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轨闹离婚，为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伪造了丈夫家暴、精神病史的证据，丈夫则使出绝招，反败为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019年的一场离婚诉讼庭审上。

对方律师突然拿出邻居供词，控诉我的当事人方迪，是一个酗酒家暴的渣男！

而在此之前，方迪给我的描述和资料中，显示他是一个为人善良、正直、对家庭有责任心的“老实本分男”。

我如同吃了一记闷棍，茫然望向方迪，发现他也同样茫然地看着我……

我叫龚俊，80后，法硕学历，从业十多年来一直主攻离婚诉讼案件。

2019年6月，一个中年男子匆匆找到了我，请我帮他打一场离婚官司。“我给了她们家20万彩礼，她却背着我和一个老男人偷情！现在还要抢走我唯一的儿子……”

他叫方迪，34岁，供职于一家手游公司，做软件研发。父母都是退休教师，有退休金。七年前，方迪认识了小自己三岁的张雯，当时方迪的年薪就过了二十万，有房有车。

张雯才刚毕业，是个普通文员，父亲是工厂职工，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开销很大。

最终在支付了20万彩礼后，两人结婚了，一年后儿子鹏鹏出生，日子一开始也过得十分甜蜜。

直到鹏鹏半岁时，方迪母亲帮他们看孩子，张雯则入职了一家电商公司当销售，不久获得重用，短短两年，薪资水平就赶超了方迪。

但这时，两人的婚姻却出现了问题，频繁的冷战、吵架迅速消磨着感情，鹏鹏上幼儿园后，两人开始分房睡。

最初，方雯经常加班到很晚，渐渐地，她开始夜不归宿，有时一个月里有半个月不在家。

儿子上幼儿园后，方迪的母亲回了老家生活，接送孩子、照顾家里都成了方迪一个人的事。为了鹏鹏，方迪极力忍让着。

直到半年前，他在地下停车场偶然撞见不堪的一幕：张雯和她的老板，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激烈拥吻。

再也无法忍受的方迪，提出了离婚，张雯却表示离婚可以，孩子必须跟她。

她甚至挑衅地说：“老杨很喜欢鹏鹏，他答应我，过几年就把鹏鹏送到国外念书，跟着你，孩子能有什么出息？”

方迪肺都快气炸了！五年来张雯只顾着自己，没给孩子做过一顿饭，洗过一件衣服，她甚至不知道鹏鹏在幼儿园哪个班读书。

每天都是方迪接送鹏鹏，给鹏鹏做营养餐，晚上哄睡鹏鹏之后，自己再熬夜加班写程序。

现在张雯凭什么把鹏鹏从他身边抢走，去认那个奸夫当爸爸，还要送到国外去！

为了争抚养权，两人断断续续吵了半年，仍然没结果。

直到前几天，方迪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才愕然知晓，张雯已经把他告到了人民法院。

说到这里，这个一米七多的男人，竟失控在我面前号啕大哭。

方迪的遭遇，勾起了我的恻隐之心，我决心尽力替他拿下抚养权！

但即使案情看上去十分明了，我还是小心地问道：“在这段婚姻中，你是否有什么过错？”

见方迪一脸茫然，我索性直接补充道：“有没有家暴或者出轨？”

方迪连忙否认：“当然没有！”

签过委托合同之后，我为方迪制定了庭审计划。

在所有的离婚官司中，2到10岁的孩子，抚养权归属最容易出现分歧。法官会站在中立角度，根据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原则，判决抚养权。

我仔细分析了方迪的情况，认为他还是有优势的：

第一，在过去五年中，方迪陪伴鹏鹏的时间较多。

第二、方迪工作时间稳定，能更好地陪伴鹏鹏长大，而反观张雯则需要经常出差。

第三、方迪的学历较高，985大学硕士毕业，而张雯只是大专学历，所以鹏鹏跟着方迪，会对鹏鹏今后的学业更有帮助。

依据我的经验，只要围绕着这三点稳扎稳打地去争取，拿到抚养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就在我将所有精力投入到了方迪的案子当中，写答辩状时，我却从律所主任的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对方律师居然是这片律师圈子里一位杀手级律师，“鬼见愁”——王登宇！

