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事件，一探越南小中华思想的特点，以及因之而产生的中越朝贡争端的实质。

公元1831年，此时正值清朝道光时期，李文馥以如清使身份出使福建。然而在当地官员将之领入福州地区专门的越南公馆时，却发生了争执。原来，越南公馆的正门，题着“粤南夷使公馆”六字，而这其中的“夷”字，却让李文馥感到了屈辱。

他“诮让馆伴官，声色俱厉，不入馆，令行人裂碎‘夷’字”，在这之后，又以此事为机上书清廷，要求朝廷改变视越南为夷狄的做法，在其所书的《辨夷论》中言道：“且舜生于诸冯 ,文王生于岐周 ,世人不敢以夷视舜、文也,况敢以夷视我乎。

全篇《辨夷论》不过八佰余字，然而其内容和逻辑不可谓不周全，当时的闽县县尹黄宅中称其〉“议论正大,佩服之至”，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粤南夷使公馆”的牌匾进行了删改，去掉了中间的“夷”字。

这一件事情似乎自此就告一段落，在这样的叙述中，李文馥似乎是不满本国被称为蛮夷，因此才会与清朝官员而产生争执乃至争吵，甚至因此写出了《辨夷论》这样的文字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观点。

然而事实上，越南本国对于其他国家的态度也同样有着强烈的夷狄观念印记。从明代开始，越南或者说安南的官方文献中，就曾经体现了这样的态度：《大南实录》中，清朝来人被称为“北人”或者是“清人”，而越南本土居民则自称“汉民”、“汉人”，这样动辄以汉民自居的行为，导致了一个有趣的后果，这部以汉文字书写的典籍，若不仔细研究其内容，而是粗略审视，人们很有可能会将之当做是中国某个不知名朝代的文献记载。只不过，那时研究者很有可能无法找到所谓的“阮朝”是代指哪个时代。

与这种自称为汉的习惯相对应的，是越南本国更为强烈的华夷观，在《大南实录》中，其作者不仅大肆褒扬本国出兵周边小国的事件，甚至将之称为“俾染汉风然……使之乐于顺从斯善矣”。在这些记载中，其对于他国的称呼，也多位“蛮夷”。

以华夷观为主轴来看，这样的历史观也颇为值得我们玩味。

其实，越南的华夷观念，并不仅仅针对周边的弱小国家，即使是对于大清，这种华夷观念带来的精神优越感，也隐隐然有所体现。深谙汉学之广博的明命帝曾言“清之得明，以匈奴入中国，以夷变夏，其势甚难。”

在这里，所谓的“匈奴”，自然是指代以后金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从这一点上来看，其对于清朝的观感其实酷似一直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后者曾经因为清朝的“夷狄”身份而对其有着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之情其实也是这个国家夷狄观念所带来的。

与越南相比，朝鲜的不满情绪被更加隐蔽的隐藏起来，相反，越南在此事上却显现出了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执拗。这从中越朝贡的几次争议可以看出。

明朝时期，越南使者朝贡大明天子时，所行为“五拜三叩”之礼，而清朝虽继国统于明，但是移风易俗本是常事，其祭祀和朝贡的礼节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五拜三叩”变为“三跪九叩”。

与如今不同的是，对于古人来说，礼节一事，兹事体大。为此，安南（此时的安南还未改名为越南）国王与清朝发生了严重的交涉冲突。在安南国王的册封大礼上，国王黎维禧几次三番试图敷衍塞责，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在清朝册封使的一再要求下，其最终还是完成了此次册封大典。然而，两者之间的冲突，也由此被摆至明处。

客观来讲，对于清朝来讲，虽然在其入关之后号称继承了明朝大统，但是由于民族习惯的差异，礼制的变动却也十分常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南国主一直执着于行前朝之礼，不免就显得有些刻意和执拗。

此次事件虽然由于双方的克制最终没有愈演愈烈，但是在这之后，册封行礼之事也成了中越两国严重的政治问题。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康熙五十八年 ( 1719) 、雍正六年 ( 1728) 、雍正十二年 ( 1734) ，中越两国就此问题进行过数次交涉，而其结果却经常反复。

越南一地，实在太过偏远，清朝也自知没有实际可能因为此事而出兵讨伐，因此，两国的矛盾始终被停留在外交交涉上。而越南自此之后，也开始了对清朝新的政治抗议：为了表现自己的不满，拒不交还明朝原先赐予越南的金印，这一行为更为两国邦交埋下了新的矛盾。

虽然中越两国因为在华裔观问题上有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但事实上，清代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并没有太多反复。这主要是越南的国情所带来的结果。

与文化上视清朝为蛮夷不同，在政治上，中越两国一直处于一种彼此相安的状态下。一方面，越南统治者需要依靠清朝这个宗主国为其作政治背书。而后者，也希望安抚越南，来维持其“天朝上国”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者虽彼此“相看两厌”，却少有因边境问题发生冲突或者龃龉。这样的平静一直持续要清末镇南关之战的爆发。

但这样的表面平和下，隐藏着越南国越发强烈的排清情绪。与朝鲜国日益恭顺相比，越南对清朝统治的反感却在日益加深。1838年，明命帝在未取得清朝君臣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国名为大南，并以国书的形式照会清廷。并在第二年开始，在所有对外对内的文书上加盖“大南天子之玺”，称“准定凡遇巡狩省方及颁赐外国敕书者，用此施行”。

这样肆无忌惮的行为，完全不符合一个藩属国对待其宗主的固有方式，虽说1838年，已经是清代道光年，清朝国力有所衰退，但是这种近乎撕破脸皮的自立行为却依旧彰显出越南对待大清国一向的“不恭顺”态度。而对于越南这样的行为，清朝统治者既没有明发谕旨进行斥责，也没有进行暗中的文书沟通，可见其对于越南的忍耐程度，远远高于对朝鲜等国。

就在李文馥站在越南会馆之前，斥责清朝官员以夷狄之名看待越南之时，他可能没有想过，早在一百多年前，明命帝就曾经下过这样的诏书：“自清入帝中国，剃发短衣，一守满洲故习，宋明衣冠礼俗为之荡然。北商往来日久，国人亦有效之者。乃严饬诸北人籍我国者，言语衣服，一遵国俗。诸北商来寓，无有知识人经引，不得擅入都城。沿边之民，亦不得效其声音、衣服，违者罪之。”

在这封诏书中，明命帝不仅将清朝视为抛弃宋明衣冠礼俗的蛮夷，还将其国人当做毫无礼仪之态的“北人”，若无引荐之人甚至不得入越南城内，似乎一旦他们入城与当地人交流，就会致使当地风气变得混乱。这种将宗主国来人看做洪水猛兽的做法，从古至今都可以称得上是闻所未闻。而从明命帝的诏书和李文馥的《辨夷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越南对于清朝的这种双标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