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策 来源：《386马灯琼浆文化》
文献资料：《名将之鹰》苏策
《专打三八六旅》苏策
“专打三八六旅”
作家陈荒煤这段时间在第三八六旅采访,他在《陈赓将军印象记》文中写道:
两年来纵横在华北战场上的三八六旅，是一二九师的主力军，有光荣的战绩。平原的人民称它是“我们的队伍”。而这次敌人进攻晋东南的开始,侵入北线抓住我们的一个通信员，第一句问话就是“你是不是三八六旅的?”我们的人民和敌人都熟悉三八六旅这一名字—那是由于它的英勇。
……三八六旅自从前年九月改编后踏上华北战场，直到现在,作战统计在二百一十次以上,但陈赓将军耗去若干脑汁,那却是无法统计的。
战争是一种艺术,指挥员应该懂得自己的力量,优点和缺点,同时又要懂得敌人的;他需要机灵而又需要理智，细心却又要有魄力;要婉妙地使用技术,而使那庞大的铁流在自己手里操纵自如。陈赓将军是一个战争的优秀的艺术家,因此,三八六旅在华北创造了无数光荣胜利的战绩。
三八六旅到山西的处女战,是在长生口,一战而解旧关之危。尔后,敌人破娘子关长驱直入的时候，陈赓将军亲率一团兵力在七亘村伏击敌人。战斗以后，一团人都变成了日本兵:都是黄呢大衣、钢盔、皮靴、新枪，漫山遍野的高头洋马…..
去年春天,当敌人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时,三八六旅这一支远征军赶回来，一月的期间接连的作了三次有名的大战斗:神头、响堂铺、长乐村之役。……
今年春天，在河北平原香城固的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敌人的快速部队,十辆汽车,携着四门炮的二三百人,被三八六旅诱伏在香城固全部解决了。于是敌人忿怒地集中了一百五十辆汽车,四五架飞机以及坦克车,进行了整整七天的搜索和追击。陈旅每到一处宿营的第二天，敌人的飞机便来侦察,继之以轰炸围攻—可是都扑空了,陈旅每次都机动地在宿营的当晚又转移了地方。
“是不是三八六旅?”敌人沿途老这样探询。打听不是，汽车一溜烟走了,虽然当地有别的中国军队，也似乎不屑于过问。然而可怜,它始终没有一次找着陈旅,我们却在一条河边等待着他,又打了他一阵……
陈荒煤说的三个大战斗,神头岭之战前面已经说过了。响堂铺作战，是一二九师师部直接组织指挥的，三八六旅全部参加了。
响堂铺也在邯郸到长治的公路上，位于东阳关与涉县城之间,公路南侧多是高山悬崖,不易攀登;公路北面是起伏山地,谷口很多,便于隐蔽和出击,是理想的伏击战场。
侦察得知，敌人运输连队将在3月31日沿着这条公路由山西省的长治返回河北省的武安县。于是部队于前一天秘密进入阵地。
3月31日拂晓,敌由东阳关出动二百余人向苏家第七七二团七连阵地发起进攻。这就有了问题,敌人的进攻,是不是发现了我军的作战意图?徐向前和陈赓研究后,判断敌人只是发现了七连在苏家峧的活动,为诱敌计,命令七连从苏家峧撤走，其他部队继续在原地隐蔽,耐心等待。
果然,判断正确。晨九时,敌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共汽车一百八十辆，载掩护部队一百七十余人,由黎城经东阳关向东开来。由于谷底沙滩路面松软,汽车只能缓慢前进。当它们全部驰进伏击圈后，第七七一团和第七六九团的迫击炮、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成群的飞进敌群,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接着,战士飞奔向前,冲上汽车与敌人白刃格斗。七七一团三连战士袁开忠与敌人搏斗时，手中的武器打掉了,他抱着敌人扭打,最后用嘴咬敌人的脸,敌人疼痛倒地,被他打死,自己的门牙也掉了三个。
经过两小时激战,敌除三十余人逃脱外,全被歼灭，一百八十辆汽车全被击坏、烧毁。火光冲天,浓烟蔽日。加上击退敌人来自东西两面的援兵杀伤人数，此役共毙伤日军森木少佐以下四百余人。缴获迫击炮四门,重机枪两挺,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
这次战斗证明了我们的部队有铁一般的意志，战术上有了大的进步，政治工作也比较深入，动作秘密、勇敢迅速、突然,完全合乎战术要求，特别是锻炼了我们的新战士及较弱的个别部队，其意义更大于缴获枪抱。
看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对日军作战的锻炼,陈赓对自己将队开始感到满意了,有信心了。当然,他也颇有感慨：
半个月内打了两次胜仗,两次均歼灭了敌人,给敌以重大损失。我想在晋的(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如都是这样的积极,那么,何愁敌人不消灭呢?因此,争取他们和我们一样的积极作战,是我们目前最艰巨最迫切的任务。
这次战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特意邀请国民党军队一些高级将领来观战。使他们大开眼界，赞叹不已。这大概就是陈赓说的,为争取友军积极作战的一个措施吧?
