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的情报部队

芦山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摘

无线电技术侦察情报源自敌方机要核心，来源权威、准确、可靠，且及时、经济、安全。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特别是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这个科技、人才密集的斗争领域，共产党战胜了具有优势的国民党，创造了隐蔽战线上的奇迹。有关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特别是无线电技术侦察斗争的历史记叙，人们的视线，从文艺作品畅销、影视作品热播中，演绎出许多离奇的故事。

军委二局侦悉到蒋介石的上述计划，使瑞金的大部分党、政、军中央机关在8月初飞机轰炸之前，都转移到瑞金以西十五公里的云石山地区，保证了中央与军委的安全。

当时，二局也随总司令部从乌石垅移驻梅坑。

1934年8月以后，五次反“围剿”进入最后阶段。二局紧张地监控着各个防御方向上的国民党军情

中国工农红军中忠实精干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队伍，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苏联为中国红军培养了密码破译人员。经过1927 年四.一二事变以来的白色恐怖后，1928 年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逐渐恢复。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立了红军，并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加强对各地党委和各红色区域的领导。而此时党内联系全靠秘密交通员在上海、江西间往返，一次需要2个多月，速度慢且不安全。

1934年8月23日，曾希圣向总司令部提交国民党军情综合报告，总司令部于当日通报全军。

8月26日，二局在长汀方向破获新的情报，得悉李延年纵队“定三十号集中朋口、壁州地域，准备向河田、长汀进攻”，朱总司令接报后，当即命令红一军团（缺第十五师）与红二十四师“在朋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

31日午后，国民党军第十三师第八旅3个团冒进到温坊，红一军团当即发起进攻，并将其包围，激战到翌日拂晓，全歼国民党军2个团；

1934年9月3日，再歼1个团。两次战斗红军共毙伤国民党军2000余人，俘虏2400人，缴枪1800支（挺），迫击炮6门，子弹44万余发，迫击炮弹341发，手榴弹3000余枚，骡马50匹，西药11担及各种通信器材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胜利

1928年6-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信。10 月周恩来开完六大回到上海，决定让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中央特科第四科即无线电通讯科建立，科长李他和蔡叔厚等同志一起试制收发报机，奋战一年，终于在1929 年造出自己设计的第一部收发两用无线电台。此时张沈川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6 军用电台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结业。从此，李强和张沈川一起建立起中共第一个地下无线电台。负责报务工作的是张沈川、蒲秋潮、黄尚英。此后，中央特科通过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机务和报务的人才。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战事多发，情况复杂。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已完全是自编本密码，许多密码也由四位数密码升级为五位数密码，密码变换频率也明显加快。密码破译的难度提高和周期加快增加了二局的工作压力。另外由于敌人加紧经济封锁，二局的生活更加艰苦，每天都吃盐水煮竹笋。曾希圣原本健壮的身体也扛不住了，还得了胃溃疡。曹祥仁身材瘦小，又经常发烧、患肺炎，全仗着年轻，顽强地硬挺着。蚊子肆虐，使邹毕兆不断地患疟疾。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位破译者克服了种种困难，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在1933年9月就攻克了敌人的五位数密码。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共破出国民党军密码300本，而且大多数是自编本密码。

1930 年3 月，中央特科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由李强负责。学员有王子纲、黄尚英、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1931 年6 月，举办了一期机要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学员有宋侃夫、王逸群、朱邦寅、杨南石、蔡威等20余人，结业后多被分配到鄂豫皖苏区工作。

选调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28年夏天。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后，即提出要求，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邹毕兆曾回忆说：“曹祥仁同志表现在破译上特别能干，……他破译速度最快，在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时间，我们破译了300个密码，一部分还是难度很大的来去本，由曹祥仁同志完成着破译的主要任务。凡是蒋介石及各派军阀的密码，只要是与红军有关的，都一个不漏地破译了出来。”

1929 年-1937年期间，先后有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29-1930)的毛齐华、沈侃夫(陈宝礼)、陈昌浩(提前回国)、程祖怡、方廷桢(方仲如)、李元杰，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学校学习(1929-1930)的涂作潮、宋濂、谭献狄、刘希吾、段子俊，在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2-1937)的李春田、王东、加夫、毛城(女)、张培城、秦鸿钧、张浩(林育英)、赵玉珍等，接受了无线电通信技能的培训。

