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本期讨论模型中解释变量所涵盖的领域的政策:(i)进口——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与贸易开放有关;(2)外国直接 投资;(三)部门性劳动力转移;(四)研发。如上所述，对未来TFP增长影响最大的是研发，其次是部门劳动力转移。 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让经济从进口技术中受益。中国的行业劳动力转移纯粹是国内的，因为移民的规模可以忽略 不计。最后，尽管研发投资是在国内进行的，但研究往往与世界其他地区有联系。话虽如此，本期不能只关注国内政策，但也需要尽可能地考虑到中国在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研发方面的国际背景下如何定位自己。下面，我 们将讨论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我们将简要讨论支持部门性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部门性劳动力转移。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里，工业在GDP中的份额大幅下降。从上面的模型中可以看出，从农业向工业和服 物业的迁移速度预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缓。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已经大幅下降。此外，工业已经开始 裁员，从而缩小了从农村地区向相对高薪的工业岗位转移的路径。因此，未来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更有可能进入低 技能服务部门的工作，这些工作依赖于国内消费，往往更不稳定。

贸易开放与外国直接投资。在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发达经济体，进口经常被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其衡量标准是商品进出口之和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百分比。虽然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在21世纪初至2007年大幅上升，达到了与德国和韩国相似的水平，但 此后有所回落，到2021年，已更接近日本和美国(图42)

就中国而言，加工贸易在过去十年中有所下降(图43)。推动这一发展的是中国建立了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从而将 少了对制造业出口中间产品进口的依赖。此外，中国的工资水平迅速上涨，导致加工贸易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下 降。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在过去20年有所下降，而与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仍然很高(图44和45)。

研究与开发。中国研发政策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资金滥用。根据估计，使用2001-2011年中国公司级数据， 42%的受让人用研发补贴(占补贴总额的53%)。这使得研发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了一半以上。尽管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研发支出差距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缩小，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基础研究支出(占GDP 的百分比)仍保持在较低水平。2020年，中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GDP的0.14%，低于美国(占GDP的0.5%)、日本 (占GDP的0.4%)或韩国(占GDP的0.7%)。此外，在中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投资仍然很低，因为企业将 专注于开发具有明确商业应用的新技术和产品，而不是那些可能在长期内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技术认为，

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是导致中国创新质量低下的一个因素。由于对知识产权惩罚力度不够，企业宁愿专注于模仿和应用活动，也不愿专注于基础研究和创新产品，当知识产权使企业难以获得投资回报时，这是代价高昂的。其次，由于公司经常将一项专利拆分为多个小专利，有限的专利审查资源将被低质量的专利所消耗(而高质量的专利则会被淘汰)。最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 运行效率的差异，中国各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地方保护将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平等， 欠发达地区的知识产权侵权可能比发达地区面临更少的责任问题。

政策建议。在未来行业劳动力转移不那么有活力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十多年来一直在下降，许多领域对外国直接投 资的限制持续存在，提高中国研发质量的挑战持续存在，在此背景下，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i) 放宽居留许可限制。放宽户口(居住证)限制总体上有助于改善劳动力配置。此外，农民工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获得医疗服务和子女教育的机会也需要 改善。此外，应该提高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福利的可携带性。(ii) 促进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展望未来，中国在新贸易和投资协定背景下的承诺可以 帮助提高开放度，也可以促进国内改革。虽然 有意推动多个领域的创新，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建议在一些领域进行专门 研究，同时在其他领域进行全球采购——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式为中国的进口留下了空间，使中国成为其他国家的贸易伙伴。(iii) 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为了潜在地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可以放宽对此类 投资的限制，例如大幅度修订和缩短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另一点是降低合资企 业的要求。跨国公司在中国寻求外国直接投资以与国内公司合作并组建国际合资企 业时，经常会出现这种要求，其特点是明确的技术转让要求。(iv)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上述分析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提高企业对基础研究和创新产 品投资积极性的关键。统一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加强专利审查。为此，该国需要投资于 符合国际最佳实践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包括其制度要求。虽然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专利 质量，但也有助于提高公司将创新置于应用之前的积极性。

政策挑战与改革展望。已经介绍了在加强劳动力、人力资本形成、资本和信贷配置以及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措施。这些领域涉及人口老龄化、城乡差距、改善资金信贷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重大长期挑战。最后，提高国内技术的努力取决于成功的研发政策。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些改革，如增加对家庭的支持，只能在长期内发挥作用。因此，需要采取 缓解措施，例如延长工作年限，除了改变退休规则外，还包括改善医疗保健，使员工保持健康。与此同时，提高 退休年龄虽然不受欢迎，但考虑到社会的快速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增加，这是必要的。 一个老龄化社会将受益于提高劳动力流动性，以更好地分配不断萎缩的劳动力。放宽户口限制。此外，近2亿农民工(及其家人)需要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获得更好、更容易的基本公共服务和教育。

此外，在教育方面，需要采取步 骤提高高等教育和在职培训的质量。除了改善教育外，上述改革还要求改变和加强社会政策。城乡差距对人力资本形成造成了负担，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我们需要加大力度促进农村地区的教育，并 采取措施扩大儿童早期教育。此类改革将要求向较贫困地区提供更多财政转移，并需要纳入更广泛的政府间财政 关系改革(Peschel 2021)。必须改善资金和信贷配置。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改善资本配置和效率，从而提振潜在增长。如上所述，中国的投资 占GDP的比例将不得不放缓，因为过去十年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对房地产市场和国家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大规模投资 将不可持续。国有企业改革是必要的。持续亏损的国企将需要退出市场，以避免经济僵化。未来几年，当劳动力 开始迅速缩减时，继续维持亏损国企的理由将越来越少。

然而，下岗工人需要帮助和支持才能找到新工作， 这需要临时的财政支持和(再)培训。信贷将需要越来越多地分配给私营部门，特别是微型和小型企业。为此，银行将需要调整其放贷偏好，从 现实的角度来看，这需要放弃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以及国有企业获得信贷的特权。这些改革不仅需要 时间来实施，还需要有意愿来推进。这些改革可能还会产生(不必要的)副作用，比如一些国有企业会倒闭。 此外，银行业需要发展和提高信贷风险评估能力。总之，提高资本效率的改革需要高度的意愿和努力。与 此同时，它们将对潜在增长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和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上升，经济增长应减少投资，而更多地依靠家庭 消费的增长来推动——为此，需要改进社会政策，以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

另一个改革领域是提高国内研发效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研发改革取决于复杂的制度变革和执行问题。然 而，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似乎是改变激励机制(以及潜在的行为)的关键一步，而激励机制是提高国内研发质量所必 需的。此外，研发受益于获得外国技术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开放思想交流。 至于改革的步伐，必须指出，一些改革取决于许多需要多年协调努力的基石。还应注意的是，提高潜 在增长可能意味着政府影响力减弱，因为国有企业格局需要精简，更大比例的信贷需要流向私营部门，家庭需要 增加消费能力促进过渡到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为了实现后者，国内将需要加强社会政策和再分配，需要进一 步调动国内资源，并对国内间财政关系进行更广泛的改革。 在过去4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遇到了一些挑战，但也有许多强劲的推动力，

如人口红利和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随着人口结构出现逆风(未来还会越来越严重)，以及2008年之后债务大幅增加，全面的国内改革已成为 一个紧迫的问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灵活性，以及学习和调整的意愿。考虑到 这一点，启动全面的国内改革是关键，可以在此过程中进行调整。【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