晋东南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游击战争广泛展开,特别是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处大捷，使敌人震惊。于是以第十师团为主，调集第十六、二〇、一四九师团各一部,共三万余人,于1938年4月从平汉铁路线、正太铁路线及同蒲铁路线，兵分九路，同时向晋东南腹地合击。刘伯承师长称之为“牛刀子”战术,想将八路军及其他抗日部队聚而歼之。敌兵行所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八路军总部决定以一部分兵力,结合游击队、基干队、自卫队及民兵，以阻击,袭扰等手段,迟滞各路进犯的敌人,而将主力部队集结，寻找歼灭敌人一路或两路的机会。
4月15日，侵占武乡县城的敌第一一七联队三千多人，北犯榆社县城扑空，急忙回到武乡,黄昏又放弃武乡县城,连夜沿浊漳河向襄垣县方向进犯。在这数百里的长途行军中，不断遭到八路军部队及游击队的打击,很是疲惫。根据这一情况,刘伯承师长决心对这股敌人进行急袭。
陈赓在4月16日《日记》中有记载:
二时前全部集结东村。师令六八九团归我指挥。当即组成追击队,以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翼队，七七一团为右翼队，七六九团为预备队,尾右翼队后跟进。
我率七七二团先行,经武乡城(全部被焚)、小河、黄红坡到达南窑科，发现巩家垴有敌三四百，似为敌之左侧部队。当令七七二团之两个营停止于上下牛家庄隐蔽集结,以一个营向巩家垴以北迂回。当我第二营进至巩家垴以北时，敌即不战向长庄、长乐村溃退。此时接得侦察报告,谓敌之大部已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仙附近,马庄仅为其少数后卫部队。我决心不失时机，不待后续部队到来即实行突击。此时我七七一团亦到达白草仙对岸之郑裕村、张庄以北高地。当令七七一、七七二两团相对突击，将敌截为两段。敌人马辎重累积河滩隘路,死伤达一千数百人,一部避入房屋，全失战斗能力。敌之先头一部约四五百人附炮四门向我左翼突击，企图解救白草仙被困之敌。幸我六八九团赶至,与敌迎战,反复冲锋七八次,终将敌击溃。
下午三时,敌由辽县、蟠龙增来步兵一联队，配合在战部队，共约步兵三个联队,炮兵一大队,骑兵数百,复向我七七二团主阵地实行反突击。此时炮轰如雨,战斗之激烈实为抗战来所罕见。敌向七七二团数次反复冲锋,均遭我有组织之火力射杀,伤亡甚重,仅目睹即达二百余人。我为避免过大牺牲,寻求敌之弱点再击起见,自动向巩家垴撒退。是役我伤亡约四百余,我们英勇坚决的叶团长头部受重伤,恐有生命危险,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这次战斗的意义:一是给所谓大举讨伐之敌以极严重的打击,使它知道中国军队是不容易对付的,特别是我们八路军,神勇无比,乃抗战的中坚。二是这次战斗中，敌人虽以精良的武器和优势的兵力对我，但我们在这样猛烈火力的射击下，仍是铁一般的坚强。这更增加了我们胜利的信心,说明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
晚，部队移至合壁村,旅部宿水燕岭。到达时，房子全被七六九团住满。疲劳过甚,卧草上过宿。
据战后我们确实统计,敌死伤二千二百以上,死马五六百匹。我们打扫战场的部队不负责,许多胜利品未收回。几天后曾3A(国民党曾万钟第三军)又拾得无线电机一架，枪炮弹甚多。又两日后，我总部特务团还在此拾得炮弹数十箱。现在长乐村与白草仙一带,掩埋的死尸堆到处皆是。这次粘米地旅团为九路进攻之主力部队，其惨败较之其他几路均严重。据我总部侦察员目睹，该旅团由襄垣经沁县退却时，每联队仅有五百余人，其笨重的辎重队已经不见了。这次战斗若有曾3A的配合，那么粘米地旅团无疑是可以歼灭殆尽的。未将该旅团全歼是最可惜与最不幸的一件事。但无论怎样,日寇的所谓九路进攻,是由我们最后地粉碎了,其惨败也够他伤心的了。
