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原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原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被医院诊断患了肺癌。

陈永贵患病后诊断得很及时，医生后来也说，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有活下来的希望，但陈永贵却坚决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的想法是，自己一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够了。

“不要让国家再为我浪费钱了。”

后来大寨的乡亲们来看望他时，陈永贵还笑着对大家说：“我这辈子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子们，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集体。”

图|陈永贵

陈永贵确实是做到了一心一意为集体，就在去世前，他想到了自己放在存折里的8365元的存款，这部分钱，除了其中3000元时土改时，房屋作价给集体换来的意外，剩下的一些前，都是陈永贵与老伴儿宋玉林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分一毫攒下来的。

陈永贵一开始，想把这笔钱全交了党费，后来还是妻子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这才改变了注意：

“你把这钱全部交党费，我支持，因为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把钱全部交了党费？一点钱也不给我留，你又最希望看到小儿子上大学，小儿子上大学以后拿什么钱去交学费，拿什么钱去买书本？”

陈永贵思考再三，这才答应只交一半，剩下的一半用来给小儿子陈明亮，当做他读大学的学费，本来按照他的想法，他是想亲眼看着自己这个儿子大学毕业，但可惜这样一个愿望，后来也成为了奢望。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攥着老伴的手，颤颤巍巍的说：

“我不枉活这一世……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声音虽然不大，但语气中却满是骄傲。

1952年，陈永贵当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初期，大寨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虽然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大寨独特的生态环境，却让当地的农民生活的很艰难，家家户户普遍吃不饱饭。

大寨虽然有地700多亩，但却沟壑纵横的山梁割裂得七七八八，东一片、西一片，在解放初期，因生产困难，大寨的亩产平均只有200斤，而且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水资源匮乏，人畜光是喝已经远远不够。更麻烦的是，赶上洪灾爆发，山村顷刻之间就是一片汪洋，农民辛苦一年的种植就会一无所有。

陈永贵成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后，就有了一个愿望，带领村子里的人摆脱贫穷落后，吃不饱饭的局面。

也就是在这一年，陈永贵领导大寨村民开办了合作社。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单独的各家各户很难抵御自然天灾，但最早入社的村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后，却在当年获得了丰收，也因为尝到了甜头，许多人也都被吸引加入合作社中，共同抵抗恶劣的自然环境。

在发展农村生产过程中，陈永贵遵照党的指示以身作则，不仅在大寨乡亲中拥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在工作中开创性地想出了很多办法，大寨的粮食连年丰收，生产的粮食不仅自己够吃，还足够上交国家，彻底打破了大寨乡民过去吃国家救济粮的习惯。

1958年，在全国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下，陈永贵仍任党支部书记。

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群众的生活水平逐年上升。

图|陈永贵

1963年夏，大寨遭遇了特大洪水，天灾对于当地农业生产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村子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民家园被洪水冲垮，原本已经修好的梯田也被摧毁。

就在社员们普遍灰心丧气，丧失重建的信心后，是陈永贵站出来振臂一呼：

“咱们人没有少一个，人还在，这就是胜利。只要人还在，地冲垮了可以重修，房子冲垮了可以重建。”

更为难得的是，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听说了大寨受灾情况后，准备紧急调拨一批救济粮下发，但陈永贵在召集社员们开会后，共同做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的救济和补助。

许多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就是在吹牛，可大寨后来的成绩，却着实打了这些人的脸。

1963年下半年，陈永贵带领社员们苦干，使得大寨竟然在大灾之年获得了大丰收，整个1963年，大寨的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实现了增产，平均亩产高达700多斤，总产量在20多万斤。

从实际来看，陈永贵带领大寨村民，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

山西省委与晋中地委通过实地考察后，也认为陈永贵所取得的成绩是实打实的，所以后来也发起了“向大寨学习，向陈永贵学习”的号召。

1964年初，《人民日报》刊载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报到，也把陈永贵的经验介绍到了北京，北京市委为此还做出了决定，邀请陈永贵到北京去介绍经验。

渐渐地，就连毛主席也知道了陈永贵的名字。

1964年3月27日，毛主席到全国各地视察，在河北邯郸市停留期间，专门把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

陶鲁笳在汇报工作期间，向毛主席提到了大寨的情况：

“我们山西省有一个大寨，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经验好。”

毛主席对陈永贵的情况很是关心，因为他此前忙于工作，并没有看到有关陈永贵的材料，所以特别嘱咐陶鲁笳给他送来，还问了一句：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图|毛主席

陶鲁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毛主席又提笔写了一遍。心里面牢牢地记住这个名字。在听取完山西、河北省委的汇报后，毛主席继续启程南下，在途中专门给周总理打了一个电话，嘱咐周总理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

更多有关陈永贵事迹的材料被送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看得都很认真仔细，有个别处甚至还划上了双划线，陈永贵自己就经常带头下地干活，在他的带领下，当地已经没有脱产的干部，每个干部都形成了参加劳动的习惯。

毛主席后来几次开会时，还提到陈永贵，并拿他的事迹来举例子：

“山西有一个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的大寨大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大队，就有一种精神，他那里就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而就在会议期间，一向自己不过生日的毛主席，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在生日当天办一个晚宴，请一些特殊的客人，这次宴会，毛主席连他的孩子也没有叫，按照他的话说就是：

“他们不够资格，今天我们要请的客人，是工、农、军的代表。”

也因为是用自己过生日的名义邀请，所以毛主席坚持用自己的稿费来宴请客人。

图|1964年12月，毛主席接见科学界代表钱学森、农民代表陈永贵

陈永贵作为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也接到了邀请。

不仅仅是陈永贵，当时受邀的人中，不仅包含着一部分中央、地区的领导同志，还有像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这样的劳模。和他们同坐一个桌的还有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对于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能够见到毛主席是他们一生最高兴的事儿。

