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会议在埃及的开罗召开。这次会议是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三位领导人共同参与的，标志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蒋介石的参与不仅是中国抗战的象征，更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虽然我国和美国、英国、苏联一样是世界四大国，都在反法西斯上作出巨大贡献，但其他三国对我国的态度完全不同。这三个国家并不都支持我国参与二战期间的这些国际会议。
首先看一下美国，美国在二战期间还是比较支持我国的。之所以如此，因为美国和我国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两个国家都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也正因如此，美国才积极支持我国抗日战争，这也能减轻自己的压力。
其次看一下英国，英国自始至终都不支持我国，尤其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如果不是罗斯福强烈要求，丘吉尔压根就不愿意参加开罗会议。当然，丘吉尔之所以不支持我国，最重要的是英国在我国有大量的利益和特权，还占领我国的香港。一旦我国参加了这些会议，就意味着和英国平起平坐了，到时候英国可能就会失去这些特权，甚至会失去香港。这是丘吉尔一直不支持我国的重要原因。
最后看一下苏联。苏联对待我国的态度还是相对复杂的。苏联一方面希望我国能继续抵抗日本法西斯，这样自己不会面临两面作战。另一方面苏联并不希望我国国际地位太高。因为苏联一直想要战后从我国获得很多利益。从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对我国的提出的那些条件就能看出来。说白了，苏联并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说白了，这三个国家只有美国还支持我国，但并不是特别支持。苏联和英国根本不支持我国。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也不会为了我国得罪另外两个国家。所以，我国才没有参加其他几场重要会议。
这就是我国没参加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国当时实力强大的话，我国在豫湘桂战役中根本不会输，各国对我国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即使我国不想去参加会议，其他国家也会叫我们去参加的。可以说弱国无外交在这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整个欧洲，但面临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每扩大一个侵略地区，就等于自己往脖子套上一道绞索，因为德国法西斯有无限大的侵略野心，但无实现侵略野心所需要的足够的军队。
希特勒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效仿的榜样，日本在战略上也开始像德国那样，以扩大侵略范围、占领更多的国家为首要目标，对付整个中国、朝鲜战场已经力不从心，但它还不自量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图谋占领整个远东地区和称霸太平洋地区。因此它面临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虽然它可以抢到战争需要的各种物资，可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以补充战争经费的不足，但是它的占领区极不稳定，它缺乏维持整个占领区秩序和进攻中国抗日大后方起码的兵力。
欧洲战场出现后，外国援华计划发生剧变，苏联逐渐减少对华援助；英、法两国因不敢得罪日本，法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中断越南至云南的铁路通行，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使中国陷入完全孤立的状态。唯一使中国在外援上还有一点希望的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批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
到了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大为提高，外援情况有了根本变化，美、英等国为了保住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为了保住在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需要制止日寇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必须借助已经进行多年抗日战争的中国战场。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持续了多年，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与此同时，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美国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经历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逐渐开始反攻。为了协调对日作战的战略，三国领导人决定召开会议，讨论对日本的战后政策及亚洲的未来。
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不但涵盖军事与经济援助，而且还包括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政治地位的提升，促使反法西斯同盟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中国政府也派出远征军远征缅甸，协同英国军队作战，蒋介石因此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一起，成为世界四巨头之一。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30日，中国成为《莫斯科宣言》又称《四国普遍安全宣言》或《四国协定》的四个签署国之一，中国签字代表为驻苏大使傅秉常。这项宣言的重点为四强将持续战斗至获得最后胜利，任何一国不能单方面与敌签订和约。
中国在当时无疑是一个贫弱的大国，但无视它的作用，显然是不明智之举。由于斯大林与蒋介石不愿“见面”，几经商讨，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美、英、中三国首脑先在开罗聚会。
开罗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重要集会，它的召开具有特定的背景和特殊的任务。
进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以后，侵略与反侵略的较量已经出现了向有利于反侵略方面的转化，反侵略一方无论是从实力还是在气势上都开始拥有优势。从夏天起，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开始进行局部反攻：欧洲德军大败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消灭32万人；美、英联军成功登陆西西里岛，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在太平洋战场，日本惨败于中途岛，美国转为攻势。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如何加快战争进程、结束法西斯侵略进行会商。同样，因为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作为美、英、苏大国已经在开始思考战后的世界格局，有必要对世界态势进行有利于各自的规划。
