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仇英《圣绩图》（局部）
重新发现孔子
文 | 刘强
所以说“重新发现”，是因为“耳熟能详”，自以为不用发现——我们都自以为认识了孔子，看清了孔子，理解了孔子。
其实呢，哪怕天天读《论语》的人，也有可能完全不认识孔子，不知孔子是谁。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常常是被遮蔽、被侮辱、被平庸化、被污名化了的孔子，简言之，那不过是他们心中臆想的“假孔子”！有人就是靠着对“假孔子”的图解和抹黑，出了书，当了教授，成了所谓文化名人的。
2017年9月28日，我应山东卫视的邀请，担任全球祭孔大典直播现场的学术嘉宾。当时在曲阜孔庙的万仞宫墙上，主持人问我“心目中的孔子”是怎样的。我的回答也用了三个“人”字：圣人、恩人、亲人。
仇英《圣绩图》（局部）
首先，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如果要加个限定，“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圣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之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为圣王，唯有孔子，乃一布衣，而通过自身的努力，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了“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圣者境界，并建构了儒家圣学的“道统”。
孔子晚年尝说：“吾道一以贯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朝闻道，夕死可矣”。可知，孔子心中，确乎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大道在焉。此道者，即人所当行之道，仁义之道、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圣贤之道也！
然而，正所谓“知德者鲜矣”，真正能明此道的人，多乎哉？不多也！故孔子又尝自叹：“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这话也可以看出，颜回去世之后，孔子举目四顾，天下之大，弟子之众，竟再无一个知音。那就只有寄希望于“天”了！
换言之，真正理解孔子，明白其何以为圣人，绝非易事，不仅需要知识，需要情感，需要生命体验，更需要智慧！仅靠聪明和学问还真不足以知孔子！所以，子贡、宰我、有子、子张诸弟子，虽然没有一个不聪明，但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孔子去世之后，才仿佛经历一场“精神地震”，恍然意识到孔子的伟大，并纷纷感叹：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其实，孔子不仅把希望寄托给了“天”，也把道统的一线命脉传递给了“后人”——也即“后死者”。而“后死者”中，第一个全面认识到孔子圣德的不是别人，正是孟子。孟子没有得到过孔子亲炙，完全是从经典和传说中感知孔子，但他最终得出了结论：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的这一推断证明了，圣学之“道统”确实存在。孟子之后，历朝历代真有智慧和觉悟的读书人，无不确信并证成了此一道统的存在。这些人，都有一个感动人心的“共名”——“圣人之徒”，简称“圣徒”。
所以，孔子是不是圣人，这问题在你追问时便有了答案。“圣人”这顶桂冠，绝不是孔子自封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也不是哪个帝王颁发的，而是“后死者”或者说是历朝历代那些认识了“真孔子”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们公认并且追认的！
说孔子是圣人，不仅因为其集智、仁、勇“三达德”于一身，实现了“即凡而圣”“参赞天地”的“内圣”境界，还因为其立德、立言，还立了功，他在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中实现了真正的“外王”。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是中华道统的奠基者，建构了仁礼并重的价值体系、内圣外王的治理之道、中和兼美的道德文明。有人说孔子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他周游列国、干谒诸侯，就是为了“找工作”！这真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胡说”！要知道，孔子立的不是一时一代之功，而是千秋万代之功！所以司马迁才要说：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仇英《圣绩图》（局部）
其次，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恩人。“恩”从何来呢？我以为，主要在于孔子是中华“学统”的开创者，他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中华学术文化全体大用，悉在六经中开出。
故民国学者柳诒徴说：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以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
孔子，就好比中国文化长河的上游的一个蓄水池，他把上游的河水蓄积存放，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下游，使这条文化的长河滔滔滚滚，永不干涸！这不是恩人是什么？
孔子不仅奠定了“道统”和“学统”，还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让更多贫寒人家的子弟享受了教育的“机会平等”，改变了教育为官方垄断的历史，孔门三千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育成就古今中外鲜有其匹。这样的伟大贡献，一个“教育家”的称号岂能了得？！
今天，一些受百年西化思潮影响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常常喜老庄、贬孔孟；或者崇佛老，斥儒家（以为体制认同儒家，那么反儒家就是一种进步和革命，甚至是一种时髦）。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了解文化。我以为，文化不仅是知识系统，还是价值系统，同时还是信仰系统。知识人不等于文化人——只有被文所化、并能以文化人的人，才配称作文化人。
