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著，郑实采写

我虽然和浩然先生“交往”多年，但却未见过一面。我之所以和浩然先生通信和互相签名赠书，是缘于河北三河作家、日记研究者康健老弟的穿针引线。有一次，康健到浩然先生的“泥土巢”拜访时，无意中提到了我，浩然先生听了后，说他知道山东有个作家叫自牧，并且是孙犁的学生。康健把这一信息写信告诉我后，我便签赠给了浩然先生一本刚出版的拙著，希望他能给予“斧正”。不料，曾经红极一时、三十岁便写出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的浩然先生礼贤下士，很快就回信并签赠了一部新著。一来二往，交往也“随便”了起来。当时，我正和北京作家段华为作家出版社主编“久久文丛”，其中安丘作者李贵森的《抱朴集》，淄博作者胡敦荣的《心香集》，以及济南作者崔然琳的《流淌的青春河》等书名，就是由我出面找浩然先生题写的。后来《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出版后，我很快便收到了他的签名题句本赠书。我读过该书后，曾向书友由之介绍过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些内容：有人说他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的后者。关于这些疑问和谜团，浩然先生在书中都有正面回应。总之，这部口述自传内容丰富生动，颇可一读。由之听后当即提出借读此书，一向口松手松的我便立马应允了。过了八九天，由之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讲：她到北京舞蹈学院看望儿子时，在列车上读了一路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可下车后才发现，她竟把书落在了卧铺上了。她十分懊恼，并且表示要到新华书店单独买一册还我。我则表示：丢了固然可惜，但也不必懊恼内疚，我再写信向浩然先生说明情况讨要一册就是了。信发出去后，很快便收到了浩然先生的第二次赠书，其扉页上的题字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一代农民共存亡。浩然于一九九九年三河泥土巢。写给自牧同志存念。二○○一年三月。”从题字的内容和时间来看，这本书当是浩然先生的自存本，两年后又补题上款寄赠给我。由于浩然先生的大方“割爱”，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如此“夺爱”，则是我始料未及的。浩然先生还曾用钢笔为我书写过拙诗《题篱边小照》：“清河塘边菱蒲连，自牧垂钓疏篱前。麦浪起伏心潮涌，村景一角挽流年。”流年似水，浩然离开我们已三年多了。记得2008年2月20日浩然先生逝世后，我曾专门写诗追悼之，并且加了长长的跋语：

追悼浩然先生

一

喜鹊登枝唱艳阳，

金光大道西沙腔。

苍生圆梦享乐土，

泥土巢里绿化忙。

二

大红大紫曾及天，

遇寒未蔫真伟男。

晚年退筑泥土巢，

苍生绿化为灌园。

注：浩然先生195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后，凭借“文革”前创作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成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手”（雷达语）。后来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成为了“三突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大红大紫之际又应命创作了被称为文学“赝品”的《西沙儿女》、《百花川》，终于成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注脚。“文革”之后，从苦闷中走出来的浩然先生出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北京文学》主编。晚年自愿退隐于京郊三河市，在 “泥土巢”里创作了长篇小说《苍生》、《圆梦》、《乐土》等，同时创办并主编《苍生文学》，自觉实施“文学绿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