这个人业务能力极强，但职业操守很低，经常用一些见不得台面的伎俩。他曾在一场离婚官司中，不但为当事人疯狂争取了六百万财产，还差点把被告方送入监狱。

现在，既是他出手，本来明了的案子，又悬了。

2019年7月，诉讼如期开庭。张雯穿着一身得体的淡黄色长裙，妆容精致。那股散发开来的雍容气质，的确和方迪中年大叔的形象不太合拍。

开庭后，流程进行的很顺利，由于双方都没有和解意图，且对于财产分割也没有异议，所以案件的焦点很快汇聚到了抚养权的争夺上，并随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因为之前深入了解过案件细节，所以审理时的走向基本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也按照计划，围绕着三个优势积极辩护。

形势一片大好，仿佛胜券在握，可就在这时，一直没有发言的王登宇，老神在在地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份证词。

供词是王登宇对方迪邻居的采访记录，并附有十几个邻居的联合签名。在供词中，十几个邻居皆表示方迪根本就是一个渣男，半年来曾有过多次醉酒后暴力殴打张雯的行为！

什么？酗酒？还家暴？我的脑子“嗡”地一下就炸了，在离婚官司中，这两种行为一旦被证实，那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绝无可能争取到抚养权。

方迪怎么从没跟我说过这些事！难道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男人，暗地里真的是一个家暴渣男？

我迷茫地望向方迪，却发现他也同样茫然地看着我。

面对王登宇的控诉，方迪惊怒交加，站起来大吼着冤枉，可这副表现，在审判长眼里，正好暗合了暴力倾向的指控。

关键时刻，我拦住了方迪，把他按在了被告席上，并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我迅速抓住了供词中的漏洞。

我提出了质疑：这份供词虽然有十几个邻居的联合签名，但内容却含糊不清，通篇没有一句话表明，有人曾亲眼目睹过方迪家暴，根本不足以证实方迪存在家暴行为。

王登宇还想反驳，却被我驳斥道：“况且，如果家暴属实，那就请对方律师拿出更加有利的证据，现在连伤情鉴定、音视频证据，甚至图片资料都没有，这根本就是对我方当事人的污蔑。”

在我的据理力争下，审判长最后支持了我的主张。局面被我稍微拉回来了一点，我长呼了一口气，可还没等我缓过神来，王登宇又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沓明晃晃的材料。

居然是方迪近半年来的医保卡购药记录，里面有多种非处方精神类药物！

基于这份购药记录，王登宇向审判长提出质疑：方迪患有精神类的疾病，不宜抚养孩子。

我立马就蒙了，如果说刚才的家暴供词，我还能抓住漏洞，为方迪辩护。但医保卡购药记录，可是实打实的证据，我根本无法替他辩驳。

面对审判长的问询，方迪矢口否认：“我没有买过这些药！”但他却又支支吾吾地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他的医保卡的购药记录里，会有这么多精神类药物。

王登宇的接连发难，完全打乱了我的辩护节奏，此时的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庭审结束后，我再也压抑不住愤怒问方迪：“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从没跟我说过这些情况？你如果连你的辩护律师都不信任，那这官司你肯定打不赢！”

方迪表情痛苦：“我冤枉啊！要说醉酒，的确有过几次，但我绝对没打过她啊！还有那些药，我也没买过，我的医保卡放在家里一年多都没用过了。”

作为律师，最不能容忍当事人有所隐瞒，但看他的状态，又不像在演戏，我决定再相信方迪一次，查清事实的真相。

接下来的几天，我走访了方迪所在的小区，采访了几十个居民，拿到了十几页采访资料和大量音频。

在将这些采访稿整合之后，我发现邻居们的说辞出奇一致，他们并没有亲眼目睹过方迪打人，甚至没有见过张雯所谓的伤痕。

而这些虚假信息都源自张雯——这半年里张雯曾多次在邻居面前，哭诉、抱怨自己被方迪家暴。

时间一长，方迪酒后打人的这件事情，就成为了一个刻板印象，牢牢印在了邻居们的脑海里。

最后我得出结论，所谓的家暴，不过是子虚乌有，是张雯在王登宇的指导下，精心布下的局。

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拿出更有利的证据，来证明方迪家暴。

查到这里，我的心里直发毛，这手段太高明了，不但可以控诉方迪家暴。而且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即使我能调查清楚，洗刷掉方迪的冤屈，也拿不出充分的证据，告他们伪造证据。

