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蒙古国的一个女子被剥光衣服,装进木箱,扔进了沙漠里

恨之看历史故事 2024-11-18 09:06:50

1913年,蒙古国的一个女子被剥光衣服,装进木箱,扔进了沙漠里

茫茫戈壁,一个木箱静静躺在黄沙中。德国摄影师阿尔伯特•卡恩在1913年的蒙古之行中,拍下了这张震惊世界的照片:木箱仅留一个小口,一个赤裸女子的头部和一只手臂从中伸出,她微弱的求救声在风沙中几不可闻。箱子旁,一个空碗在风中摇晃。这个叫玛尔塔的女子,曾经也是个幸福的妻子,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样的"箱刑"究竟还有多少受害者?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为何偏偏要将受刑者剥去衣物,又为何要选择在昼夜温差极大的荒漠中行刑?

一、玛尔塔的悲剧

在1912年的蒙古,玛尔塔还是乌兰巴托城郊一户牧民家的儿媳。她的丈夫巴特尔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马具匠人,凭借精湛的手艺在当地维持着体面的生活。玛尔塔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自幼跟随父母游牧生活,擅长骑马和制作奶制品。她与巴特尔的婚姻是经由双方父母商议后决定的,但这段婚姻却给了玛尔塔意想不到的幸福。

巴特尔不仅手艺精湛,还经常接到俄国商人的订单。这让他们的生活远比一般牧民富足。在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搬进了乌兰巴托城郊的一座毡房,拥有了自己的马群和牛羊。玛尔塔每天负责打理家务,帮助丈夫制作简单的马具零件,闲暇时还会制作奶酒和奶茶,供应给来访的客人。

然而,这样安稳的生活在1913年初戛然而止。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巴特尔接到了来自俄国商人的一笔大订单,需要赶制一批精美的马鞍。为了按时完工,巴特尔决定亲自前往边境采购上等的皮革。在前往边境的路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巴特尔失去了方向。三天后,人们在大雪中发现了他的遗体。

巴特尔的突然离世让玛尔塔陷入了困境。按照当地的习俗,寡妇需要等待一年后才能再婚。而在这一年中,玛尔塔必须独自承担起偿还丈夫生前欠下的货款。由于巴特尔采购皮革的钱款已经支付,但订单未能完成,俄国商人要求退还定金。玛尔塔不得不变卖了部分牲畜,但仍然无法还清债务。

为了维持生计,玛尔塔开始在乌兰巴托城内一户俄国商人家中当佣人。这位商人名叫伊万诺夫,是当地颇有势力的皮革商人。最初,伊万诺夫看中玛尔塔的勤劳,给予她优厚的待遇。但随着时间推移,伊万诺夫开始对玛尔塔纠缠不休。他以减免债务为条件,不断向玛尔塔提出过分的要求。

在债务和生存的双重压力下,玛尔塔最终屈服于伊万诺夫的要求。然而,这段关系很快被伊万诺夫的蒙古籍妻子发现。她以通奸罪名将玛尔塔告上当地法庭。在当时的蒙古社会,通奸罪是一项极其严重的罪名。尤其是玛尔塔作为寡妇,与有妇之夫发生关系,更是被视为对传统道德的极大挑战。

1913年的春天,当地法庭以通奸罪判处玛尔塔接受为期三个月的箱刑。行刑时,玛尔塔被带到乌兰巴托城外的戈壁滩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被剥去衣物,关进了专门制作的木箱中。这个木箱将成为她未来三个月的牢笼,而荒芜的戈壁则是她的流放之地。

二、蒙古箱刑的起源与演变

箱刑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形式,最早可追溯至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为了维护部落秩序和军事纪律,开始实施一套严格的惩罚制度。箱刑最初并非针对通奸等道德罪行,而是用于惩治军中逃兵和泄露军情的间谍。

根据1227年蒙古军事档案记载,一名叫做特木耳的士兵因在战争期间擅离职守,被处以箱刑。当时的箱刑形式相对简单:用木板制成一个仅容一人站立的箱子,将犯人装入其中,在军营外示众三日。这种做法既起到了惩戒作用,又避免了直接处死士兵而造成军力损失。

到了14世纪,箱刑开始从军事领域延伸到民间司法体系。元朝统治者将这种刑罚方式引入中原地区,并对其进行了改良。据《元史·刑法志》记载,箱刑被分为"立箱"和"卧箱"两种。立箱适用于轻罪,令犯人直立受刑;卧箱则用于重罪,迫使犯人躺卧其中,更为痛苦。

