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和妻子去出席发小郑玉军的儿子 郑壮壮的婚礼，本来应玉军妻子王兰和孩子们的请求，让我当证婚人的，但我这人比较感性，怕到时候我情绪失控。

因为壮壮的婚礼，缺了玉军的身影，一想到这，我鼻子发酸，眼泪就会止不住的流，本来是孩子大喜日子，我不能那样。

望着台上一对新人甜蜜的四目对视，我在心里默默念道：玉军，我的好兄弟！你看到了吗？孩子长大成人了！你在那边可以放心了！

我叫张力辉，今年56岁，出生在江淮流域的一个小村庄，家里姐弟3个，我上面有2个姐姐。

我父亲早年在县城一家机械厂上班，但找的对象、也就是我母亲，是农村姑娘，婚后生下我们三个孩子的户口自然随母亲，也在农村。

我们是典型的“一工一农”的家庭，即：父亲一个人在县城上班挣工资，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在老家种地，虽然那时候日子过的不宽裕，但跟别人家相比，我们还是挺幸福的。

父亲是个顾家好男人，只要有空就会从城里坐车往回赶，给家里添置生活用品，给我们买零食、水果。尤其是分田到户后，一到农忙季节，父亲还得请假回来，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才十几岁，家里没有男劳力不行。

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总共有7亩多地，分田的时候抓阄，我们家跟其他两户人家搭帮饲养一头老黄牛，三家20多亩地，就指望这老黄牛耕地。

我父亲虽然是农家子弟，但种地并不内行，更不会犁田打耙。我倒是有个亲大伯，但他家地多，而且大妈心胸不开阔，偶尔找一回大伯犁田，好酒好菜招待着，还把大妈叫过来一起吃饭，那大妈也不乐意。

有一次我母亲无意间听到大妈跟别人抱怨说：“有钱咋啦？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咱不稀罕吃他家那顿饭！‘年三十的砧板’，谁乐意往外借？”

言下之意，找大伯干活，大妈不高兴。

那怎么办？凉拌！自己学呗！

于是，当工人的父亲半路出家，开始学犁田。也幸亏我家分的是黄牛，性子温顺，如果是大水牛，估计我父亲也不敢。

如今一想起父亲当初学犁田，我们都忍俊不住，真是出尽了洋相，连使唤牛的口令都说错了！

没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们大概不知道，牛犁田也是从小要调教的，在我们老家叫“告使”（这里的“使”方言读suǐ），即小牛长成后，由老农带着下地干活，教它们听口令，“驾～”就是走；“卧”就是停下，跟草原上套马杆驯马是一个道理。

可能是我父亲电影看多了的缘故吧，他不按套路出牌，“驾～”口令喊的对，老黄牛听的懂，那是让干活呢。可让停下来，我父亲不知道喊“卧”，而是扯着嗓门大声命令道：“立定、立定～～”

天呐，老黄牛哪里听的懂，它从小没人这么教它呀，所以还往前走，气得我父亲用牛鞭子使劲抽它！

老黄牛被抽的后背生疼，哪有不走之理？于是加快步伐走的更快！气的我父亲吹胡子瞪眼睛，把我和姐姐在田埂上笑得前仰后合，然后被父亲骂了一顿，我们这才乖乖走开，躲到旁边接着笑。

总之，每年大忙季节一过，把父亲晒成“非洲小白人”。所以当有人再说“一工一农，快活赛洋熊”时，父亲把词改了，叫“一工一农，累的精怂！”

我小时候淘气，学习成绩也不好，每次作业完不成，我就让跟我家住隔壁的郑玉军帮我写。

郑玉军只比我大10个月，我们俩是同一年出生，也都是各自奶奶带大的。老人们那时候也不是专职带孩子，还得贪着忙家务，所以我和玉军打小关系就好，一睁眼就聚在巷口那棵老槐树下玩耍，什么“惯响炮”啦，“扇画牌”啦，“弹玻璃球”啦，等等，都是我们每天要上演的节目。

可若论家庭条件，郑玉军差我一大截，他父母就是靠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爷爷是个“药罐子”，常年有病，为了生个男孩，郑玉军上面有3个姐姐。

孩子多的农村家庭，条件大多不太好，所以每次看到我拿着苹果橘子吃的时候，郑玉军都眼巴巴的瞅着。

每到这个时候，奶奶就让我切一小块给玉军，我当然不吝啬，我怕玉军不跟我玩。

玉军虽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但父母并不娇惯他，所以小小年纪的他，地里许多活都会干，而且他有把子力气。

