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岱沙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康岱沙：1950年3月调入外交部，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等秘书（未成行）、西欧非洲司一科科长；1953年，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二等秘书、研究室负责人；1962年，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党委委员、一等秘书、研究室主任等职；后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党委委员、政务参赞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四叔康心远，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二伯指点下从金融业起步，掌管家族的宝丰公司。他把桐油、猪鬃等出口业务做得有声有色。抗战时期，曾数度聆听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的教诲。

我四叔康宝恩，字心远，1898年出生。关于他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这除了因为我离家较早之外，还因为解放后，父亲和二伯都先后迁到了北京，而四叔却一直留在重庆，与他交流的机会更少些。在我所知道的他的情况中，特别感人的是周总理、邓大姐对他和四婶的深情厚谊。

掌管宝丰公司

我四叔与他三位哥哥一样，早年也在日本留学。回国以后，曾在我大伯、二伯的好友于右任先生手下当过一个小官。到了1930年，四叔与我父亲一样，也在二伯招呼下，回到了重庆。他先在烟酒印花税局任职，然后也在二伯创办的重庆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后来又到川康殖业银行任职，从银行襄理做起，做到成都分行的经理。

可能由于四叔从小身体不太好，不像二伯和我父亲在社会活动中那么活跃，他更多还是专注于实业经营，也是四川有名望的一个实业家。20世纪30年代，二伯在美丰银行不断扩股增资的过程中，四叔也随之不断跟进入资，成为美丰银行的大股东之一。

抗战爆发后，在康氏家族成立的一系列“丰”字号公司中，四叔任宝丰公司总经理，经营桐油、猪鬃等出口业务许多年。那时还没有发明尼龙丝，猪鬃是做刷子的主要原料，四川猪鬃、桐油质量好，是当时内地的重要出口物资。当年我四叔做桐油和猪鬃的出口生意，即使在抗战时期也做得很好，赚了许多外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四叔经营的宝丰公司赚的外汇统统被国民党政府强行收兑，换成了迅速贬值的金圆券，成了一堆废纸，公司大伤元气。

抗战时，周恩来、邓颖超邀四叔四婶聚谈

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旧址

说到我四叔，就不能不说我四婶王棣华。她当年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邓颖超同志是同窗好友。

觉悟社旧址

那时，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人都是觉悟社的成员。我四婶的胞妹王同华没有参加觉悟社，但也是当时的进步学生代表，她是另外一个进步社团的成员，常和觉悟社成员一起集会，一起活动，所以她与邓颖超同志也很熟悉。

由于有这层关系，抗战爆发后，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来到重庆，便与四叔、四婶有来往，有时还请他俩去小餐馆聚会，叙旧论今，着重谈论抗战形势，阐述团结抗日的道理，鼓励四叔、四婶多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事。他们回到家中，把这些情况讲给亲友们听，大家都很感动，很受鼓舞。

总理在重庆休假，登门看望四叔四婶

新中国成立后，四叔、四婶一直住在重庆。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副总理的陪同下到匈牙利访问。图为卡达尔总理（右一）在机场欢迎仪式上致词。

从1956年11月中旬开始，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一路风尘仆仆，成功出访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等亚欧十一国，于1957年2月6日，抵达昆明回国。

两天后，周总理来到重庆休假，不到5天。那几日，周总理在重庆的活动安排得很紧张。2月10日，周总理在重庆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随后利用空隙时间去看望了当时住在中和巷6号的王同华，也就是我四婶的胞妹。接着，周总理和王同华一起来到冉家巷22号看望我四叔和四婶。

那时，四叔早已搬出他原来住的公馆（他原来独门独院的公馆，解放后转让给西南局，曾是小平同志的住所，后来是重庆市委书记的住所），在冉家巷平民区生活。

那天，四叔正在生炉子，抬头一看，周总理就站在自己面前，他非常吃惊地问总理：“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周总理笑答：“只要你康心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这个国务院总理就找得到你！”

我四叔和四婶当时感动得不得了。因为总理这次出访归来在重庆休假没有公开，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总理到重庆来了，更没有想到，抗战结束一别多年之后，周总理那么忙，还像当年一样，亲自登门来看望老朋友，他们夫妇俩特别激动。

很多年后，当时陪同周总理去冉家巷22号四叔家的重庆市公安局经保处副处长王一同志，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道：“正在家中生炉火的康先生，脸上还糊着煤灰，他万万没有想到周总理会登门看自己，一时手足无措。”

周总理和四叔、四婶叙旧之后，四叔要给总理准备午饭。周总理亲切地对四叔四婶说，“你们不要准备了，我做东,请你们上饭馆吃回锅肉。”

于是，四叔四婶跟着总理和随行人员一起来到了位于重庆保安路171号公私合营的广州食品店二楼。周总理点了回锅肉等四个家常菜和一个汤，与四叔、四婶和我姨王同华边吃边拉家常。

饭后，总理坚持由他自己付了账。据当时在场的陪同人员在文章中回忆，因为重庆的物价比北京要便宜不少，这顿饭只花了两元四毛七分钱。周总理不知两地物价差异，他不放心地问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饭馆是不是少收钱了？当得知确实没有少付钱后，他才安心。

不过，细心的周总理发现，在大家离开饭桌时，四叔把喝剩下的半瓶酒装进了衣袋。当时，总理只是说了一句：“康心远比过去有进步。”

回到重庆市委一号楼，周总理马上提起这个细节，并问随行的重庆市公安局的王一同志：“康心远经济困难吗？”

王一同志回答说：“据我所知，经济不困难。把吃剩的酒拿走，可能是留作纪念。”

这一点，王一同志没有猜对。我四叔康心远喜欢饮酒，当时酒的供应比较紧张，他当然舍不得浪费这半瓶酒。

周总理很了解我四叔的心思，他在离开重庆前，特意向市政协领导打招呼说，以后在酒的供应上要给康心远一点照顾。这是重庆市政协前副秘书长周永林同志很多年以后对我讲的。

1957年2月，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欧十一国归来在重庆休假时，专程看望了四叔康心远（左二）和四婶王棣华（右一）及其胞妹王同华（左一)。

周总理请四叔四婶一起吃过饭后，还与他们一起前往重庆工商联并合影留念。在回程途中，周总理对随行的王一同志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康心远夫人又是邓大姐的同学，这次我到重庆休假，有时间，当然得抽空去看望老朋友。”

多少年后，我一想起周总理亲自登门看望我四叔、四婶姐妹的这段故事，就很激动。解放前、解放后，我四叔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周总理对老友故交却一如既往，这充分显示了总理的人格魅力。

去世在“文革”爆发那一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我四叔康心远在重庆逝世，享年68岁。

1964年，二伯父康心如（中）、父亲康心之（右）、四叔康心远（左）兄弟三人在北京团聚。“文革”爆发后，弟兄三人先后离世，从此，告别了他们的那个时代。

我的叔伯父和父亲，除大伯父病逝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其他三人都相继辞世于“十年浩劫”初期最动乱的年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都最后终结在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了。

【来源：《家族与往事》（出版于2011年7月）

口述：康岱沙 执笔：吕立勤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