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是徐州“剿总”属下几个兵团司令中，少有的对战场有着敏锐洞察力，及对领导意图揣摩悟性极高的将领，尤其善于“撤退”。他能从郑州，全身而退到柳河，是提前做了“功课”的，而从柳河徒步行军，三天时间跑到蒙城一带，速度也是相当快的，大大超过了坐火车撤退的刘汝明部。

而当他接到徐州“剿总”的回防徐州命令后，以极快的速度，便从宿县撤退到了徐州，使得刘伯承部拦截歼灭他的作战企图没有得逞，仅仅咬着了徒步行军的后卫第41军的尾巴，啃了一口。

黄百韬快要覆亡的时候，他提出，趁粟裕人困马乏，还没有抽出手来的时候，徐州“剿总”下属的三个兵团，迅速脱离战场，赶快从徐州向南撤退，向蚌埠转移，否则就来不及了。这一招，当然是“损招”，但很“实惠”。不过，很快便有人把这事告到了蒋介石、刘峙处，说孙元良要“南窜”。

据时任第16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回忆，孙元良“南撤”的观点，是在11月22日，就在黄百韬第7兵团覆亡的当天，杜聿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研究徐州“剿总”下一步如何办时，孙元良提出来的建议。

为此，孙元良后半生耿耿于怀，他认为，告了他黑状的人，是邱清泉。以致几十年后，已经进入暮年的孙元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把这笔“账”记到了邱清泉头上，大骂邱清泉是“骄兵悍将”，在刘老总、老头子那里，告了自己的黑状，说自己对守徐州失去了信心，一味地想着“南窜”。而这事，肯定不是他认为的“忠厚君子”（孙元良语）文强所说，又不是“诚实的军人”杜聿明所为，那肯定就是邱清泉了。

然而，聪明一世的孙元良，还是错了，他不知道，战场视察官李以劻是这样说的：“这些司令官的思想情况和战场目睹事实，我分别向蒋介石电告过。有一部分我直接面报了刘峙，特别是在放弃徐州南逃的问题上。”

更有意思的是，有关这次会议，除了熊顺义之外，几乎所有人的回忆录，包括以谨慎著称的杜聿明，都回忆说，11月22日，前进指挥部没有召开过由各兵团司令官、指挥部正副参谋长参加的这个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