1930 年，首批学成者奉命回国，从莫斯科到海参威，经东北回到上海。那年3、4月间，李强到香港建立电台，为中央中央和中共南方局建立了电台通报。

1934年10月10日傍晚，二局跟随中央军委离开瑞金梅坑，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红军行动灵活机动，没有根据地群众可以依靠，地下党也无法及时联络，二局几乎是唯一的情报来源。李克农，胡底，钱壮飞野加入二局队伍。

9月，报务员由伍云甫接替，以后由曾三担任。10月，毛齐华从苏联回到上海，着手建立国际电台的工作。

特科时期开创的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培养了早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党和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骨干力量。虽然在特科时期未开展过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苏联为中共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在党的无线电通信的初创时期给予了有力的支援，但并没有为中共培养无线电技术侦察人员，特别是密码破译人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后也都没有进入无线电技术侦察领域工作。

1939年李德返回苏联后，可能是由于他的报告，苏联情报机关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发生了兴趣，于1942 年派出他们的密码破译专家来到延安，交流技术和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中革军委方的要求，却给了一个“没有这个任务”的回答。

1939年11月于延安，左起：军委一局局长郭化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军委三局局长王诤

红军内部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特别是密码破译工作，究竟是怎样一些人，在什么条件下开创的呢？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中革军委二局初创时期的历史。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端与其无线电技术队伍的创立同步发生。

1930年12月-1931年1月，红军先后围歼国民党军张辉瓒师、击溃谭道源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战斗中缴获一部半电台(另有半部砸坏)，俘虏10名电台人员，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队伍提供了必要的人才、物质和技术条件。1931年1月6日红军第一次架起收报机，开展无线电侦察工作，开始对敌军电台进行侦听。4月第二次反围剿，7月第三次反围剿，无线电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邹毕兆说王诤、刘寅是红军无线电侦察的开头人。

此间，1931年1月28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发出命令，举办无线电训练班，从红军中抽调年轻、有一定文化的、可造就的青年学习无线电技术，培养红色无线电队伍。1931年2月-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先后举办了5期无线电训练班，另外彭德怀领导的红3 军团也举办了3期训练班，总计140 余人，其中不乏日后在通信和技术侦察领域中的重要领军人物和骨干，如1期的胡立教、曹丹辉、李力田、曹祥仁(红3 军团1期)；2期的李白、罗舜初、邹毕兆；3期(红军通信学校)的钟夫翔、钱昌鑫(钱江)、肖森、赵宾玉(宾玉)、唐道德(唐明)、黄荣、李行律、雷永通；4期(红军通信学校)的江腾芳(江文)、胡备文、黄萍等人。

由于技术侦察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1931 年12 月，侦察工作从通信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科，由刚从上海特科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曾希圣任科长，建立专门的技术侦察台，领导总部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最早的报务员有胡立教、李力田等人。

1932 年初，当国民党军发现其无线电通信严重失密，随即加强管理和开始全面使用密码通信后，红军的无线电侦察遇到了极大困难。2月红军赣州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线电侦察困难而导致敌情不明。

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码成为侦察科科长曾希圣面临的首要难题。5月总部调来红3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参加侦察台工作。此时，侦察台抄收的敌军密电堆集了几大萝筐，行军时用扁担挑着，却一筹莫展。

1932年7月，曹祥仁开始参与研究工作。他和曾希圣一起集中精力，猜译密码电报。

曾希圣中文底子好，曹祥仁对电码熟悉，2人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对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展密”的部分电报稿反复研究，并结合不断侦收到的“展密”电报和敌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钻研，终于在10 月将“展密”全本贯通。从破译“展密”，发展到全部破译出蒋介石及各系军阀的密码，这样，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红军全部掌握了。这是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革命性突破。从此确立了红军在信息战中的优势。