一个文化人并不在于他“知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他对滋养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信念，并能把这种信念转化为行动，从而去传承并更新这种文化，为其不绝如缕地存续于天地之间，略尽绵薄之力。
我不反对有些人以“知识人”自居，并对研究对象怀有一种类似“科学主义”的求真态度，但我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价值人”和“信仰人”。陈寅恪说得好：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当年王国维投湖自尽，其实正是他所信仰的文化开始衰落，也可以说是他的信仰破灭，很多人以为他的死是“殉清”，我却以为是“殉道”。这一种带有哲学甚至宗教意义的死亡，不是一般“知识人”所能了解的。
仇英《圣绩图》（局部）
第三，孔子是中华百姓的亲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标举和弘扬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价值，深入人心，泽被后世，影响到世世代代，千家万户，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大道。
孔子对“孝道”的伦理设计，以及诗教、礼教、乐教等一整套教化体系，追本溯源，皆奠基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始基的“人禽之辨”。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别于西方，就在于两种文化价值起点不同，西方文化主张“神人之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奠基于“人禽之辨”。
有了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系统，才使“淡于神教”的中国人，有了朴素而又坚实的自我确信，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即是经历再大劫难，也能自我修复、浴火重生！
我常常想，父母给了我们肉体的生命，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知道“亲”；像孔子这样的圣人，给了我们文化的慧命，让我们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亲”呢？
仇英《圣绩图》（局部）
第四，这还不算，孔子还和他最喜爱的高徒颜回，共同奠定了“师道尊严”，为一个注重“血缘”的民族，开启了尊崇“学缘”的崭新时代。那是颜回死后，围绕颜回的丧事应该怎么办理，孔子和弟子以及颜回的父亲颜路有过多次博弈，最终是将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做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等价代换”。
从此以后，“学缘不亚血缘亲”，“师徒情深赛父子”，师者作为一个人智慧的启蒙者，得以和“天地君亲”并列，进入中国人的价值系统和祭祀活动。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孔子不是中华百姓的亲人又是什么？
有人问：当代中国需不需要孔子？我的回答：不是需要，是太需要了！而且，不仅在中国，甚至再扩大一点，在整个“汉字文化圈”，论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没有一位文化人物能真正超越和替代孔子！我们看看梁启超在他未完成的《世界伟人》中如此评价孔子：
吾将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吾将以教育家尊孔子。夫孔子诚教育家也，而教育家不足以尽孔子。教育家之主义及方法，只能适用于一时代、一社会，而孔子之教育，则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也。吾将以学问家尊孔子。夫孔子诚学问家也，而学问家不足以尽孔子。学问家以学问故而成家，而孔子则学问之所出也。吾将以政治家尊孔子。夫孔子诚政治家也，而政治家不足以尽孔子。食政治家之赐者，不过一国……不过百年，而孔子之因时的政治，可以善当时之中国，可以善2000年迄今之中国。（《世界伟人》）
梁启超先生一生多变，但始终都抱持着一种真儒家的淑世情怀。他对传统文化，始而怀疑和批判，最终又肯认和回归。他对孔子的这种饱含情感的判断，还是慎思明辨后的结论，而且出自真心，故而令人动容。而且，说孔子是圣人，并不是神化孔子，恰恰是为孔子正名和归位。因为孔子为所有人做了最好的榜样！
正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
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们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风俗伦》）
总之，孔子一生好学不倦，勇猛精进，自强不息，超凡入圣，为后世确立了圣贤可学而至的高标懿范，感召千秋万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之谓，良有以也！孔子不是神，而是圣，而圣人，首先是人。信神，是他信，是向外找力量；信圣，是自信，是确信人可以自带光芒、自我给力、是向内找自信！
那些批判孔子的人，不仅是“智不足以知圣人”，“学”也不足以知圣人。他们忘了，孔子代表的不是“势统”而是“道统”。真正的儒家思想，一向都有“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历代帝王尊孔，不管真也好，假也好，都是尊道，是为了给自己的打下来的江山建立合法性。
所以，孔子被历代帝王所尊崇，不是孔子的错，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坏人也需要阳光，难道阳光被坏人利用了，就是阳光与坏人同流合污吗？这是什么逻辑呢？不是强盗逻辑，也是霸道逻辑！这种混淆是非的逻辑，被秦晖先生戏称为“荆轲刺孔子”，某些批判家，不敢向秦始皇开刀，只好拿孔子撒气，这已足见其可笑；而其不论多么诋毁孔子，都不能损孔子伟大之一分，这又足见其不知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