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守军没有不战而降，南京市长率警察和日军拼刺刀阵亡

历史有时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当人们提起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战而降＂。然而，历史的真相却是另一番景象。在那个危急存亡的时刻，一位身居高位的市长，本可以随时撤离这座即将陷落的城市，却选择了与城共存亡。他不仅组织军民修筑工事，更在最后时刻率领警察部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为什么一位文官会做出如此壮烈的选择？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这些抗日将士直至最后一刻？

一、南京：六朝古都的辉煌历史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派人在今南京市区西部修筑了第一座城池。这座最初的城池虽然规模不大，却为南京这座古都奠定了最早的基石。三国时期，孙权在建业建立东吴政权，这座城市开始了它作为都城的历史。此后，东晋、刘宋、南齐、梁、陈五朝相继在此建都，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建康治世＂。

隋唐时期，南京虽然不再是帝都，但仍是江南重镇。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在此建都，将城池扩建，规模超过了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南京作为地方重镇继续发展，但真正的辉煌时刻是在明朝初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他调集全国能工巧匠，耗时21年修筑了气势恢宏的南京城墙。这座城墙全长33.67公里，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也是古代中国最为完备的城防体系之一。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作为陪都，保持着＂天子守国门＂的重要地位。整个明朝时期，南京的人口持续增长，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特别是在明代中期，南京已发展成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与北京、苏州并称为＂天下三大都会＂。

到了清代，虽然南京不再是都城，但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仍然是江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这座古城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太平天国时期，南京又作为天京成为太平军的都城达十余年之久。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座古都再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山陵、总统府、国民政府大楼等一批具有民国特色的建筑拔地而起，新的城市道路系统逐步形成，现代化的市政设施不断完善。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南京已经发展成为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大都市，拥有120余万人口，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南京城内的中山路、太平路等主干道上，林立着银行、商场、电影院等现代建筑。城内的教育事业也十分发达，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学府名声远播。从总统府到新街口，从夫子庙到中山陵，处处彰显着这座六朝古都与民国首都的双重气质。

二、淞沪会战的失利与南京保卫战的开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扩大侵略规模。8月13日，日军在上海闸北挑起事端，企图以上海为跳板，沿长江水道直取南京。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决定在上海地区集结精锐部队，与日军展开决战。

淞沪会战初期，中国军队表现出色。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部与日军在罗店展开激战，歼敌数千。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部队在月浦、庙行一带与日军展开巷战，给予日军重创。然而，日军凭借海空优势不断增兵，并对中国军队阵地实施狂轰滥炸。

战事进入九月后，战况开始对中国军队不利。日军调集精锐陆军部队，配合海军陆战队从吴淞口登陆，对中国军队形成钳形攻势。中国军队虽然奋力抵抗，但在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逐渐显现。特别是在航空兵力对比上，中国空军虽英勇作战，却难以抵挡日机的持续轰炸。

10月中旬，日军又从杭州湾登陆，切断了中国军队的后路。上海外围的太仓、嘉定相继失守，中国军队被迫收缩防线。蒋介石一度考虑从江阴方向实施反击，但由于日军海军的威胁，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11月5日，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总攻。第九集团军在大场镇、南翔一线据守，但在日军猛烈炮火下伤亡惨重。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30余万。上海失守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立即调整战略，将矛头直指南京。

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军：第十军沿沪宁铁路西进，上海派遣军沿长江北岸推进，另有一支部队从杭州湾登陆后向西北推进。为配合地面进攻，日军航空兵对南京展开持续轰炸，重点打击城内军事设施和交通枢纽。

面对日军的进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南京防御方案。会议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放弃南京，保存实力；另一种坚持死守，认为首都不可轻弃。最终，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负责组织防御。

南京卫戍部队仓促组建，大多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疲惫部队，加上临时征调的地方部队和警察部队。唐生智立即组织部队构筑工事，加固城防，并在城外布设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设在句容、溧水一线，第二道防线在江宁、板桥一带，第三道防线就是南京城墙。