长乐村之战胜利的关键，就是陈赓在《日记》中写的:“此时接到侦察报告……我决心不失时机，不待后续部队到来即实行突击。”后续部队如果到来,兵力雄厚,作战当然会更有把握些,但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待后续部队到来,战机已失，就不存在长乐村大捷了。所以陈赓在自己兵力不多的情况下，作了当机立断的处理。
这种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而临时实行的决策，叫随机决策。随机决策不是随意决策。其基本要求是:对临时出现的情况要看得准，决策要正确，要符合临时情况的发展方向。否则，迫于无奈，孤注一掷,只能打败仗。
随机决策既在决策之中,也在决策之外。所谓决策之中,即要求指挥员善于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正确决策;说在决策之外，是指一瞬间的决策“功力”来源于长期实践、反复磨练,不是靠碰运气、图侥幸。正如陈荒煤所写:陈赓“把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步枪施了四年。民国十三年到广东进讲武堂，后来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从北伐到武汉,从护法之役到抗战，他参加民族解放战争这一艰辛的长途,是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所以，他是深深懂得如何使用最有利、最敏捷的方法去打击敌人的”。他自己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再加上对自己部队及对日军的了解,在长乐村才作出了及时的正确的随机决策。
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被粉碎后，党中央决定进一步扩大根据地，迅速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于是陈赓和旅政治委员王新亭分别带领部队,走下太行山，到平汉铁路沿线对敌人进行“扫荡”。从河北省的高邑、赞皇、临城、内丘、邢台、沙河、磁县、邯郸等县,横扫到河南省道清铁路线上的安阳、汤阴、淇县、辉县、汲县等地直抵博爱。袭击县城和车站、打击和瓦解伪军、破坏铁路公路、扫荡敌伪政权…正如陈赓说的那样:“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起劲来了。”这种起劲的作战，带来了异常的疲劳。他4月13日《日记》中写道:“三晚不睡,昨晚得到整夜的睡眠,胜过在西安吃馆子。”可见西安的馆子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6月15日《日记》中写道:“疲劳过度，倒头便睡，一直到16日7时。”7月初在汤阴地区作战，他因患病较重;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便坐在担架上指挥。
陈赓这次率部队南下,从4月到9月,在平汉铁路及道清铁路沿线，共进行大小战斗八十余次,破路一百余里，袭入汤阴，辉县两县城及潞王坟车站，攻克峰峰、西佐、彭城、观台、水冶等日、伪军据点，毙伤俘敌两千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新区群众。缴获的敌太田部队的比野的家信中写道:“铁路两侧，八路军大大的有，为了警备，昼夜不得安宁，作战的事情，可说没有一天没有，我能够保存着生命活到现在，也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押田进一的家信上写道:“到了夜间,电线和铁路就被破坏,离开兵营半里就是大量的敌人蟠居之所,五个人十个人是不敢出去的。”板井米一郎的家信中说:“一周内一定会有一两次受袭击。在我们所警备的铁路上，一夜之中不知要破坏几次,实在恼人。”日军第一〇九师团桑木师团长在1938年一次部队长会议上讲话说:“目前之‘匪’情，多由于赤化共产之策谋，其行动计划贯彻于顽强之游击战与思想、经济诸方面，并在巧妙的组织强化之下,已获得有大量民众，其根基是很深的!致使肃正工作形成极为困难。”他的结论是，“不得不谓我帝国实遭遇空前未曾有的难局”。这个结论是相当悲观的。