张震说，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破开“展密”后不久，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成立，曾希圣任局长。此时的侦收人员有曹祥仁(兼作破译)、胡立教、王震(与359 旅旅长王震同名不同人）、李力田、李廉士等，校译人员有李作鹏、卢伟良等。12月，邹毕兆调入总部侦察台，在当班报务之余，积极学习，努力钻研破译技术，入门很快，并成为破译工作的行家里手。到年底，二局已破译敌军各类密码20本。

在1933年1月的枫山埠战斗和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中，二局由破译密码电报所获得的情报，比其他任何手段得来的情报都及时、准确，为红军总部脱离险境并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33年5月成立中革军委二局(简称后方二局)，局长由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简称前方二局)局长曾希圣兼任，副局长为钱壮飞(负责后方二局)、谭震林(不久调走)。

曾希圣、曹祥仁仍在前方二局。鉴于破译工作量大，曾希圣对二局进行了体制的调整，将破译工作专门化，成立破译科，曹祥仁任前方二局破译科科长，成为中央红军的首任破译科科长，承担着破译的主要任务。译电校对李作鹏、段连绍、叶楚屏、芦伟良、林茂元、吴元、陈仲山、李云卿；包括胡立教、李廉士、胡备文、李力田、赵宾玉、李建华、叶根、朱谋生。邹毕兆调到后方二局，负责后方二局密码破译工作。

从张辉瓒师解放过来的10名电台人员有：队长李仁忠（改名李三毛、第三次反“围剿”中逃跑），报务王诤（原名吴人鉴）、吴如生（原名罗世熔）、韦文宫（原名韩依冠），机务刘盛炳、文书李家驹、架线李国梁、学员刘寅（原名刘达端）等。

在后方二局组建初期，1933年6月只有钱壮飞、邹毕兆、肖蒲德、邬一之几个人，随后从叶坪侦察台(撤销)调入的钱昌鑫(钱江)也到了。他来的时候，二局的房子里，堂屋用来吃饭活动，堂屋两侧房间，东面钱、邹、邬等办公，钱、邬在里面睡，西面是报房，邹同肖在里面睡。

邬一之（1911年11月-1933年8月），男，湖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

2月10日，红一方面军正式开办无线电训练班，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任教员。第一期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有12名，他们是：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力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和钟佩兰（女）。

1933年8月在长沙浏城桥附近的菜根香巷口牺牲。？

钱江无处安身，住到楼上西侧。不几天由保卫局调来的戴镜元到了，他在东面睡。再往后约7月调来严重、王震，继有唐明、刘少宏、贺俊侦等。于是电台另成立科，王震任科长（电台负责人）。译电校对的主要力量是严重和邬一之。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为在革命斗争中“极有功勋”的红军官兵颁发红星奖章。在80 多名二、三等红星奖章受奖名单中(一等奖章获得者仅周恩来、朱德、彭德怀3人)，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同时有还默默无闻的红军密码破译三杰：授予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二等红星奖章、破译科长曹祥仁和破译能手邹毕兆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又连续开办了10期无线电训练班，其中陆续进入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学员有邹毕兆、钱昌鑫（钱江）、肖森、宾玉、唐道德（唐明）、黄荣、李行律、钟夫翔、胡备文、刘少宏、贺回仔（贺子明）、雷永通等人。

此时，二局已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00余本，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在受奖群体中的出现，标志着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队伍已走向成熟。邹毕兆讲：“就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电报来说：从构思、抓紧来讲，曾希圣局长是创始者；就实际工作的重任来讲，曹祥仁同志是创造者。

曾希圣局长、曹祥仁同志同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创始人，无疑是正确的。”邹毕兆自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调到中革军委二局后，专司密码破译，成绩优异，事实证明他也是红军第一代杰出的密码破译专家。曾、曹、邹3个红星奖章获得者，是中央红军第一代密码破译专家，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破译三杰”。

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后来被任弼时称为“密码脑袋”的红二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王永浚，和红四方面军的破译专家蔡威。由于二局工作的特殊性质，作为隐蔽战线的战士，曾、曹、邹等人长期默默无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有中央最高领导人了解他们的功绩，对普通将士而言是不为人知晓的。

