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北上长征至洋县华阳，在击退了尾随而至的敌警备二旅张飞生部后，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红25军接下来去向的问题。

当时在会上，部分人提出了顺着红四方面军入川的道路南下，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还有人提出，应该继续留在鄂豫陕边区发展。两种观点争论不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敌警备三旅迫近华阳，故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暂时中止。

至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继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葛牌镇会议，后来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重要的里程碑式会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还要从当年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说起。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因时任领导人张国焘战略指导错误，加上受“左”倾错误影响，导致了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失利。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鄂豫皖苏区。

红四方面军在撤离之前，留下了红25军一部分以及第75师、敌27师（后改第74师）继续斗争。

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了挽回不利局面，决定重建红25军作为斗争骨干，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

对于这段历史典故，很多人其实都清楚，但这其中还有些争议却不为人所熟知。

当时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十分仓促，事实上大多数领导人都不是很同意，特别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当时以沈泽民为鄂豫皖省委书记在红四方面军撤离后召开省委会议，批评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的行为。

甚至于鄂豫皖省委还上报中央，要求中央以他们的名义，命令红四方面军返回根据地，但中央那时并没有这样做。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是博古。

可这也埋下了红25军与红四方面军的根本矛盾。

那时中央也受“左”倾错误影响，特别是在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导致了全军主力不得不踏上长征路，当然从防御作战到决定长征，这中间还经历了一个过程。

1934年2月12日，中央收到了时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鄂豫皖苏区的情况。

根据这份报告，中央判定鄂豫皖苏区坚持已经十分困难，再死守下去就要葬送革命事业，因此主张红25军应该积极保全自身，以便于在有利时期开创新的根据地。

朱老总还给出了一个新的意见：

“红二十五军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

当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创立了川陕苏区，发展的也很不错，红25军本来就是来自红四方面军，两军汇合也可以壮大实力。为了贯彻中央这一想法，中央苏区派出了曾任红二十二师师长和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的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去。

中央决定长征是在1934年5月，比做出这个决定要稍晚一些，据此可以很大概率上分析出，当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很艰难。

不过，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时间比较晚，后来在当月召开的鄂豫皖省委会议上，程子华接替徐海东出任红25军军长。

据程子华回忆录记载，当时中央本来是要他出任参谋长，据说因为没有谦让这个军长，后来抵达陕北后，周恩来还发了脾气。

应该说程子华还是比较清楚中央的意图的，但是他却未能理解鄂豫皖省委以及红25军的情绪。

红25军是出身于鄂豫皖苏区，本身就有着故土难离的情绪，他们不愿意离开根据地，特别是对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也有意见（之前说过）。

程子华在鄂豫皖省委在河南花山寨召开的常委会上，虽然出任了红25军军长，却未能出任省委委员。从根源上来看，也和程子华主张入川有很大关系。

不过，有了中央指示以后，红25军还是按照计划从鄂豫皖苏区转移。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25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同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

有明白的人已经看出来，这条路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的路。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中央红军也已经踏上长征路。

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转战后，红25军于1934年12月8日抵达陕南，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

1935年2月，红25军通过截获敌人的密电得知，当时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发动了陕南战役，而且还在继续向东进攻，为了配合，红25军主力也向西进攻，进军汉中。

不过，红25军抵达洋县华阳镇时，陕南战役已经结束，红四方面军已经转移至川西。

为了保障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红25军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

也就是在一个月后，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又发起了嘉陵江战役。按照当时情况看，红25军完全有机会南下同红四方面军汇合，但那个时候，红25军为要不要南下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产生了分歧。

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人反对会师。

比如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戴季英等领导人就坚决反对入川，主要原因不外乎就两条，一方面是对对张国焘家长制的领导作风不满（具体原因不详谈）；另外一方面自然还是想回到老根据地鄂豫皖苏区。

主张同红四方面军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红25军只有3000余人，不足以承担在鄂豫陕开辟新的根据地，即便是创建起来也不容易坚持。

不过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红25军后来开辟了鄂豫陕苏区，中共中央鄂豫皖省委也改组为鄂豫陕省委。

总的来看，鄂豫皖省委以及红25军的主要领导人都认为，留在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是贯彻中央指示，中央只是要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没有叫他们入川。

1935年7月17日，时任鄂豫陕代理省委书记的吴焕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谈到了这次争论：

“有少数上级同志因此动摇，主张入川找红四方面军，以为红二十五军单独创造新苏区是困难的，省委是坚持不动摇的领导了全体同志打击了这些动摇倾向，确定在鄂豫陕边区创造新的区域与新的革命根据地。”

不过，红25军坚持留在陕南的举动，却极大的挽救了中国革命。特别是为红军保留了一直生力军，使得张国焘少了一部分要挟中央资本。

假设当年，红25军如果南下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那么必然会在南下过程中遭到难以挽回的损失，即便不谈损失，以当时红25军的情况，如果入川，极有可能受到审查。

比如当时受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川东游击队后来改编为红33军后，曾受到清洗，大批营以上的干部遇难。

当年，因为张国焘的缘故，酿成了草地分兵的结果，致使中央不得不单独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那也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一次，就连毛主席也称那是“黑暗时刻”。

红25军虽然不了解这一情况，但却坚决贯彻了中央指示。

1935年7月15日，红25军收到了中央数月前发来的指示，告知他们中央红军已经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决定北上的消息。当天晚上，鄂豫陕省委就召开了会议，决定红25军主力继续向北与西北红军会师，巩固西北苏区，以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除了程子华，大多数鄂豫陕省委以及红25军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同中央见过面，包括吴焕先、徐海东在内，但他们能做出这个决定，无疑也说明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红25军离开前，留下了鄂陕、豫陕两特委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斗争。

在后来两个月时间里，红25军北出秦岭，威逼西安，营造了很大的声势，为中央红军北上争取了时机，只是很遗憾，在进军甘肃中，吴焕先不幸牺牲，堪称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

那年，吴焕先年仅28岁。

1935年9月，红25军抵达陕甘苏区，与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随着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 ,陕甘革命根据地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迎接中央主力红军的到来 , 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主席后来谈及红25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中央红军之先导，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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