恩格斯早在1849年就说过:“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八路军对日军的作战,正是体现了恩格斯当年的设想。
1938年12月,陈赓奉命率领三八六旅越平汉铁路东进,参加冀(河北省)南抗日根据地斗争。1939年1月，日军以第十师团为主力,纠集第一一〇、十四、二十七、一一四各师团一部共三万余人，对冀南区进行大规模“扫荡”。陈赓率领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对占领广平、鸡泽、威县等地敌人进行不断的打击,曾三次夜袭曲周县城。当时敌人气焰十分嚣张,每次受袭击后,必派部队追击,寻求报复。陈赓决定利用敌人这一规律寻找战机。
2月初,陈赓将部队集结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地区，七、八、九三天,连续派部队袭击威县、曲周等县城,每次都袭入城内,给敌人以杀伤。被激怒了的威县敌人,果然中计，2月10日派出汽车八辆,载着一个加强的步兵中队,由一位大队长指挥，向威县以南地区寻找八路军作战。12时许，这股敌人进至南草厂附近,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三八六旅骑兵连的突然袭击,日军慌忙下车应战,激战中,大队长被打伤，翻译被击毙。骑兵连随即撤退,把敌人牵引进伏击圈内,陈赓立即指挥部队以猛烈火力袭击敌人,接着发起冲锋。敌人一片混乱，几次反复突围都失败，经八小时战斗被全部歼灭。
陈赓这一天的《日记》中描述得很生动，敌车正鱼贯通过时,我骑兵连向之突然射击,敌仓皇下车,向我还击。此时,我香城固部队已预有准备，骑兵连即开始撤退,佯作紊乱,诱敌迫击。敌通过我张家庄埋伏部队前，我未发枪，诱其深入。敌直扑香城固，我即突然向之射击、特别是张家庄之侧射,使敌感受甚大威胁。此时,我决心歼灭此敌,令补充团之一部迂回香城固东北,占领杜庄;七七一团之一部集结张家庄，准备黄昏时聚歼此敌。敌陷入我四面包围中,死伤甚大,曾几次向我突击,企图突围,但均被我击退，最后向我发射毒瓦斯弹,我虽中毒多人,阵地亦毫无动摇。黄昏时我即发出出击信号,六八八团之一部由香城固突击，补充团一部由杜庄突击,七七一团由张家庄突击，结果敌全被我歼灭。缴获四一式山炮一门，九二式步炮两门,迫击炮一门,枪弹甚多,汽车全被焚烧,敌二百数十人除生俘十余名外，全被击毙。我仅伤亡五十人。这次战斗是我进入平原地的第一次得意之作。
此次战斗是粉碎日军对冀南区“扫荡”的一次主要战斗，是平原游击战的一个光辉战例,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陈赓所以能写出这个“得意之作”，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敌人行动规律，指挥敌人前来就范。当然也由于敌大队长随机决策的错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八路军的力量;出现了骑兵部队狙击情况时,并未能引起他的思索,没有了解前面的敌情,即作出冒进的决断,造成满盘皆输的结果。这证明他随机决策的“功力”,较之陈赓真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三八六旅屡次痛击敌人,特别是香城固战斗后,敌人纠集几十辆汽车,满载敌兵,还配之以飞机、坦克、大炮，寻找三八六旅,进行报复。陈赓指挥部队利用敌人结合部的空隙,巧妙转移,敌人尾随他们进行了整整七天的搜索和追击,在最先头的装甲车上,贴着“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并沿途询问:“是不是三八六旅旅部?”得知不是时，就立即开车走了。但他们始终没有能找到三八六旅。