当时在无线电密码通信方面，福建国民党军使用“枢密”，湖南国民党军使用“晶密”和“协密”等，江西国民党军使用“展密”。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红军密码部队的领军人。

李作鹏讲：“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

长征时，李作鹏确是中革军委二局的译电科长，为红军作战作出了贡献。但他并不负责破译。实际上，将译电与破译混为一谈是有违常识的。破译学与编码学有区别。编码是通过加密使明文(将要加密的信息)不为外人所理解。

在通信和侦察工作中，曹祥仁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提高很快，他的听力极为聪敏，不久就可以通过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和不同机器的声音差异，分辨出是哪个敌台和哪个报务员在值班，有时不戴耳机也能辨别无误。他的钻研精神和记忆能力极强，在夜以继日的报务工作和侦听实践中，熟记了几千字的常用明码，听到电码便可迅速在脑海中转换为文字。在对敌台进行侦听时，可破解对方电台简单的台密和通密。

编码方法属于数学方法，如移位法和代替法。其中的代替法可有无数的演变，如用密表来替代字符。密表之上还可加上乱数，乱数似乎可以无限长，而又不重复。近现代又出现了机械加密和电子加密，以使破译更为困难。破译者则要凭借经验和测试，通过分析、假设、推断和证实(或否定)，来剥除编码者的各类加密，还原明文信息。对破译的一个重要要求是速度，过迟破译的密电，往往失去了情报的时效和价值。

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M209 密码机，每8 个小时就要变换一次密码，使敌方的破译跟不上美军加密的变化。译电是根据被破译人员已经破解的加密方法(密本)，译出密电的明文。打个比喻，破译相当于编辑双语字典，而译电就好比翻译。已经有了字典，进行翻译就好办多了。因此，破译和译电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破译与译电在难度上有很大差异，相比破译，译电要容易许多。

将译电与破译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故意这样说，更为不妥。破译者要成功，必须熟知敌以往密码编制规律、报文形式和当前的敌情，并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在江西中革军委二局里工作的曹祥仁和邹毕兆，均是从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优秀报务员，对明码本相当熟悉，在报务和对敌台的侦察中，不仅熟记数千字明码，还可迅速译出国民党无线电通信中使用的简单台密和通密。这是他们破译国民党当时以明码电报本为底本的密码，并成为红军第一代破译专家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局侦察电台总数已增至三部，技术人员达10余人，其中有曹祥仁（侦收、破译）、邹毕兆（侦收、破译）、胡立教（侦收）、王震（侦收，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名）、李力田（侦收）、李廉士（侦收，宁都暴动参加红军）、李作鹏（校译）、卢伟良（校译）等。

早在江西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中，国民党军的通信加密不断升级，变化频率越来越快，红军破译者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加。邹毕兆说：“我们从蒋介石密码的低级水平开始，就掌握了破译的本领，并且在蒋介石密码的难度不断增大时，能够紧紧抓住，逐步提高我们的破译本领。”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之后，蒋介石的密码大多数已经是自编本，而且变换很快。为此，二局鼓励更多的同志参加破译，希望增加些破译人员。邹毕兆曾动员刘少宏来参加破译。曾希圣找红1 军团林彪要人，调来了张树材，可是张树材不肯参加破译，不久又回红1军团去了。多年后，已是高级将领的张树材，见到邹毕兆时还谦虚地说，我这个材料，怎么能够搞破译那样的工作呢。还有的同志也曾想搞破译，但始终没有成功，于是又回到了译电科。

中革军委二局破译核心仍是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他们继续承担着巨大和急迫的工作压力。曹祥仁肺炎发高烧，邹毕兆打摆子，他们还要坚持工作。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开始后的一年中，他们破译出了300个密码，而且大多数是新的自编本密码，几乎是平均每天破一个密码。

在长征中，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英明指挥和军委二局情报工作发挥的突出作用，使红军行军作战犹如神助。毛泽东对二局情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有了二局，我们就象打着灯笼走夜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两个方面军领导层在进军路线和军事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争议。1935 年9 月9 日，面对张国焘凭借实力胁迫中央的危险形势，毛泽东断然决定，立即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由于行动仓促、秘密，连身边的一些作战参谋都没有通知。但毛泽东在下决心时，即交代叶剑英参谋长，二局一定要带上，并嘱咐叫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3人先走。从中可以看到二局的重要性，以及从事破译工作的曾、曹、邹3人在二局的核心作用。

