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12日，北京香山碧云寺人头攒动，游客络绎不绝。忽然，一向公务繁忙的周恩来总理意外地出现在这里，顿时引起众人的热情围观。周总理此行，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带领各界代表前来拜谒孙先生衣冠冢的。

在周总理身边，有一位81岁高龄的身材矮小却步履矫健的老者，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格外引人注目：只见他上身穿着一件罕见的黄呢制服，胸前挂着一枚稀有的平叛奖章，一边走一边向周总理一行人不停地讲解着。

他，并不是普通的解说员，他拥有一个令人无比仰慕敬佩的身份：孙中山先生的贴身卫士，谭惠全。

谭惠全祖籍顺德，比孙中山小9岁，早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二人便因缘相识。他自幼随父习武，练得一身出众的功夫，后在孙中山的带动下，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大元帅贴身卫士，并负责在卫队里传授武术。1920年，谭惠全结婚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特意为他赠送被褥、毛衣等礼品致喜。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形势十分危急。据孙中山卫士区恺烘回忆：“在烛光摇曳中，见林树巍、胡毅生、陆志云和林直勉等五人，簇拥着中山先生从楼上下来。原来他们在情急势危中，七手八脚给中山先生套上白长袍，戴上通帽，让其腰悬药箱，乔装成一个应急病出诊的医生，挽着他离开。”

这五人中，四人有名有姓，林树巍是参军，胡毅生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弟弟，陆志云是特务队长，林直勉是秘书，唯独另外一位无名英雄，数十年来不为人所知，他就是谭惠全。此谜底直到2006年才得以揭晓，足见谭惠全家人的淡泊和宁静。

此时的谭惠全虽已四十九岁，但他功夫了得，老当益壮。谭惠全在枪林弹雨中，秘密护送孙中山安全转移到中山舰上。事后，宋庆龄请人为他制作了一枚铜制狮钮印章，特意刻上“谭卫全章”四字，以对他的居功至伟表示感谢和敬意。

1924年元旦，广州大元帅府张灯结彩，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十三周年暨授勋典礼在此隆重召开。孙中山下令为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时杀贼有功将士授勋记功。

典礼上，李烈钧唱名，孙中山递牌，宋庆龄亲自为每一位到场的授奖卫士佩戴勋章。当谭惠全佩戴上那枚金光闪闪的“十一年讨贼有功奖章”时，全场掌声雷动，此情此景令他终生难忘，虽然历史曾在数十年间没有人为这位英雄人物记上一笔。

1924年下半年，孙中山北上会晤冯玉祥，负责全程护卫的依然是谭惠全。不幸的是，半年后孙中山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因病辞世。悲痛欲绝的谭惠全尽心尽职守护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

根据孙中山的生前遗愿，他希望死后葬在南京紫金山上。由于中山陵工程浩大，一时难以建成，他的棺木只能暂时存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内，谭惠全自然成为护灵人员。

看似简单的护灵，却成了一场刀光剑影中的保卫战。那时的北京，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地盘，愚昧的张宗昌向张作霖建议毁掉孙中山的棺椁，原因是其坏了奉系的“风水”，导致同国民党的交战屡次失败。不久，张宗昌便带人，来到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叫嚣吵闹，指着灵柩放肆吼道：“过去你老讲革命，现在革得老子地盘越来越小，哪天我就要敲碎你的棺材以解心头之恨！”幸亏谭惠全等人誓死阻拦，才避免了一出悲剧的发生。

谭惠全见不是长久之计，想到了少帅张学良。因为长期伴随孙中山的缘故，他曾通过孙科结识了这位奉系少帅。一日傍晚，谭惠全只身来到张学良府上，讲述了张宗昌大闹孙中山灵堂的事情。张学良听后雷霆震怒，叫来张宗昌训斥道：“以后你要是再这样闹，我决不会放过你！”

张学良素来敬慕孙中山先生，但他知道张宗昌的行为得到父亲的默许，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密电南京方面尽快移灵。由于当时战火纷飞，路途遥远，移灵之事颇多困阻。

谭惠全等人找到协和医院院长刘锐恒，想给孙中山遗体更换防腐药水，并将其暂放在医院保存，却遭到拒绝。无奈之下，众人只好在一个晚上将孙中山棺木移放到一处山洞里藏了起来。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因“皇姑屯事件”身亡，得知消息的谭惠全等人，乘机将孙中山的棺椁重新搬迁回碧云寺内。

1929年，南京中山陵修建完成，移灵工作推上日程。5月20日下午，宋庆龄、孙科等人将孙中山遗体收整后敛入铜棺，将其原来所穿的衣服放回之前的楠木棺内，封存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内，此处便成了孙中山的衣冠冢。

