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久没见过这么真诚、动人的电影宣发？

前几日，口碑神作《坠落的审判》（下文简称《坠审》）正式在国内上映，电影女主角桑德拉·惠勒为此特意录制了一段宣传视频。

且作为公认的语言奇才（她是德国人，但在电影中能操英语和法语），她全程用的都是汉语！

“我非常自豪《坠落的审判》可以跨越这么漫长的旅程和你们见面，这也表明了艺术只有想象的边界，没有语言和国界的限制。”

就说国内的演员，能对着观众连续输出2分钟心得，还有这样深度的，大抵也是凤毛麟角。

相较之下，更衬出另一些业内人士思想境界之难堪。

《坠审》北大首映礼的喜剧表演

一方面我乐见这可笑闹剧，真理越辩越明，这些争议客观上强化了作品的热度与现实性。

但另一方面我也遗憾，《坠审》遭此一难，已沾染了太多本不必要的劣等讨论。

于是，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它。

恰如其片名，为这场坠落再做细致的剖析。

受审的女人

女性被审判，在电影史上始终是经典的主题，乃至于母题。

德莱叶镜头下含泪蒙难的圣女贞德。

德莱叶《圣女贞德蒙难记》

戏本照进现实，因指控走上绝路的阮玲玉。

吴永刚《神女》

更别提好莱坞黑色电影时代，那些在法庭上散发致命魅力的蛇蝎美人。

比利·怀德《控方证人》

事实上，一直到近几年的热门作品：《毒舌律师》《分手的决心》《酱园弄》……

一个被全场目光瞄准、战栗着受审的女性，是最寻常的形象。

吴炜伦《毒舌律师》

我们或许要问一句，为什么？

答案其实也不复杂。

在这个世界，要让所有人认真听一个女人说话，尤其大部分说的还是她个人的经历、想法、观念，无非就两种情况：

其一，这个女人是撒切尔、董明珠式的强权女性，有足够的压迫力让你竖起耳朵听。但究其实质，这是女性在行使父权式管理；

其二，就是以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女人是个亟待调查的嫌疑人。

《坠审》从开场便道出了这一真理。

作家夫妇桑德拉与塞缪尔隐居在法国山区，鲜少与外人来往。一日有一位学生佐伊上门采访桑德拉，二人聊得投机，气氛融洽。

突然，楼上的塞缪尔开始大声播放音乐，以至于二人无法再继续交谈，采访不了了之。

后来在法庭上，佐伊这样分析塞缪尔当时的行为：

他并没有在场，却强行施加了他的存在，变相压制了两位女士的主体性。

这是很微妙的细节，却如寓言般精准地映照着现实。

直到塞缪尔意外坠亡，桑德拉被推上被告席，她才真正获得了诉说并被聆听的资格。

老实讲，这样的剧情走向很难谈得上创新，甚至可以说老套。

可《坠审》的独特其实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其暧昧性。

过去的“弑夫”主题电影，无非会呈现两种形象：受冤的苏三，或实锤的潘金莲，而这最终都关乎案件的真相。

《分手的决心》

《坠审》呢，压根不在乎真相。

在设定中，现场搜集的证据既不足以为桑德拉定罪，也不能为她洗去嫌疑，这导致案件的裁定完全依赖于庭审。

恰如桑德拉的律师所言，这场审判与真相无关，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定性并裁决桑德拉。

于是，在类似的题材中，《坠审》少见地没有执着在断案，而更关注于受审的女人本身。

桑德拉是嫁入法国的德国人，与丈夫同样热爱写作，却比他更成功。

后来，他们的儿子因丈夫的疏忽意外致盲，塞缪尔沉溺在自责中无法自拔，桑德拉通过书写排解痛苦，这进一步拉开了夫妻二人的事业差距。

这些痛苦的往事被摆到台面上，成为审判的依据与证词。

桑德拉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借助媒体吸引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

一个鲜明的反差是，开头佐伊来采访桑德拉时，她几乎本能地抗拒自我表达，而反过来采访了佐伊。

这或许是出于以往生活的惯性，她习惯了压抑自己，只把心中所想乔装后写进书里。

但在受审时，她的表达欲却旺盛到让我害怕。

怕她说出太多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在后半段，桑德拉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势，所有证据都无法证明她的清白，指控更来势汹汹。

