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朝是自秦朝以后，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时代，没有之一。

不仅思想自由，其他的方面也自由。经商自由、旅行自由、信教自由，历朝历代普遍都严管严罚的事情，到了元朝，基本上都放开了，一切随便，你想咋搞就咋搞。

南宋灭亡后，有个立志当遗民的诗人，名叫郑思肖。他人在大元，心系大宋，经常写诗怀念宋朝，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平平安安地活到了78岁。相比明朝的遗民在清朝活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郑思肖过得简直就是神仙的日子。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郑思肖写的书在元朝从来都没有被禁过，但是到了清朝却变成了禁书。

元朝还有个诗人名叫梁栋。有一次到南京附近的茅山游览，大约是喝高了，所以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一样，随手在墙上写了一首诗。诗本身的内容其实也没什么，但是庙里的道士和梁栋有过节，所以就把他给举报了，说这小子公然写反诗。

案子层层上报，最后，大都的礼部下来了判决：“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这件事就证明了一点：大元王朝是没有文字狱的。

还有一首元代的散曲，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便是《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首诗的作者是张养浩。张养浩是什么人？他可不是贫困落魄、满腹牢骚的穷酸书生。他是当朝的高官，曾做过礼部尚书，官居一品。写这首散曲时，他身为陕西行台中丞，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驻陕西省巡察组组长。

级别这样高的官员，写出来的诗歌按理应该都是歌颂大好形势、赞美大元朝廷的内容。但是他却把社会的状况写得一团漆黑，而且“兴、百姓苦”这样的话显然也是大有问题，这岂不是在说，大元朝的兴起也是在让老百姓受苦？

不过，元朝的统治者显然并没有这么联想。张养浩依旧可以继续写他灰色调诗歌，比如他还有什么“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什么“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都是一个调子。这并不耽误张养浩做官，他依旧官越做越大，死后还获谥“文忠公”。

（二）

说到元曲，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元朝末年的一首很著名的散曲：《醉太平·堂堂大元》，其内容是这样的：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散曲的作者不详，但是据当时的一位学者陶宗仪的记载：“《醉太平》小令一阕，不知谁所造。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也就是说，这首公然指名道姓谩骂大元王朝的散曲，在当时已经是传遍了全国，人人皆知了。元朝方面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取缔这首散曲，而是任其流行，可也真是够让人惊叹的了。

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睢景臣所写的著名套曲《高祖还乡》。在这首套曲里面，作者揭穿了汉高祖刘邦原本是乡间无赖的本色，对于封建皇权进行了极大的嘲讽。这样的作品在元朝也是畅行无阻的。反而是到了元朝，朱元璋开始重视皇帝群体的形象问题，下诏严禁戏曲中出现皇帝的形象。

元朝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还得说是《水浒传》。《水浒传》实际上写成于元朝，你无法想象一部宣扬造反的书能够在朱元璋时代问世。

像《水浒传》这样的书，在元朝也能写，也能出版，这就很说明问题了。有人可能会说，明清时期也出版这本书了呀。现实情况是：明朝前期，社会上根本就没有《水浒传》这本书的影子，只是后来，到了嘉靖年间，朱厚熜开始长期不临朝上班，大明朝廷很多事儿都没人管了，《水浒传》这才重见天日，又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且诱发了《金瓶梅》的诞生。后来，十分“勤政”的崇祯帝上台后，他很快就把《水浒传》就又给禁毁了。

清朝之所以允许这本书出版，那是因为这本书实在是流传得太广了，禁不禁的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就干脆放开了。

（三）

元朝虽然高度自由，但是它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灭亡了。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元朝之所以自由，并不是因为蒙古人开明，而是由于他们懒政，以及对于自身武力的过度自信造成的。

蒙古人不像后世的建州女真，大家普遍都不爱学习，没有像清朝那样抓教育。蒙古人靠着罕见的武力征服了中原，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因此，只好把管理国家的重任承包出去，交给色目人、汉人中的那些官吏和豪强。元朝长期实行包税制，各级官吏、豪强在自己的领地里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是能把规定的税收数额交上去，保证几十万蒙古贵族们能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那就完事了，其余的事情你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

因此，元朝出现了遍地豪强恶霸横行不法的严重现象，普通百姓饱受欺压，少数权贵为所欲为。这也使得元朝的社会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正像元朝的一首民谣里所说的那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天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元朝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漠视完全是蒙古人对自身武力过度自信的结果。蒙古人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完全不必害怕有人造反。因此，对于吟个反诗、发个牢骚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蒙古人根本就懒得去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才出现了元朝空前的思想自由的现象。

英国著名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自由的经济制度与和平的环境与公正严密的法律配合在一起，这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元朝固然是自由了，但是没有公正的法律来保护民众的利益，结果整个社会就变成了野蛮的丛林，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事情比比皆是，其结果必然使得社会的正常运转遭到破坏，整个国家也失去了平衡。元朝的迅速灭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