12月1日，日军开始对南京外围阵地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句容、溧水一线奋起抵抗，但在日军优势火力打击下节节败退。日军的飞机对守军阵地实施低空扫射，重炮则不间断轰击防御工事。至12月6日，南京外围防线全部失守，日军开始对南京城形成包围之势。

三、守城将士的英勇抗战

12月7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召集各部队指挥官在总司令部开会，明确表示：＂首都必须死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随后，他立即部署防御工事，将守军分为四个防区。东面由第三十六师负责，北面由教导总队把守，西面由警察部队据守，南面由第八十七师防御。

守军立即开始加固城防工事。南京城墙本就坚固，守军又在城墙上加设了机枪掩体和观察哨，在城墙根部布设铁丝网和地雷。在城墙外的重要路口，守军构筑了混凝土碉堡，还利用民房设置了大量射击点。特别是在中华门、玄武门等重要城门附近，守军布置了多层火力网。

12月8日，日军开始对南京城发起猛攻。第十六师团从紫金山方向进攻，第九师团从江宁方向推进，第六师团则沿长江北岸逼近下关。日军的舰炮和重炮不断轰击城墙，飞机则对城内目标进行狂轰滥炸。守军在城墙上架设起高射机枪，与日机展开对射。

在中华门附近，第八十七师一个营的官兵坚守碉堡，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当日军坦克突破外围防线时，守军战士手持炸药包冲向坦克。在玄武门外，教导总队的机枪手们死死压制着日军的进攻，直到弹尽粮绝。

12月9日，日军集中优势兵力攻打下关码头。这里是长江岸边的重要防御点，由警察部队负责防守。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码头的建筑物几乎被夷为平地，但警察们仍然坚守阵地。当日军发起冲锋时，警察们与之展开白刃战，双方在废墟中展开近距离搏斗。

12月10日，紫金山阵地告急。守军第三十六师在此与日军展开激战，多个阵地被日军攻占后又被夺回。师长程德本亲临前线指挥，在一次炮击中负伤仍坚持战斗。当天下午，日军调集大量重炮轰击紫金山，随后投入一个联队的兵力发起总攻。第三十六师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城内。

12月11日，日军突破中华门外围防线。第八十七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由连长带队冲向日军阵地。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两辆日军坦克，但最终全部壮烈牺牲。当天晚上，日军炮火更加猛烈，城墙多处被炸出缺口。守军工兵连夜抢修，用沙袋填补缺口。

12月12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在中华门和玄武门方向，日军投入大量兵力强攻。守军在城墙上架设起密集机枪火力，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但随着弹药日渐匮乏，守军的抵抗力量逐渐减弱。中午时分，日军在多处突破城防，巷战随即在城内展开。

在城内巷战中，守军充分利用街道建筑进行抵抗。他们在十字路口设置路障，在楼房中布设射击点，与进入城内的日军展开巷战。特别是在总统府附近，守军设置了多处暗堡，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即便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许多守军战士仍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

四、南京沦陷后的劫难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立即在城内外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日军将士兵分成若干小组，挨家挨户搜查，以＂搜寻中国士兵＂为由，将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强行带走。在城南的中华门外，日军设立了临时集中营，将抓获的人员分批关押。

当天下午，日军开始在下关江边实施第一次大规模屠杀。被俘的中国军人和平民被分成数批，在机枪的威胁下被迫走向江边。日军士兵用机枪和刺刀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进行屠杀，尸体被推入长江。据幸存者后来证实，仅这一天在下关就有数千人遇害。

12月14日，日军在城内划分区域，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抢掠。他们闯入民居，抢走值钱物品，对反抗者格杀勿论。在商业区，日军将店铺内的货物搬空，然后纵火焚烧建筑。珠宝店、银楼、丝绸庄等高档商铺首当其冲，许多商人被杀害。日军还抢劫了多家银行的金库。

12月15日至16日，日军在城西的草鞋峡进行了另一次大规模屠杀。被俘的中国军人和青年男子被集中在此处，日军用机枪扫射，然后用汽油纵火焚烧尸体。在城东的幕府山，类似的屠杀也在同时进行。日军将尸体就地掩埋，形成多处乱坟岗。