记得有年我家种了8分多地的春玉米，母亲带着两个姐姐把玉米棒掰回去后，玉米秸秆还杵在地里呢。

一场雨过后，旱地棉花急需锄草，母亲她们忙不过来，正好第二天是星期天，母亲就让我去砍玉米秸。

玉米秸用途多，不单单能当柴火烧，还可以挑直溜的编成竹笆，用来晒棉花。

所以我一上午大概砍了一半，中午回去的时候，正碰到玉军坐在门口听广播剧。

于是，我开玩笑的说道：“玉军，你这晓得快活哎，还能听广播，下午陪我去砍玉米秸呗。”

其实我当时就是说着玩的，结果还没等我吃完饭，玉军就拿着镰刀找我来了，他真的要陪我干活去！

就这样，那天下午我们不但把玉米秸砍倒，随后看看天还早，玉军又跟我一起，把玉米秸抱到田埂上，用板车拉到家门口。

望着我们俩累的满头大汗，母亲心疼的跟啥似的，夸赞说：“还是要养儿子，力气大。”

那天晚上母亲特意炒了几个菜，把玉军爸也叫过来一起吃了晚饭。

转眼我和玉军初中毕业了，但都没考上高中，按我家的条件，完全可以复读一年再接着考的，但我对上学不感兴趣，说啥也不去。

就这样，我和玉军正式回乡务农了，记得有人建议我们去学个木匠，但那时候我们才16岁，父母觉得有点早，说再等等。

不久我大姐出嫁走了，二姐去学裁缝，家里的地基本就我和母亲在家种，这时候我开始认怂了，觉得种地太累，正好县城有几个厂在对外招工，可以花钱买城市户口，被安排工作。

就这样，父亲花了3500块钱，让我农转非，进了一家肉联厂上班。

其实我父亲也跟玉军爸妈说了买户口的事，但他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这样，我和玉军分开了，我当了工人，他还是农民。

只不过县城离的不远，我基本保持一个月回家一趟。每次回去，我都要去找玉军玩，送他崭新的工作服，纱手套，给他讲外面有趣的事，他还陪我一起去钓鱼，我们俩丝毫没有生疏感。

自打我二姐出嫁后，考虑到家里没劳动力，母亲身体也不好，后来我们家只种了一亩多地的口粮田。

正好这一亩多地跟玉军家是上下埂，每次只要犁田，玉军顺便就把我家的给犁了，母亲就按“带庄稼”的标准给玉军钱，结果玉军生气的对我母亲说道：“二妈，我也就是顺带手的事，凭我跟力辉之间的感情，给钱太见外了！”

当然，玉军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记着呢，只不过换其他方式去表达。

89年春天玉军的女朋友就谈好了，年底结婚的，凭着我跟玉军多年的感情，我特意请假回来，送了他一盏精致的台灯和一套玻璃茶具，母亲还随了10块钱的礼。

这些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重情了。

玉军的妻子叫王兰，长的眉清目秀，性格也好，婚后第二年生下大女儿文静，但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两年后二女儿婷婷出生。

那个时候农村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严抓了，但为了生儿子，王兰和玉军也成了超生游击队，东躲西藏最终生下儿子壮壮。

这期间因为被罚款，庄稼也被耽误，玉军家的日子一落千丈，“因生返贫”。好在稳定后，玉军回家承包了养鱼塘，我还借给他2600块钱买鱼苗。

本以为我当上工人，就是端上了“铁饭碗”，殊不知更严峻的考验在等着我呢。

我是93年结婚的，妻子是幼儿园老师，婚后第二年儿子张沛出生，母亲那时候风湿性关节炎已经非常严重了，连带孩子都胜任不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我所在的肉联厂开始裁员，我属于是第二批下岗职工。而父亲的机械厂也没撑多久，随后也解体了。

两个工人全下岗在家，母亲一个农村妇女，哪经历过这些？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

不知道谁把我和父亲下岗的消息传到村里，有天一大早玉军两口子来了，玉军扛了一袋子米，手里拎着一只塑料水桶，桶里用水养着七八条活蹦乱跳的大鲫鱼。

王兰胳膊上挎了一大篮子菜，还有一个纸盒子里装了几十只鸡蛋。

玉军安慰我说：“别着急，慢慢找活干，不用担心其他的，我在农村种地，不会让你们饿着。”

那一刻把我激动得差点流眼泪，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有一句暖心的话，足可以铭记一辈子。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父亲跟两个关系要好的同事开了一家修理厂，如此一来，至少解决了工作问题。

