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激励年轻一代增加生育意愿呢？生育率的下滑趋势能否被逆转呢？
回溯至1914年的巴黎街头，一群政客正热切地向过往行人分发传单，然而，路人们却对他们投以不屑的目光，尽可能地保持距离。
传单上写着：国民们，法国人口的减少正悄然威胁着你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未来，每两名法国士兵的诞生，将不得不面对五名德国士兵的严峻挑战。
在那个时代，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敌对情绪高涨，法国人口约为4000万，而德国则拥有6000万人口，更为严峻的是，法国政府认为本国的出生率竟在全欧洲垫底，若此趋势持续，法国恐将被德国的人海战术所淹没。
因此，加强宣传，提升国民的人口危机意识，成为了当务之急。然而，法国民众对此类政客的宣传置若罔闻，生育率依旧如同王小二过年般，一年不如一年。
究其根本，德国之所以能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并非得益于宣传机构的努力，而是法律的保障。
德国作为世界上首个以法律形式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国家，早在19世纪80年代，便相继颁布了《劳工疾病保险法》、《劳工意外灾难保险法》以及《残疾、老年保险法》。
这三项法律分别对应着现代社会的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工伤保险和全民养老保险，其费用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
此外，德国还专门针对女性劳动者出台了相关法律，强制规定企业女工的每日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0小时，产假不得少于6周，甚至对中午的用餐及休息时间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然而，仅有法律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执行。
德国为此设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保险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全国的劳资纠纷，该办公室的权限凌驾于一切地方部门之上，直接由德国宰相管辖，对于不遵守规定的资本家，轻者将面临罚款，重者则可能锒铛入狱，这一机构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反观同时期的法国，虽然也打起了女性的主意，但并非是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而是立法禁止堕胎，一位法国医生因私自为他人进行堕胎手术，竟被冠以叛国罪之名，遭到了枪决。
简而言之，一战前的德国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制定法律，保护劳动者，尤其是给予女性额外的关怀；二是严格执行法律，将德国年轻人视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愿意生育。而法国则只是空洞地向年轻人灌输生育的价值，却未能让他们看到实际的好处，这样的做法自然难以奏效。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如今，法国的生育率竟然反超德国，成为了欧洲第一。
那么，法国是如何做到的呢？
二战后，法国政府痛定思痛，先是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又采取了一项新的举措：为生育子女的家庭提供丰厚的福利。孩子出生后，法国政府会立即发放一笔1000欧元的补贴，并每月按时发放一两百欧元，直至孩子三岁，对于二胎及以上的家庭，这笔钱甚至可以领取到孩子20岁。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减税补贴和配套方案。那么，法国为何要如此慷慨呢？难道生育不是个人的事情吗？
法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的收益远远低于古代社会。
古代人讲究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晚年时有无子女，生活质量可谓天壤之别。然而，在现代社会，普通人晚年最重要的物质依靠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非子女。同时，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早已远超古代，结果就是子女越多，个人压力越大，最终也只是为社会贡献劳动力而已。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负反馈机制。
为了纠正这一激励机制的不匹配，法国政府决定让普通人看到生育带来的实际好处。因此，他们慷慨地发放福利。
据统计，目前法国政府每年将全国3.4%的GDP用于家庭福利支出，在欧洲大国中排名第一。同时，法国的出生率也稳居欧洲之首，早已将德国远远甩在身后。
回到我们自身，德法两国的成功经验我们借鉴了多少呢？
我们是否也制定了法律来保护劳动者和妇女的生育权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拥有8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等制度，用人单位需要缴纳五险一金，这些都在劳动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2012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出台，明文规定用人单位在女职工孕期不得降薪、辞退或进行性别歧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的执行。
曾有一位网红因被企业非法开除而与老板对簿公堂，虽然最终赢得了官司，但在向老板索要赔偿时却遭遇了对方的蛮横态度。老板甚至表示，他并不感激这笔赔偿款，爱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吧。这样的态度无疑是对法律的蔑视。
最后，我们来看看生育福利方面。
截至今年6月，全国已有30多个地区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但主要集中在二胎、三胎上，整体补贴力度从3000元至6万元不等。然而，这笔钱真的足够吗？
有人做过统计，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将一个孩子养到18岁，平均需要花费100万元。因此，有学者建议，应由国家层面统筹安排不同地区的育儿补贴。一方面，地方财政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国内人口流动频繁，出生率的提高并不一定能直接惠及地方政府。但无论人口流动到哪里，都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因此，于情于理，国家都需要提供物质支持。
说到底，生育率问题是一个跨越百年的社会系统性工程。
而想要激励生育，往年轻人账户里多打一分钱的效果，远比发放一万份宣传生育的传单更为有效。
我们需要从法律、政策、福利等多个方面入手，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愿意生育、敢于生育的良好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来人口增长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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