宋庆龄望着哀容满面的谭惠全，安慰他道：“你岁数也大了，就留在这里保护衣冠冢吧。”谭惠全含泪应允。

5月26日，孙中山灵柩离京。谭惠全老泪纵横，抬棺护送敬爱的先生最后一程。他谨记孙夫人的嘱托，率领一队卫士日夜守护着衣冠冢，这一干便是36年，直到他离世追随先生而去。

碧云寺衣冠冢留守处编制5人，由谭惠全负责，薪响从南京中山陵拱卫处定期发出。抗战爆发，华北沦陷，首尾难以相顾的国民政府乱作一团，按期拨付留守处人员的钱款也就此停发。其他留守人员因不堪生活艰辛和前途渺茫，纷纷忍痛离去。

可是谭惠全没有退缩，更没有离开碧云寺半步。没有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成了难题，妻子苏潮宽带着孩子去城里给人作佣，晚上回家又在灯下缝缝补补挣点辛苦钱。谭惠全则在附近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种些粮食蔬菜充饥。

按理讲，以谭惠全的名气和手艺，养家糊口没有一点问题，他武功高强，又做得一手地道的广东菜，北京城里不少广东饭馆以厚金邀请他下山掌厨，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他始终是那一句话：“我走了，就没人来守灵了。”

时局动荡，衣冠冢几次险遭破坏。最危险的一次，日军冈村宁次来到碧云寺，谭惠全被明晃晃的刺刀隔在一边。但他侠肝义胆，毫无畏惧，经过他的据理力争，日本人对衣冠冢没作过多纠缠。风里雨里，白天黑夜，谭惠全一家人与青灯为伴，默默无闻地守护着孙中山先生衣冠冢。

在此期间，他的二儿子曾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贫穷，坚守，苦熬，谭惠全一家人终于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在政府的关心下，年迈的谭惠全老人终于有了园林局工人编制，全家人靠着他的固定收入，摆脱了食不果腹的苦日子。

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日，周总理来到北京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见多识广的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他胸前佩戴的这枚勋章。

周总理感兴趣地问道：“你这是不是那个讨贼有功奖章？”谭惠全点头称是。周总理又问，“那你当时是不是还有恩饷？”谭惠全如实回答：“有恩饷”。“每次发多少？” “六十块。”周总理伸手比划成一个洋钱大小的圆圈，谭惠全知道总理在问是不是现大洋，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周总理当场表示：“这个钱人民政府要补发给你。”

谭惠全甚是惊讶，孙中山的“恩饷”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是他对谭惠全等极少数人保驾有功的私人馈赠，抗战爆发后，南京陷落，恩饷一事就此中断。多少年来，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周总理是怎么知道的？想想周总理一生博学多才，又有在黄埔军校任职的经历，而自己也曾在黄埔担任过武术教官，谭惠全认为周总理知道此事也是合乎常理。

不知不觉间，周总理来到衣冠冢旁一株被乾隆皇帝封为“九龙柏”的古树前，谭惠全介绍道：“这树有预兆，生了九个枝，清朝就出了九个皇帝。”周总理说，“不是九个是十个吧？”

周总理从第一个屈指算起，一直数到第十个宣统皇帝，“第十个皇帝就是被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打倒了的。所以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他的事业没有完成，我们后人要继续下去，还要发扬光大。”周总理看了看谭惠全，意味深长地说：“你是对国父有恩的人。”当着众人的面，周总理对谭老先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对谭家的生活情况也十分关心，这让这位一生忠心耿耿、无怨无悔的“守灵人”感到内心温暖，他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周总理走后不久，谭惠全的工资在每月60元的基础上，又多了60元补贴，一下子成为园林系统收入最高的人。这笔补助，一直发放到1961年他的离世。弥留之际，88岁的老人留下遗嘱：将他安葬在离碧云寺最近的万安公墓，他要时刻陪伴着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永远守护着他心中无限敬仰的伟人。

36年的忠心守灵，36年的寂寞清贫，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1981年，宋庆龄病逝后，工作人员曾打电话到香山碧云寺通知谭家，遗憾的是谭家当时家里没人。同一年，谭惠全的夫人苏潮宽光荣地受邀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邓颖超同志亲切接见并热情慰问了这位英雄的家人，还与她一起合了影。

如今的孙中山衣冠冢，有园林工人的精心维护，但谭惠全老人的儿子谭志泉总会经常去碧云寺拜谒，去父亲曾经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走一走，感受父亲的忠贞，聆听父亲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