:
“司令员,听说你脾气大,我怕顶不住啊。”
“唉!”
一听陶勇的话,宋时轮长叹了一声,他也总算是明白,陶勇为啥不去兵团部报道了,纯粹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不过,宋时轮显然不愿意放过陶勇,见陶勇跟他推心置腹,他也不藏着掖着。
“大家都说我平时像吃人的老虎,都是传的邪乎了。我哪有精力天天发脾气呢?大家都是战友,都是兄弟,只有打仗没打好的时候我才发脾气啊!可那也是着急那么多兄弟的生命啊。”
见宋时轮眼角泪光莹莹,陶勇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如此这样诽腹战友,确实违背了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图|宋时轮晚年下部队和战士们一起用餐对宋时轮,陶勇心里还是很钦佩的,他站起身,缓缓地敬了个礼:
“司令员,我错怪你了,这两天我就去报到。”
宋时轮见状,也立马站起身来,握住陶勇的手:
“好兄弟,九兵团需要你。”
两人对视一眼,均哈哈大笑起来。
长津湖一战,陶勇配合宋时轮指挥,因26军伤亡较大,宋时轮奉令率军回国休整,根据志司建议,陶勇出任了九兵团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1952年11月,陶勇回国,出任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宋时轮任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同时,还兼任着志愿军副司令员,后来又入朝参加指挥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等。
1952年秋,宋时轮回国,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