至于方迪购买精神类药物的事情，我的处理方法就更简单粗暴了，我先是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在法院依法向我开具了律师调查令后，我对照着方迪三个月内的购药记录，一一找到了当时的药房。

对照监控，我发现拿着方迪医保卡来买药的并不是方迪！而是一名带着墨镜和口罩，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子。

虽然可以确定购买精神类药物的不是方迪，但由于看不清女子的容貌，我无法确定她的身份，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方迪医保卡被盗刷这件事，和张雯有直接关联，也就无法控告她伪造证据。

不得不说，王登宇这两招实在太阴损了，即使我可以向法官证明，家暴和精神病的问题都不存在，但在法官的心里，方迪的形象也极可能大打折扣了。

争夺抚养权，在硬实力基本相当的前提下，比的就是双方在法官心目中的印象，如果法官对你印象不好，那抚养权就很难拿到了。

事情调查清楚后，我又让方迪去医院做了全面的精神诊断，结果显示方迪很健康。

很快，第二次庭审如期开庭。

开庭之后，围绕着第一次庭审遗留的争议，我先将附有邻居签名的采访记录递交了上去，以此来证实邻居口中的家暴其实只是道听途说，而王登宇也果然没能拿出更有利的证据。

接着我又递交了方迪的精神诊断证明，和监控视频资料，证实方迪的医保卡是被盗刷的，和他本人无关。

虽然审判长最后认可了我的辩护，但王登宇又以五岁的男孩正处于心理建设的重要时期，更需要母爱的陪伴为辩护基准，替张雯大肆辩护。

所幸，第二次庭审结束时，因案中的部分证据和事实，仍需要进一步核实调查，故法庭宣布休庭，下次庭审时间将另行通知。

坦白讲，案件到此为止，我对方迪能争到抚养权的可能性有些担忧了，除非他能拿出更加有力的条件。

庭审结束后，方迪大概是也察觉到形势不利，焦急地找到我，他纠结于张雯出轨的事实，认为张雯是过错方，孩子应该判给自己。

我解释道：“张雯的确出轨了，你也可以因为这点，来主张多分一部分财产，但出轨与否和抚养权的判决，完全是两回事。”

他表现得很痛苦：“龚律师，现在形势是不是对我很不利？”

我实事求是地点了点头。

见我点头后，方迪竟脱口而出：“实在不行，我可以不要我的那一半财产，只要能拿到抚养权！”

我顿觉愕然，方迪的那一半离婚财产虽然不算太多，但也有一百万之巨，况且这可是方迪所有的资产了，这真的值得吗？

我赶忙劝他：“法官还没有宣判，虽然希望渺茫，但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

但方迪很坚决，在他的坚持下，我找到了王登宇以及张雯，表示方迪愿意净身出户，来换取孩子的抚养权。

没想到，张雯断然拒绝，她的神情有些嚣张：“老杨有的是钱，我不差这点钱，你回去告诉方迪，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孩子的抚养权我要定了！”

回到律所后，我拨通了方迪的电话，说明了情况，电话那头他开始沉默起来。

半分钟后，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不断地问我有没有可以一招取胜的办法，哪怕付出多大代价他都愿意。

我说道：“有，但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果一方丧失生育能力、或另一方有重大疾病、或另一方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那在双方其他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满足上面任意一个条件，就会有很大可能拿到抚养权，很明显你并不满足。”电话那头的方迪沉默了。