说实在话，改革开放那会儿，只要你有魄力，敢干，干啥啥挣钱。

没几年的时间，父亲的修理厂规模扩大了，除了卖农机配件，还经营各种农用车，尤其是2003年后，生意再上一个新台阶。

但母亲没福气，病情不断反复，于2010年冬天去世了。

因为常年不在老家，母亲的丧事也幸亏有玉军的帮忙，他跟着忙前到后，真的比亲弟兄都给力。

但厄运正悄悄的向这个善良的人逼近。

2012年的3月份，有天上午我正在公司卸货，口兜手机响了，当时正忙着干活，我没理会，直到把活干完，掏出手机一看，是玉军打过来的，我赶忙回拨过去，问问什么事，结果接电话的是玉军的妻子王兰。

简单问候几句，王兰向我打听，问县医院也有没有熟人，玉军这段时间不舒服，到医院检查一下，不过已经挂上号了。

我当时有些紧张，说这就去看看，但王兰说暂时别去，他们检查完就回去，连让他们留下来吃饭都不肯。

我只好作罢，但心里还是惦记着玉军，正打算抽时间回去看看时，王兰电话打来了，哭着说玉军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肝癌晚期！

我当时一听傻眼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于是我安慰说，检查不一定准，我开车回去接他们再复查一次看看。

其实我有一种预感，玉军情况肯定不好，因为他爸就是肝病去世的。等我着急忙慌的赶回去后，玉军反而比我镇定，他笑着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为了进一步确定病情，我让妻子打电话给她在省立医院的哥哥，帮着联系专家号。

后来结果出来了，跟县医院一样。

本想着瞒着玉军，怕他有思想负担，但眼神出卖了内心，在玉军的再三追问下，我只好说肝部有囊肿，不过大夫说没事，配合治疗就行。

玉军苦笑着点点头，便不再说话了。

怕治疗费不够，我给了王兰2万块钱。

但再多的钱，终究买不来健康，几个月后，玉军病入膏肓，为了节省开支，玉军转院到了县医院。

其实这几个月来，我和玉军之间从来没正面谈论生死，都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更希望奇迹的发生。但有天下午，等王兰出去买牙膏后，玉军拉着我的手，含着泪说道：“力辉，其实我倒不怕死，只是担心往后我不在了，这三个孩子怎么办？两个女儿还好说些，就是壮壮要给他娶妻安家，王兰一个女人，没这个能力啊！”

听到玉军说到这，我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是玉军在准备托孤啊！

我用力握紧玉军已经没有血色的手，安慰道：“玉军，先不想那么多，安心养病吧，车到山前必有路。”

玉军苦笑着摇摇头，轻轻的叹口气，接着说：“我知道这个病没希望的，就是孩子还小，真舍不得啊……”

不等玉军说完，我们两个大男人已经泣不成声……

在玉军的一再要求下，不久他就出院了，这意味着回去等死。

一个星期以后，44岁的玉军带着满腹的遗憾走了，留下妻子王兰和三个孩子，当时大女儿21岁，二女儿17岁，儿子壮壮才14岁。

玉军的两个女儿挺懂事，在玉军走后更加知道替母亲分担家庭的重担，但儿子壮壮正赶上逆反期，有段时间不太省心，我只要有空，就和妻子一起开车回去看看，鼓励鞭策壮壮要好好学习。

壮壮也挺争气，后来上了一所师范大学，王兰却为日后学费发愁，虽然有两个女儿帮衬，但她们自己也有小家庭，总是贴补娘家，怕女婿有看法。

我那时候已经把父亲的公司接受过来了，每年效益都不错，于是我对王兰说：“壮壮上学的费用你就别操心了，有我呢。”

就这样，壮壮四年大学，每年学费都是我资助。

转眼间壮壮大学毕业，在县城一所高中任教，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接下来就考虑买婚房。

自打玉军去世后，王兰一个妇女哪有能力挣钱，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把鱼塘转租出去，这样每年也有一笔收入。

前几年王兰就想给壮壮按揭一套房，但那时候房价太高，我建议再等等。

前年壮壮的女朋友也谈好了，买婚房成了当务之急，也算走运，房价降了下来，去年壮壮婚房也买了，一切水到渠成。

昨天在婚礼现场，王兰领着儿子儿媳走到我和妻子面前敬酒，当着众人的面，王兰说：“壮壮，以后改口叫大伯为‘大父’，没有他，就没有你的今天！”

“大父”在我们老家可是对最敬佩的父辈人的尊称，可见我在他们一家人心目中的份量！

半生兄弟，一世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