王进喜在看到自己的名签在主桌上时，一度有些疑惑，甚至迟迟不敢落座，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毛主席在进场以后，环顾四周之下，居然选择第一个和他打招呼。

看到了桌子旁的女同志邢燕子，毛主席特意收回了手中的香烟：

“你不抽烟，那请吃糖吧。”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招呼大家落座后，对在座的所有人说：

“今天既不过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与工人、农民、解放军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

在座的客人中，在毛主席对面坐的是余秋里，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从1958年2月开始，余秋里便调到了石油战线上，与几万大庆工人一道开创了一个奇迹。上世纪60年代初，大庆油田用短短3年时间就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中国同期原油生产的51.3%，从1964年开始，大庆油田每年便以350万吨以上的速度生产。

到60年代中期，中国石油基本上实现了自给。

图|王进喜

席间毛主席看着余秋里，笑容满面地问他：

“你读了几年书？”

余秋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三年小学。”

毛主席也哈哈一笑：

“三年小学就能搞一个大庆出来，不错嘛。”

谈到石油战线上的成就，毛主席特意转头对身边的王进喜说：

“石油工人们一起奋斗搞出一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在1963年就做出的重要指示，谈到了大庆，毛主席自然也就想到了大寨。

在那天作为安排上，余秋里、钱学森被安排坐在毛主席对面，陈永贵、董加耕这些劳动模范，被毛主席安排在身边坐下。

“你可是个庄稼专家啊。”

毛主席说的是湖南话，陈永贵一开始也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后来还是一旁周总理提醒他才明白。

“我不是专家。”

陈永贵摇了摇头。

图|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陈永贵

“你多大岁数啦？”

毛主席又问道。

“50岁了。”

“五十而知天命。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毛主席这句话，给陈永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毛主席在过去谈话中，就曾几次说起过“不要翘尾巴”，意在提醒人们要保持谦虚谨慎地做事风格。

“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慨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更为关键的是，人一旦翘尾巴，就很容易脱离群众。

图|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宴请陈永贵等人大代表

宴席间，毛主席在谈到陈永贵是，曾特别表扬他：

“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

毛主席鼓励陈永贵，除了让他把经验介绍给其他干部同志外，还勉励他：

“你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劳动人民本色。”

陈永贵后来也一直记得毛主席的教诲。

1975年，陈永贵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的农业生产，当时周总理就建议他，不如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北京去，可陈永贵却选择了拒绝：

“我要带头树立榜样，不转户口也不拿工资。”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期间，仍然在大寨拿工分，每天工分值一元五角，就这么一点收入，陈永贵要管家里五个人的生活开支，还要支付三个学生的学习费用，偶尔有时还要接济探亲的老乡，支援生活困难的群众，基本上攒不下钱。那时，陈永贵家靠大寨的粮食生活，可这部分粮食没办法运送到北京，妻子宋玉林只好将粮食带到县粮食局，换成粮票，一斤换九两，然后再到北京捎给丈夫。

尽管陈永贵生活上很节省，但开支依然很大，有时还要代表国家出国访问，这点收入连身像样的衣服也置办不下。

山西省委考虑到陈永贵每年都要到外地开会，光靠挣工分得来的收入渊源不够开支，每个月特别补助给他100元，后来国务院也考虑到陈永贵开支紧张，每天给他补助1.2元。

可在接受了国务院补助后，陈永贵转头就把在大寨的工分给退了。

事实上也可以看出，陈永贵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每个月的收入就只有136元。

一直到陈永贵辞去职务以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标准，每个月给他200元生活费。

国家选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他就推辞过，他坦然告诉周总理：“总理，我文化水平不高，实在是干不了这么高的职位。”

图|陈永贵

后来还是在周总理劝说下，陈永贵才担任了这一职务，可时间一长，他就有些不习惯，因为他只要一干活，比如扫扫地、擦擦桌子，警卫员就会跑过来跟他抢着干，走廊上的灯一亮就是一晚上，陈永贵看的很心疼，就上去关了没想到服务员过来以后，就又给打开了。

渐渐地，陈永贵发现，自己时常被服务员、警卫员环绕着，再也不能接触群众了。

于是，陈永贵主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我文化水平低，要是不接触实际的话，工作起来有困难。因此，为了了解情况，我想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大寨蹲点边劳动边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全国的农村到处跑，学习先进经验，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再回来中央工作。”

毛主席表扬了陈永贵的创新能力，还特别批准，陈永贵以后工作可以按照“三三制”来，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到原来的单位继续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个地方进行调研工作。

一直到1980年辞去职务，陈永贵始终没有脱离劳动人民的本色。

图|陈永贵

陈永贵晚年始终想回到大寨，在全国视察期间，陈永贵回到大寨虎头山上时，就对身边的人说：

“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吧，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周围乡亲们不解：

“你死后要埋在八宝山的，哪能再回来？”

陈永贵十分感慨地说：

“大寨是我的根，我是一定要回来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病逝于北京，2天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4月4日，陈永贵的骨灰被运回家乡安葬，按照他生前的愿望，陈永贵的骨灰被安葬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

尽管陈永贵已经去世，但他的精神却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图|陈永贵

他的小儿子陈明亮回忆，就在父亲去世后不久，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因为没有钱，他在最拮据的时候身上只有三毛五分钱，所以他不得不从大二开始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父亲一生保持本色太难了！他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精神财富是我们几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