蒋瑞元、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战后的世界安全和秩序，提出了建立美、英、苏、中四国警察力量的计划。8月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会议中，着重讨论了战后的世界秩序重建问题。10月间，美、英、苏外交部部长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代表各自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确定了最后消灭法西斯和战后国际安全的普遍原则，提出要“以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之原则为根据”，成立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在此基础上，罗斯福建议召开美、中、英三国领袖会议，以统一在亚洲地区的行动。会议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必要的准备。
罗斯福在会前曾踌躇满志地对儿子伊利奥谈到对世界局势的看法：“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俄国和英国在欧洲，英帝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之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这段话形象地说出了罗斯福想做战后世界的“领袖”的得意心情。
与罗斯福相比，丘吉尔不那样踌躇满志，他主要关心欧洲战局，另外是不让日本进入英属印度，以及收复新加坡这块陷落的基地，仍保持英国在整个亚洲的殖民利益。
蒋介石则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要求英国协助进行缅甸反攻，争取美国更多军援物资和贷款，并收回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及台湾、澎湖等群岛。
开罗会议最后确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意义重大。与会者讨论了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强调要维护和平与稳定，避免类似战争的再次发生。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支持，并承诺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战略方面，会议上虽有很多的决议和承诺未付出实践，行动计划也一再延迟和更改，最后仍达成了中、美、英三国联合反攻日本的目的。此外，在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宣告：战争结束后，日本必须将东北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使朝鲜独立。
蒋瑞元、宋美龄
这次会议，美国一直在拉拢中国，还支持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目的就是打压英国，而美国的行为也让英国跟苏联的关系走得很近。同盟国赢了，要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美、苏是没有争议的两个大哥，英国坐第三把交椅没问题，第四，除了拖住200万敌人陆军力量的中国，还有谁？打得不好，并不能否认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四大国的地位，是中国抗战打出来的。而且，二战与一战不同，在欧洲主战场之外太平洋战场显得很重要，太平洋东部是美国后花园，西部是亚太。然后发现当时盟军朋友圈里面，在亚太除了美英俄国以外，就只有中国有实力。中国当时虽然比较颓废，但毕竟架子在那戳着，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国家，加上当时执政者和苏联的关系并不稳定，可以培养起来用于压制苏联。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的表现，展现了他灵活的外交策略。他深知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利用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利益进行最大化。蒋介石通过与美国和英国的互动，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以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
在会议期间，蒋介石不仅注重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沟通，还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他希望通过开罗会议，能够为中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策略为他在战后中国的政治布局奠定了基础。
开罗会议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26日结束，会议进展甚微，任何问题都没有达成切实的协议。英、美战略家们意见不和；蒋介石未能了解全部情况，对英国在缅甸的意图又有误解；鉴于蒋介石政府内部虚弱，公报关于中国在远东的未来地位所作的政治上的保证后来表明大部分是虚幻的。尽管如此，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仍不失为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在蒋介石方面，由于得以同罗斯福、丘吉尔两人平起平坐，对史迪威的气恼无疑稍得平息，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也许还有其他原因，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人的关系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几星期中有了显著的改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蒋介石允许史迪威使用中国的几个师在北缅开始对日作战，这些部队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调到印度受过训练。
开罗会议的召开及其成果，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使得中国成为了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其次，会议明确了日本战后归还中国领土的原则，为中国的领土完整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
蒋瑞元、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宋美龄
然而，开罗会议的成果在后来的国际政治中并未完全实现。随着冷战的到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剧变，许多原有的承诺和协议受到挑战。尽管如此，开罗会议仍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要的一步，蒋介石也因此巩固了自己在国内外的领导地位。
开罗会议也确定了美国在战后的主导地位。由于英国和美国在这次会议中分歧较大，12月又重返开罗，进行第二次开罗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