曹祥仁立即分辨出：“如下：（1）”三个字，他当即判断，这是吴奇伟指挥部的电台正用密电下达新命令，敌情可能有重大变化。他毫不犹豫地盯住这个台，把后续电报抄完并迅速译出。

虽然这份电报前面已发的90多个字没有抄到，但恰好抓到国民党军重新部署进攻的核心内容。国民党军临时改变作战部署，兵分两路合击红军主力。吴奇伟率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第二六八旅为左路，沿浒湾、金溪大道东进，经枫山埠进攻左坊营，周至柔率第十四师、第五师为右路，由牵制改为迂回至杨家渡渡河，向黄狮渡进攻，企图切断我军后路，对我形成大包围。

当然，这也是二局全体同志的功劳。例如为二军调运器材的运输员，由于不断有人生病、掉队，在长征途中补充了多达500 人。所有参加长征的同志都为胜利作出了贡献。

译电和校译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在校译过程中，对个别尚未还原的密电电文，校译人员须边猜边译边验证，将全文贯通，这表明技侦系统的校译与通信译电不尽相同，但与破译却有本质的差别。只有理清这一基本概念，才能对不同角色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恰当的评价。

如红二方面军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就曾长时间担任译电员的工作，但她从来没有吹嘘自己是破译能手。又如钱壮飞，利用偷偷抄录下来的密码本译出密电挽救了党的组织，他的功绩在于提供了重大情报而不在于直接破译了密电码。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密码编制与密码破译的关系。在破译反破译的斗争中，对立双方都在同时进行着攻防两条战线的努力。

周恩来在江西时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自己的密码怎么样？”曹祥仁答，“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5天就可以破出来。”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布置加强我军自身的通信保密。

中革军委二局成立时，前方二局有电台三部，重点侦听北路国民党军的电台。人员除破译科曹祥仁外，其他工作人员主要有：

译电校对李作鹏、段连绍、叶楚屏、芦伟良、林茂元、吴元、陈仲山、李云卿；

侦收胡立教、李力田、李建华，赵宾玉，叶根，胡备文，李廉士，朱谋生等人。

后方二局的人员中，破译有邹毕兆；译电校对有严重、邬一之、钟鼎兴、戴镜元、钟能俊等；

侦收有王震（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名）、钱江、唐明、李行律、刘少宏、肖蒲德、贺俊侦、林仁贵、陈铭兴等。后方二局也有电台三部，侦破对象是福建第十九路军、广东陈济棠、湖南何健。

1933年底，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随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及前方总司令部回到瑞金乌石垅，与后方二局合并办公。1934年1月，前、后方二局正式合并，仍称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破译），科长曹祥仁；

第二科（侦收），科长王震，副科长李廉士，报务主任胡立教；

第三科（校译），科长李作鹏。合并后陆续调来的有雷永通、张树材、赖际发、郭显勋，还有机务员曾庆标。合并后又增加一部电台，共有机器七部。二局力量得到充实、加强。

曹祥仁说，破译能力和保密水平相辅相成。一般来说，能破对方的密码，就说明我方密码水平比敌方高，我们的密码大体是安全的。反之，如果对方的密码你破不开，自己的密码就会被对方掌握。二局破译能力的不断进步，也在促进着红军通信保密水平的不断提升。

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军在武器装备上始终落后于对手，但在技术侦察、情报信息战领域，我军却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是我军克敌制胜、最终夺取政权、在全中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二局钱壮飞副局长对破译工作很关心。当时，邹毕兆将破译的密码登记在一个小本子上，钱壮飞经常拿来查看并计数。到1933年7月，二局已成功破译国民党军密码达一百本，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做出重要贡献。钱壮飞为其取名“百美图”，并在二局召开“百本纪念会”，搞了个庆祝活动，还买了一些肉来，改善了一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