打罢香城固之战后,三八六旅奉命西进,跨过平汉铁路返回太行山,在黎城地区进行休整。
陈赓妻子王根英在陕甘宁边区党校时,学习得很好,心情很愉快,对四年多监狱斗争生活作了回顾与总结。结业后,被调到延安《新中华报》社工作。
陈赓的大儿子陈知非在《母亲王根英烈士》一文中写道:
1938 年秋，母亲请求到前线工作,党批准她的请求，分配到太行山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当指导员。查爸爸日记,在分别这一年多时间,母亲给父亲写过一次信，父亲给母亲写过一次信,当时前后方不通邮,只能托同志带。
父亲 1938 年7月2日《日记》写道:“……接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燬。”当时实行供给制,战士每月津贴一元，爸爸当旅长每月四元，朱总司令每月五元。爸爸认为家中将八路军和国民党看成一样,当官的可以捞钱,因而有些不耐烦,烧了。其实自大革命失败后,家中因父亲参加革命,屡受迫害，祖父坐牢,房屋被烧，敲诈勒索,完全破产。老人向儿子诉苦也是人之常情。
据杨力同志回忆，断定母亲是1938年10月从延安到一二九师师部工作的,那时我父已是驰名将领,杨力却不知道母亲的爱人是谁。母亲虽然将父亲送给她的战利品给学生看(当时展览战利品是一种教育方式),却不说爱人是谁，证明她是依靠党，凭自己的忠诚艰苦的工作来取得学生的信任，绝不炫耀自己的爱人以借光自照，拍高身价。父亲1938年12月7日续写《日记》以来，也没讲停写期间与母亲团聚的事。当时师部和三八六旅相距几百里，这期间来团聚也是可能的。曾经有位记者说，母亲到太行山后,先到父亲处住了几天,才去师部报到。我认为没有根据。因父亲那时正在豫北道清铁路线作战,师部驻在涉县西二百里处，母亲到太行山,从地理位置上讲,也只能是先到师部。她是持介绍信来一二九师分配工作的，绝不会先去旅部，这不是她的性格。
父亲1939年1月15日《日记》中说:“……在临清与鲁西北特委谈约二小时至晚七时才赶到馆陶，马匹已感到疲劳不堪。到馆陶突遇根英,出我意外。夜深十二时与哲民,聚奎、墨林谈甚久。”
父亲与母亲在馆陶相遇,是不期而遇,还是李聚奎叔叔安排母亲来相会的?不清楚。父亲“出我意外”四个字,说明夫妻久别在战场重逢，却没有时间谈话。他太忙了，不是对母亲薄情。
父亲1月18日《日记》中写:“根英去师部。”母亲随父亲行军三天,即分别回师部,这就是她和父亲最后的永诀。
3月8日,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母亲不顾个人安危。将自己的骡子牵到卫生队给伤员骑。她已冲到村外，出了包围圈，发现装有文件及公款的挎包没带出来,只身回村去取,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
父亲在指挥部队作战，晚上得到母亲牺牲的噩耗,在《日记》上沉痛的写了一句令人感泣的话:“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日本侵略军挂起“专打三八六旅”的牌子，没有能动着三八六旅的一根毫毛，但它们却杀害了三八六旅旅长的妻子。这只能更加燃起三八六旅抗日杀敌的怒火。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大家听到王根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后,心中都非常难过。这时正好陈赓旅长来了,大家都沉默不语,不知说什么好。陈赓心中当然更难过,但看到大家沉痛的样子,就高声的说:“同志们!我们唱个歌吧!”他挥起双手指挥大家一起唱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作者：苏策 来源：《386马灯琼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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