1368年,随着元朝的覆灭,箱刑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然而,这种刑罚方式在蒙古本土却得到了保留和发展。16世纪的蒙古社会开始将箱刑专门用于惩处违反伦理道德的案件,特别是通奸、偷盗等罪行。这一时期的箱刑增加了暴露身体的做法,旨在通过羞辱来加重惩罚效果。

1734年,一份喀尔喀蒙古的司法文书详细记录了箱刑的具体执行方式。文书中提到,箱子的规格必须严格按照犯人的体型定制,长宽各留出一寸空隙,高度则恰好令犯人无法完全站直。箱子顶部开一个透气孔,前方留一个小口用于递送食物和水。这种精确的规格设计使得受刑者既不至于立即死亡,又要承受持续的痛苦。

19世纪初,沙俄势力开始渗透蒙古地区,带来了新的法律观念。然而,箱刑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俄国商人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变化。俄国商人将箱刑与债务纠纷相结合,让无力偿还债务的蒙古牧民接受箱刑来抵债。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一些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在实际中却屡见不鲜。

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新政府试图对传统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然而,由于社会变革进程缓慢,加上地方势力的抵制,箱刑仍然在偏远地区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箱刑才被正式废除。德国摄影师阿尔伯特·卡恩在1913年拍摄的那张照片,恰恰记录了这一残酷刑罚在其最后阶段的真实面貌。

三、残酷的刑罚执行过程

箱刑的执行是一个严格且残酷的过程,从准备到结束都有着固定的程序。根据1910年蒙古喀尔喀地区的司法记录,箱刑的执行通常选在春季或秋季,以避开极端天气对犯人造成过快死亡。执行地点多选在人口密集区域附近的空旷地带,既要达到警示效果,又要确保犯人能得到最基本的照料。

行刑前三日,专门的工匠会根据犯人的体型制作木箱。木箱采用本地产的白桦木,厚度约两寸,经过特殊处理防止开裂。箱体内壁会刻意做得粗糙不平,增加受刑者的痛苦。正面开一个约莫巴掌大小的口子,既用于递送食物,也便于行刑官观察犯人状况。顶部则开三个手指粗的圆孔通气。

行刑当日清晨,犯人被带到行刑地点。先由仪仗队敲锣打鼓,宣读判决书。之后,行刑官会按照规定程序处理犯人。首先是剥去衣物,这个环节带有强烈的羞辱性质。在蒙古传统社会中,公开裸露身体是极大的耻辱。其次是检查身体状况,确保犯人能够承受刑罚。最后才是将犯人装入木箱,用铁钉将箱盖钉死。

在1912年的一份司法文书中,详细记录了行刑过程中的具体要求。箱子必须固定在地面上,防止被风吹倒或者被犯人挣扎带倒。箱子四周要挖一道沟渠,避免雨水积聚导致木箱腐烂。在箱子前方两步远的地方,要放置一个陶碗,用于盛放食物和水。

按照规定,每天早晚各给犯人一顿饭,通常是粗糠和清水。负责送饭的通常是犯人的家属,如果没有家属,则由当地衙门指派人员负责。送饭时间严格限制在日出和日落时分,每次不得超过一刻钟。送饭人不得与犯人交谈,违者将受到惩罚。

在行刑期间,会有专门的官员定期巡查。他们需要记录犯人的存活状况,并确保刑罚的执行不会出现意外。如果发现犯人已经死亡,需要立即报告上级,由司法官员确认后才能处理。若犯人在规定期限前死亡,家属不得请求收殓遗体,必须等到刑期结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箱刑还有一个残酷的设计:昼夜温差。蒙古高原的气候特点是日夜温差大,白天最高温度可达30多度,夜间却可能降到零度以下。赤身裸体的犯人在密闭的木箱中,白天要忍受闷热的煎熬,夜间又要经受寒冷的折磨。这种温差循环会导致犯人的身体迅速虚弱。

1913年的一份医疗记录显示,一名受箱刑的犯人在服刑一个月后被释放,其身上出现了严重的褥疮和冻伤。医生记载:"此人双脚趾已坏死,身上多处皮肤溃烂,且因长期无法活动,四肢已基本失去知觉。"这份记录直观地展示了箱刑对人体造成的严重伤害。

