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最近在头条和别人互动中回忆大饥荒：

何某人今年96岁。讲一点1961年间真正经历过的事实。1960年，我奉调回国参加氢弹预先研究。那时，国家粮食短缺，只好大家压低定量。但很多人当然吃不饱。于是，当时的原子能研究所，就组织一些人，包括我，去附近的农田里生挖一些大白菜根，挆碎了添加在粮食里。实际上当然是营养不足，大量人员得了肝炎，其实是浮肿缺营养，都关在"肝炎大院"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关了约三个月。后来据说是宋任穷部长打电给王震将军请求支援，由新疆调了一批黄羊，这才从肝炎大院里被放了出来！你想，连核武器研发部门都如此困难。其它地方，当然就更加严重了！所以说，这些饿饭以及大量死人情况，全属事实！

大饥荒时期大家当然苦，但是主席、总理下令研究原子弹的原子研究所，还不至于大量研究人员营养不足导致患肝炎吧？而且大饥荒时期，农民早就把白菜根挖干净了，何院士还能挖吗？

何祚庥院士原文

那时候何老院士已经是所党支部委员，起码也算个中层干部。据我所知，那时候政府说干部是宝贵财富，在艰苦时期要保护干部，对干部保护不错的。一般科级干部每个月特供两斤白糖黄豆，人称糖豆干部。处级干部特供两斤鸡蛋猪肉，人称蛋肉干部。赵一曼烈士的儿子陈掖贤就是因为娶妻另外生活的父亲请他吃他在全国政协饭堂吃一顿红烧狮子头就认为干部没有和群众一起度过难关，写了一封信给老毛，让老毛看了想生气又生不起来。

赵一曼烈士和婴儿时陈掖贤

何老院士起码也是糖豆干部。对比的就是倪光南院士。倪光南1961到科学院计算所工作，只是个最基层科研人员，但回忆的处境竟然比何院士好得多，尽管也饿，起码每月有32斤粮食，半斤肉票，二两糖票，可见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照。

“那时候,全部的生活物资都是定量供应，所有的食品全部凭票购买。我每月只能领到 32 斤粮票、半斤肉票、二两糖票。二十来岁,正是最能吃的时候,再加上黑白颠倒的轮班制,老觉得肚子饿二两糖领到手,马上就吃光了,夜餐基本上是玉米糊糊。”倪光南用手比划出一个直径一尺左右的圆“我那时候用的饭缸是我外甥婴儿时期的脸盆,装满了玉米糊糊,三下五除二就喝光了,吃个水饱,顶不了多久又饿了。”

”缺乏基本的营养,很多人脸上、身上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浮肿,有人开玩笑说，当时如果能见到一点肉星儿,那感觉跟见到爹娘一样亲。每个月定量供应的半斤肉,都是实在坚持不住才买来吃。小心翼翼地把肉带回宿舍,直接放到小锅里用电炉子煮,水开后再加上点盐,当熟肉的清香弥漫开来的时候,口水早已经咽下无数遍了。幸亏1963年下半年以后每周可以去我未婚妻那里蹭顿饭。因为女同志饭量小嘛,每月的粮票总能节省下一些,这也算是我的福气了。”

倪光南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