12月17日，日军在城南的中华门外设立＂比武场＂，强迫被俘军人和平民参加所谓的＂练习＂。实际上，这是一种残忍的处决方式。日军军官命令士兵用俘虏练习刺杀术，许多人被活活刺死。在一些场合，日军还用俘虏练习射击，将其当作活靶子。

12月18日至20日，日军在燕子矶江边进行了持续三天的屠杀。大批被俘人员被押解至此，日军先用机枪射击，然后用刺刀补刀，最后将尸体推入江中。长江水面漂满尸体，江水被染成红色。燕子矶一带的渔民被禁止下江打渔，违者立即处死。

在城内，日军对妇女实施暴行。她们被强行带到日军设立的慰安所，遭受不人道对待。一些试图躲藏的妇女被日军发现后当场杀害。国际安全区内的难民也未能幸免，日军多次闯入安全区抢掠，违反了之前对外国人的承诺。

12月21日，日军开始在城内系统地破坏文化设施。南京图书馆的大量珍贵典籍被烧毁，博物馆的文物被掠夺。多所学校被日军占领后改作军营，教学设备被毁坏。历史建筑遭到破坏，一些古迹被涂画亵渎。

直至1938年1月初，暴行仍在持续。日军在城内四处搜寻幸存者，对发现的中国军人和青壮年男子格杀勿论。大量尸体被堆积在城内空地上，无人掩埋。瘟疫开始在城内蔓延，幸存的居民陷入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中。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多次向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但收效甚微。日军的暴行使这座古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五、国际人士的人道救援

1937年11月末，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传教士贝德士等人发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在城中划定了一片约3.9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安全区，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中央医院等二十多处建筑。委员会成员包括德国商人拉贝、美国医生威尔逊、丹麦商人辛德贝格等十五名外国人。

安全区成立后，大量难民开始涌入。委员会成员立即着手组织救援工作。他们将难民分批安置在各个庇护所内，建立了严格的登记制度。拉贝利用其德国商会主席的身份，多次与日军交涉，要求日军尊重安全区的中立地位。美国传教士马吉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了难民营，接纳了大量妇女和儿童。

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安全区内已经聚集了约十万难民。委员会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在各个庇护所设立临时厨房，为难民提供食物。威尔逊医生组织医疗队，在中央医院为伤员进行救治。辛德贝格负责筹措物资，将其仓库中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分发给难民。

面对日军的多次闯入和骚扰，外国人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阻止。他们在安全区入口处悬挂各国国旗，并在重要建筑物上标明是外国人的产业。当日军闯入时，外国人就挺身而出，用英语、德语和日语与日军交涉。拉贝更是多次带领其他委员会成员直接前往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

1938年1月，委员会成员开始系统记录日军暴行。他们详细记录了目击的暴行事件，并收集难民的证词。美国传教士费吾德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大量案例，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英国记者德丁也秘密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城内的惨状。这些记录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证据。

委员会还组织了寻亲服务。他们在各个庇护所设立寻人处，帮助离散的家庭成员重聚。美国传教士魏特琳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她记录下每个寻亲者的信息，并在不同庇护所之间传递消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离散的家庭得以团聚。

为了维持难民营的秩序，委员会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们组织难民自行成立管理小组，负责食物分发、卫生清理等工作。丹麦传教士贝格森负责监督这些工作，确保物资分配公平。他们还在各个庇护所设立了医疗站，由威尔逊医生带领的医疗队轮流巡诊。

1938年2月，随着局势略有缓和，委员会开始帮助难民重建生活。他们设立了职业培训班，教授难民一些基本技能。德国商人克拉克提供了一些简单的工具，让难民可以从事手工劳动。委员会还帮助一些难民在安全区内开设小店，维持基本生计。这些努力为战后南京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这些国际人士的人道主义行动，在南京最黑暗的时期，为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提供了庇护。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记录历史真相，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他们的日记、照片和证词，成为后来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