懋功会师后,中央派了5位干部去红四方面军,他们的遭遇如何?

追梦的年 2024-09-18 21:36:19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最初两部相处得也非常融洽。

然而,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见到中央虚弱的样子,野心便无限膨胀,不断向组织伸手要官要权。出于团结,中央答应了大部分请求,但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还是没有妥协。

老张考虑到集中在一起,他的蛊惑之语很容易被拆穿,就假装同意共同北上,准备等机会再发难。

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多、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多,所以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团补充给一方面军,一方面军则抽调大批干部到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建制下有五个军,中央就抽调了5位干部过去当参谋长,这5人后来面对老张的错误行为是什么态度?最终结局又如何呢?

一、红4军参谋长张宗逊

这位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干部,三湾改编后被调任为特务连副连长,带着一个排专门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相当于主席的首任卫士长。

此后张宗逊成长得非常快,1932年就担任过军长,只是由于部队变动大,他的职务也变动得多。

长征之初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彭老总点名让张宗逊过去接任,他就一路保卫中央,直到懋功会师被调为红4军参谋长。

红4军可是四方面军的绝对主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的能力都极为突出,跟他们共事,本来可以形成一个超强组合。可没想到老张走了错路,张宗逊就跟原四方面军的人有芥蒂了。

张宗逊始终相信跟着毛主席走才有光明的前路,他经常跟原一方面军的干部聚在一起商讨,准备找机会去追随中央。

奈何,所有的电台都被老张的亲信掌握,张宗逊等人搞不清中央的位置,想走也走不了。

有一次在谈及中央可能的方位时,有人就愤恨老张做得太过分,言语间没什么尊重。结果有人把事情密报给老张,老张遂以不制止讨论军情为由,给张宗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件事并没有吓倒张宗逊,他始终心向中央。幸运的是,他等到了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张宗逊顺势进入红二系统,这次“跳槽”,让张宗逊人生轨迹发生改变。

此后他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西野(一野)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

二、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

作为一位从秋收起义走出来的老井岗,陈伯钧是坚定支持中央的,原本他担任红5军团参谋长,被抽调到红9军后也没有怨言。

但老张随后逼迫南下、卓木碉会议公然“另立”等错误行为,让陈伯钧极为愤怒,他直接去找到老张理论,希望老张能及时改正错误。

此时的老张正志得意满,怎会听进这些意见?眼见有反对的声音,老张直接免去陈伯钧职务,发配到红军大军当教员。

这对一位长期领军的干部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不过陈伯钧没有消沉,在新的岗位就重新开始。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受挫转而选择西进,此时老张已威望大跌,朱德、刘伯承等人趁机极力举荐,陈伯钧得以重新担任红4军参谋长。

同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陈伯钧调任为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一直到抵达陕北。

本来陈伯钧在红军改编时担任了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但他在洛川驻扎,因言语冲突,扇了军委直属摩托学校的一位司机一个耳光,引起非常不好的影响。

不久便被中央安排回延安学习,直到1942年才重新出任358旅副旅长。

有时候沉淀一下也非坏事,解放战争中陈伯钧就厚积薄发,担任过东野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四野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三、红30军参谋长彭绍辉

本来中央是要把李天佑调到红30军的,但李身体不好,最终改成了彭绍辉。当时30军军长是程世才、政委是李先念,彭绍辉为搞好团结,特意将心爱的望远镜送给程世才,彼此相处还算愉快。

但老张宣布“另立”后,彭绍辉坐不住了,当即写信给朱老总,希望总司令能带着红一的人北上寻找中央。

这时彭绍辉的级别很难见到朱老总,就委托原红一方面军的罗炳辉转交。没想到罗此时已经转向,竟把信交给了老张,这导致彭绍辉被打了一个耳光,还被人用枪顶着胸口。

还好朱老总及时喝止,顺势将彭绍辉“赶”了出去。建国后彭绍辉都感慨过:我这条命是朱老总从枪口下救回来的。

甘孜会师后,彭绍辉转入红二系统,此后担任过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西野7纵司令员、一野第7军军长等职。1955年彭绍辉被授予上将军衔。

四、红31军参谋长李聚奎

在长征之初,李聚奎担任红一师师长,下属的团级干部里,后来出了三位上将:红1团团长杨得志、红2团政委邓华、红3团团长黄永胜。

这么高的起点,就是可惜,他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的这段经历影响到了,而且,他也差点被人给杀害。

他调过去的红31军,军长余天云是个性格非常冲动的人,李聚奎多次当众反驳老张的错误思想,让余天云极为不快。在《李聚奎回忆录》中就有这么一段:

“特别使我永远难忘的是长征后期,我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第31军任参谋长时,当时的红31军军长余天云曾想假借擦枪走火把我干掉。时任93师政委的叶成焕同志得知了余天云的企图后,向余天云严正指出:‘这是犯罪行为,不能这么干!‘我才得以幸存。”

军长如此态度,李聚奎当时的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后来,李聚奎还阴差阳错参加了西路军。

本来他所在的红31军是直接跟着去陕北的,然而他病体未愈还在总部医院治疗,而总部医院跟着西路军渡河了,李聚奎就转而担任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此时已在红六军团),遭遇惨败。

部队被打散后,李聚奎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爬也要爬回陕北。两个月后,他终于找到组织,毛主席安慰他:你是虽败犹荣。

可惜,此时老部队都已经有主官,李聚奎就只能当副手,历任129师386旅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参谋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职。

建国初期,他转入石油系统,因而错过55年授衔。不过中央一直记得他的贡献,58年他重返部队,组织就为他补授上将军衔。

五、红33军参谋长李振亚

李振亚是红7军出身,长征时担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第一营营长,负责保卫中央,所以他跟毛主席等人的感情特别深。

老张犯错后,李振亚多次激动地反驳,因而遭到监禁。幸亏有朱老总、刘伯承等人力保,李振亚才没被杀害。

抵达陕北后,李振亚进入抗大学习,毕业不久随周总理、叶剑英南下,从此一开始在南方工作,历任东江抗日军政委员会参谋长、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参谋长等职。

解放战争李振亚仍在海南,担任过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琼纵前指总指挥兼政委。可惜的是,1948年9月27日,他去前沿阵地视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倒在了黎明前。

庄田跟李振亚同年去往海南,但46年就离开。如果李振亚能活到55年,应该不会比庄田中将军衔低。很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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