四、德国摄影师阿尔伯特·卡恩的记录

1913年春,德国摄影师阿尔伯特·卡恩带着他的摄影设备抵达蒙古。这次远征是他"世界彩色档案"项目的一部分。卡恩此行的目的是记录蒙古的风土人情,却意外见证了箱刑的执行过程,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根据卡恩的日记记载,他在3月15日首次听说了箱刑的存在。当时,他正在乌兰巴托城郊为当地牧民拍照。一位俄国商人向他提到,在城外的戈壁滩上正在执行一起箱刑案件。卡恩立即动身前往现场,在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上,他看到了那个令人震惊的场景。

卡恩在现场拍摄了12张照片,其中最著名的是那张被称为"箱中女子"的照片。照片中,一个木箱静静地矗立在戈壁滩上,只有一个小口露出犯人的头部和一只手臂。箱子前方放着一个陶碗,周围寸草不生。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了见证蒙古早期司法制度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拍摄期间,卡恩详细记录了当地官员对箱刑的解释。据记载,这种刑罚不仅是对犯人的惩罚,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警示。行刑地点特意选在人来人往的路段附近,让过往的商旅都能看到这种惩罚的严酷。

卡恩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一个细节:行刑官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查看犯人的状况。如果发现犯人有生命危险,会在箱子上做标记。这种做法既确保了刑罚的执行,又避免了犯人过早死亡。卡恩注意到,负责巡视的官员会带着一本厚厚的记录簿,详细记载犯人的情况。

在停留期间,卡恩试图采访玛尔塔的家人,但遭到了当地官员的阻拦。他只能通过翻译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玛尔塔的判决是三个月,这在当时的箱刑案例中属于中等程度。有些重罪可能会被判处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卡恩的照片和记录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1914年,这些照片在柏林展出时,引发了人们对远东司法制度的关注和讨论。许多欧洲报纸转载了这些照片,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这些报道对蒙古后来废除箱刑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离开蒙古之前,卡恩将全部照片和日记整理成册。这些资料后来被保存在巴黎的阿尔伯特·卡恩基金会中。他的记录不仅展现了箱刑的残酷性,还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初蒙古社会的一个特殊面向。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文字资料,为后人研究蒙古早期司法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五、箱刑的废除过程

箱刑的废除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渐进过程。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新政府开始着手司法改革。当时的执政者觉格吉布扎布达姆巴呼图克图八世下令对传统刑罚制度进行清理,箱刑首次被列入废除名单。

然而,在1912年至1915年间,由于地方势力的抵制,箱刑的废除工作进展缓慢。根据乌兰巴托档案馆保存的司法文书显示,这一时期仍有多起箱刑案件的记录。特别是在偏远的牧区,箱刑仍然是处理通奸、偷盗等案件的主要手段。

1916年,蒙古政府颁布了《刑罚改革令》,明确规定在城镇地区禁止使用箱刑。这份法令详细列举了取代箱刑的其他刑罚方式,包括劳役、罚金等。然而,这项改革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的档案记载了一起典型案例:库伦特(今乌兰巴托)郊区的一位地方官员,在接到禁止箱刑的命令后,仍然私下继续使用这种刑罚。

1919年,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建立了新的管理机构。在这一时期,箱刑的使用出现了短暂的回潮。中国驻蒙官员认为,传统刑罚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据统计,1919年至1921年间,仅在库伦特地区就recorded了23起箱刑案件。

转折点出现在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苏霍巴托领导的新政府将废除箱刑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1921年7月,革命政府颁布了《废除残酷刑罚条例》,明确宣布箱刑为非法。这份条例不仅禁止使用箱刑,还规定对继续使用箱刑的官员进行惩处。

为了确保废除令的执行,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派出专门的工作组深入各地区,清查箱刑的使用情况。其次,对司法官员进行培训,教授新的审判方式和刑罚执行方法。第三,在各地设立监督机构,接受民众举报违规使用箱刑的行为。

1922年春,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销毁行动,将各地收缴的箱刑工具公开焚毁。在乌兰巴托的中心广场上,堆积如山的木箱被付之一炬。这次行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标志着这种残酷刑罚在蒙古的正式终结。

1923年,蒙古政府对全国司法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检查报告显示,箱刑已经基本绝迹,仅在极个别偏远地区还有零星使用的情况。到1924年底,随着最后一起箱刑案件的查处,这种延续了数百年的刑罚方式最终在蒙古完全消失。

192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新宪法确立了现代法制体系。在这部宪法中,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残酷刑罚,箱刑的废除由此获得了最高法律的保障。至此,这种独特而残酷的传统刑罚彻底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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