2019年8月到9月间，方迪整个人变得特别忙，再也没来过律所找我商量官司。

我下意识地以为，方迪已经单方面放弃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抚养权争夺战。

直到开庭前几天，消失多日的方迪忽然出现。那天，他行色匆匆，径直走向了我。

我讶异于他的突然出现，抬头望去，又被他的模样吓了一大跳。二十多天不见的方迪，容貌憔悴了很多，脸颊消瘦，眼窝还深深地朝内凹陷着。

我连忙问道：“你这是怎么了？”方迪没有回答我，只是朝我的手里塞了一个文件袋，我狐疑地打开，竟然是市中心医院出具的结扎手术单。

原来在方迪上次咨询完我之后，没跟我商量，就直接跑到了市中心医院，做了结扎手术！

在法律上，结扎手术等同于绝育手术，即使日后也有恢复生育的可能性，但就目前来说，方迪的确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

我愣了良久，从业十几年来，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我极不赞成这种做法，但还是被方迪的勇气和毅力折服。

客观来讲，方迪的做法目的性很强，有恶意抢夺抚养权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了这份结扎证明后，方迪拿到抚养权的希望的确变大了。

方迪的付出，重新点燃了我的斗志。

当天晚上，我拉着律所主任和其他几个资深律师，根据方迪的情况，深入案情，一直研讨到深夜。

接着，我根据方案，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四处搜集有利于方迪的证据。

再次开庭时，我先向审判长提交了这份医学报告单。果不其然，这份绝育证明，立马就遭到了王登宇的强烈反驳，他还援引了2013年的一个案例，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但我早有准备，2013年的确有一起类似案件，但那起案件中的当事人，滥赌成性，无丝毫抚养能力，是在争夺抚养权无望的情况下，才恶意结扎的。很显然，他的情况和方迪大不一样，甚至说没有任何可比性。

“审判长，我认为不应该以当时案件的判决结果，来作为判决本案的依据。”

看到审判长点头赞同了我的主张，我心中的石头稍微落了地，继续请出了鹏鹏幼儿园的老师，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在庭审上，鹏鹏的老师清晰表明，鹏鹏自上学以来，一直都是方迪在照顾鹏鹏，除了每天接送外，所有的亲子活动也都是方迪陪着鹏鹏参加的。

而对于原告方张雯，鹏鹏的老师甚至一次都没见过。

接着，我播放了一段长达五分钟的视频，记录着鹏鹏历年的生日会，视频里方迪陪着鹏鹏吹蜡烛、切蛋糕，其乐融融，却很少看到张雯的身影，鹏鹏连续三年的生日，张雯都没能参与，严重缺失了鹏鹏的成长过程。

最后我做了总结性陈述：“我的当事人收入稳定，性格良好，无不良嗜好，在孩子过去5年的生活当中，我的当事人几乎和孩子朝昔相伴，孩子也早已习惯和自己的父亲相处。

“反观原告方根本没有尽到作为母亲的职责，况且现如今，我的当事人还失去了生育能力，处于弱势群体，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理应受到法律的关怀，我希望审判长在做出判决之前，可以将这些因素充分的考虑进去。”

最终，经过合议，法院裁定，鹏鹏的抚养权由方迪获得，张雯享有探视权，并保留其变更抚养权的权利，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如果张雯发现方迪不再具备抚养鹏鹏的能力，可以随时向法院申诉变更抚养权。

听到判决结果后，我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轻松了一大截，方迪则喜极而泣。

2019年11月，方迪在办好了所有手续后，带着鹏鹏给我送来了锦旗。

看着鹏鹏的小手紧紧牵着方迪的模样，我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这次事件过后，我和方迪成为了朋友。方迪父子俩的日子过得安稳幸福，2021年，鹏鹏从幼儿园升入了小学，方迪的事业也得到了发展，高升了他们公司的首席软件工程师。

而我又打赢了几场官司，成为了律所里炙手可热的律师。我从没问过方迪，对于结扎的事情是否后悔过。

因为每当我望向方迪的背影时，我就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还是一个深爱着自己儿子的伟大父亲。

作者 | 不在

为了取得儿子的抚养权，方迪毅然做了结扎手术。有人感叹说，方迪对儿子的爱，竟是这么不留退路。读者朋友们，你有什么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