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很多时候是指娱乐明星，惹得圈内大佬不满，人家嘴叼雪茄大手一挥，直接封杀永不出镜。

但是，在早前的媒体行业，特别是上级媒体驻地方机构和新闻记者群体中，也有“水土不服”现象，也有“封杀”之说法。

比如，当地一些大型活动的启动，大型项目的开工等重大事件，地方政府和宣传部门不通知、不邀请驻地方媒体机构和驻地方记者，将驻地方媒体机构和新闻记者束置高阁，实际就是隐性的“封杀”。

我一名驻地方普通记者，配上不“封杀”两字。但是，因为舆论监督、曝光报道捅了篓子，接受宣传部领导批评提醒，倒也是家常便饭。

多年前，一些地方没有环保意识，只要能发展经济，为政府带来税收，破坏生态环境，破坏饮用水资源，将植被茂盛的山头，挖得千疮百孔也在所不惜。

那时，我刚入行不久，凭着满怀的新闻理想，将一座被矿主挖得伤痕累累的大山，严重破坏饮用水源头的行为，全景式呈现在报纸上。

这条稿件采访了很多部门，首稿提交编辑部后，领导提出补充采访建议，要求采访市里分管副市长，请其针对此事表个态。我带着领导的建议，来到市领导办公楼前，看到分管农林水的副市长正要出门，于是当即拦住采访。副市长指着市府门口的一辆中巴车说，马上要陪领导出门调研，车已经到了，有事可找某某副秘书长了解。

副市长说的也是实情，我没有办法，随后通过电话采访了该副市长的助手——市政府某某副秘书长。简单介绍了情况，副秘书长在电话里表示，那里是饮用水源头，采矿破坏生态环境，政府将要取缔。

我以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话语，就是代表市里的表态。

但是，我错了。

几天后，一个整版的报道刊登出来，很快引起了上级职能部门的重视，两个采矿企业停产的同时，针对副秘书长的这种表态，以及没有授权接受媒体采访一事，时任市委书记要求启动问责程序。

副秘书长没有办法，他说，他只是与我做工作交流，并非接受我的采访。

我说，我不是他的同事，也非他的下属，且事前声明了我是记者，怎么成了工作交流？

后来，事件闹到了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那里；再后来，事件闹到了更高层面……

这是我入职媒体后，因履行媒体监督职能，惹出的第一件大事。

有的时候，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我非常后悔，每天胆颤心惊，等待上级单位问责和将来可能面临的“封杀”。

那时，市委宣传部每个月会召开新闻例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每次都会出席。部长非常重视这个会议，要求省媒驻地方机构负责人必须参会。我供职的媒体，只有我一名记者派驻这个城市。所以，我一直以驻地方负责人身份参会。每次会议流程的内容是，市属各新闻单位和省媒驻地方负责人逐一发言，总结上个月的宣传亮点和不足，策划和挖掘一些新闻选题，布置和明确下阶段的宣传重点，最后，部长强调一些重要事项，提出一些工作要求。

因为时隔太久，我不记得是在会上，还是散会之后，部长跟我说起这条稿件，大意是“破坏环境的稿子做得很好，但搞得人家副秘书长找麻烦就不好了……”

部长一边是肯定了我的报道，一边好像有些责怪我给他带来了“麻烦”。

面对部长的“赞贬各半”，我没有“喜忧参半”，而是认为这是部长对我为民发声、履职尽责的赞许和肯定。当然，这可能只是我单方面的臆想，抑或是我的自以为是。

那个时候，像部长这样一些家在外地的市领导，一般住在市府旁边一个老旧小区。我每天早晨上班，为抄近路会从这个小区经过，偶尔会碰到提着公文包去上班的部长。

部长一直平易近人，路上碰到会主动打招呼。特别是我被副秘书长找麻烦后，每次碰到，他老远就会问：“大记者，又写了什么大稿？”

我是一名靠写稿赚工分的记者，部长是一位副厅级领导干部。面对他的抬爱和问候，我感受到一种鼓励，一种关心，并由衷产生了一种自豪。

他在宣传部长的任期内，我撰写了大量舆论监督报道，也帮老百姓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和实际困难。记得有一次月末，部长要求新闻科对我下月的舆论监督稿件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我的舆论监督稿件远远多于正面报道，于是他对我提出了批评和指正，他说：“这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吗？”

面对部长的批评，我不以为然，却并未遭到“封杀”。

我做了20多年的新闻记者，了解一些宣传线上的领导干部，他们虽然经常说欢迎媒体舆论监督，但事实是他们对媒体的舆论监督非常敏感。

但是，我非常敬重的这位部长，我认为他不是这样的领导干部。

每次想起那句“大记者，又写了什么大稿”，我仿佛看到一位党的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骨子里的正向能量，其中有他自身的正气和正派，有他对媒体的开明和包容，关心和爱护，批评和提醒。

现在，部长早从正厅领导岗位上退休，而我作为宣传线上的一名老兵，不管走在哪儿，不管时间相隔多久，这种正向能量总是给我力量和勇气。

最后，非常有必要交代一下，当初要问责副秘书长的时任市委书记，多年之后，他在副部级领导岗位上落马被查。

附言：文中涉及人物，通篇未点名点姓，但并不影响故事的真实性。没有点名点姓，主要是不想给他人带来打扰，而旨在弘扬和传播“政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