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中国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第二次筹备会上提交了工作文件，建议五个核武器国家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或发表相关政治声明。中方提交条约草案时强调，缔约国应当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其他缔约国首先使用核武器。西方舆论对中方此举的看法五味杂陈，但对已经宣布退选的美国总统拜登而言，这是他树立自己历史地位的一次机遇。
拜登曾效力于主张“无核世界”理念的奥巴马，担任副总统的最后一年也曾力推美国“不首先使用”（NFU）核武器。2017年1月11日，时任副总统的拜登曾在白宫发表核安全政策演说，称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期间，美国稳步降低了核武器自二战以来在美国国安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同时提高了在不依赖核武器的情况下威慑和击败对手、消除盟友顾虑的能力。拜登当时说：“鉴于我们的非核能力和当今威胁的性质，很难想象存在合理情景，让美国有必要或有理由首先使用核武器。奥巴马总统和我都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威慑并保护我们自己和盟国免受非核威胁”。
2020年1月13日，竞选总统的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再次提到自己2017年的核政策立场，称核武器的唯一目的应该是威慑，必要时报复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攻击，作为总统，我将与美国军方和盟友协商，努力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 2020年民主党党纲也重申了拜登这一立场。但是，拜登胜选后却打了退堂鼓。2022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保留了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项，提到美国只会考虑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以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也承诺绝对不会对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什么是“极端情况”，报告中并未说明。这就是目前为止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刻意模糊”（calculated ambiguity）策略。
现在，中方在原有的“不首先使用”（NFU）核武器的立场基础上，提出核武国家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是负责任核大国的体现，也是持续管控大国竞争的具体行动，从全球防核扩散和国际道义上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
中方这一倡议显然是考虑了当下的国际安全形势，以及未来美国的决策风险。比如，“奥库斯”协议下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涉及大量武器级高浓铀转让，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声称的“核威胁”。最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右翼势力越来越将伊朗核和朝鲜核威胁同中俄捆绑，主张壮大美国的核武库。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安顾问的奥布莱恩今年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公开鼓动美国重启核试验，和中俄开展竞争。
考虑到当前的美国国内舆论环境和持续撕裂的大选氛围，包括俄乌冲突的持续，拜登政府可能也不会对中国此倡议做出积极回应。其他核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盟友英国，也可能不会积极回应。
美国传统的顾虑是：美国宣布NFU政策有可能让伊朗或朝鲜更加肆无忌惮，威胁美国盟友，到时候美国被迫使用传统武器协防，反而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冲突或战争。更何况，没有了NFU，被攻击的美国盟友也缺乏安全感，从而让对手更容易对它们发起攻击。另外，美国也担心宣布NFU会促使盟友（比如韩日）寻求发展核武器。
但是，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来看，美国的“核威慑”并没有起作用，未能有效阻止伊朗、朝鲜发展和利用核能，包括推进各自的核武项目。美国也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摧毁相关核设施。而且，如果美国保持“首先使用核武”的选项，美国的对手们也会担心美国会先发制人攻击其核设施，这样反而会让这些对手铤而走险，从而增加了“边缘政策”风险。
美国国内一直有人主张采纳NFU政策。支持者认为，美国应该承诺完全用常规武器捍卫盟友，并且只有在敌人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用核力量予以反击。而且，美国宣布NFU，并不意味着会放弃对盟友的核保护。就日本而言，只要拜登政府给予日本“再保证”，承诺核保护伞效用依旧存在。如果美国因为日本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选项，就有可能被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所绑架。
针对日本的顾虑，克林顿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William Perry）等人以及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等组织都希望美国采取NFU的核姿态政策，并在北约框架内降低核武器的地位。
如果拜登和民主党政府能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采纳NFU政策，将是继奥巴马无核理念之后的又一突破，有助于树立拜登的历史定位。中方提出这一倡议时敦促美国摒弃“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撤回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放弃发展部署全球反导系统，停止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如果美国采纳NFU政策，将有助于美国管控中美关系、增加中美互信，也有助于中美、或中美俄联合约束朝鲜和伊朗的核项目。
最后，拜登或民主党政府若能采纳NFU政策，有助于增加地缘争端可控性，降低核冲突风险。虽然美军不可能放弃“核威慑”路线，但若能在NFU原则上取得突破，就能降低核大国之间的竞争或对抗烈度。这对防止全球核竞赛、开展军控谈判也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