但在自己的律师慷慨陈情、企图将矛盾转移到亡夫身上时，桑德拉却突然提醒律师：

“塞缪尔不是那样的人”。

桑德拉很奇怪，至少她和过去凄苦的苏三、狠辣的潘金莲都不一样。

在这个不在乎真相的法庭上，她又成了唯一一个想还原一切的人。

吊诡。

“受审女人”的经典剧本，在桑德拉身上经历了吊诡的双重否定。

反真相

现在，我们可以正式走入这场审判中。

前文说到，《坠审》的独到之处在于其暧昧性，而这种难以界定的晦暗，实际上遍布了电影的每一处。

撇去法医层面上的问题，这起“杀夫案”，还存在三片难以驱散的疑云：

其一，“妻子的不忠”。

儿子丹尼尔的失明对夫妻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尽管桑德拉仍简称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一般的轨道。

在那一年创伤期，桑德拉曾有几次找外遇排解情绪压力，但都告知了丈夫。

她的说辞是，“那一年我们都过得不容易”。

而基于桑德拉的双性恋取向，那场与佐伊的采访顿时被解读出了复杂的意味。

法庭提出，正是因为桑德拉在婚姻中始终缺乏边界感，令塞缪尔产生嫉恨，而这最终推动了悲剧的发生。

而在一段生前录音里，塞缪尔也的确曾言辞激烈地表达了对桑德拉出轨的不满。

你会发觉，桑德拉这样一个女性，远比以往类似的角色要复杂，却也更现实。

她并非纯粹的受害者或蛇蝎女，不太贤妻又不够渣女，她既爱男人又爱女人，迷恋肉体的欲望，也放不下灵魂的共振。

最复杂的是，她对丈夫似乎时爱时不爱。

而是非分明的法律，并不足以处理这种复杂性。

最现实的矛盾是，法庭希望通过一系列举证和雄辩来为桑德拉定性，破译她的所思、所想、所做。

但世界上唯一一个了解桑德拉的，恰恰是她自己。

证据拼凑出的桑德拉是真的，还是她所认定的自己是真的？

这是第一道深渊。

其二，是“丈夫的心理”。

塞缪尔患有抑郁症，这一信息同时被法庭双方视为重要信息。

检方试图借此力证桑德拉对丈夫的打压与伤害，补充她的杀夫动机。

塞缪尔的精神医师甚至提出，桑德拉的强大自我“阉割”了丈夫，使他失去了生命最重要的东西。

而在桑德拉这边，她承受的是巨大的撕裂感。

一方面，她要为自己“洗白”，让自己尽量显得像一个温驯、柔弱的女人，以降低嫌疑。

另一方面，她始终难以接受这套逻辑：

每个证人都和精神医师一样，凭自己的专业走上证人席，讲述他们的关系和经历，宣称自己比桑德拉更了解塞缪尔。

可她不愿意用这种独断的视角评价丈夫。

恰如她对精神医师的反问：他从塞缪尔口中听到的是真相吗？医生就不会被蒙蔽与误导吗？

而如果心理学都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又有谁真的能明白死者的意愿？

法庭希望通过分析塞缪尔的心理状态区分这对夫妻的强弱，以此推倒结论。可事实上，或许连夫妻自己都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

若“真相”意味着一个简明的事实，那桑德拉是个罕见的“反真相者”。

法庭给她的永远是“是或否”的单选题。

例如她是否因儿子的失明怨恨丈夫，丈夫又是否因此遭受到了折磨与痛苦。

但在她看来，这些问题从基础上就是错的：

她并不把儿子的失明视作残疾。

她不想谴责他生理上的缺陷，而认为这是他必须好好过下去的人生。

其三，“孩子的失忆”。

《坠审》中最神秘莫测的，其实是盲童丹尼尔的记忆。

他声称自己听见过父母的争吵，却被实验证实不可能；

他说自己曾回到屋内，却与他此前的口供完全冲突；

他在最后又想起曾发现父亲服药自杀，但唯一的证据是，他记得自己的狗吃了父亲的呕吐物后中了毒……

但即便如此，丹尼尔仍在案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开始，法官考虑到他身体与心灵的创伤，破例让他继续与母亲住在一起。

桑德拉的律师说，这一次法官“拒绝屈从直觉”。

直觉是啥？

是母亲是嫌犯，儿子是证人，他们不应该继续接触。

但在情理层面上，丹尼尔刚失去父亲，又需要人照顾，此时无法再失去母亲。

法律在这一问题上让了步，代表这整个审判从一开始就照顾着丹尼尔的利益。

而丹尼尔模糊的记忆，亦是对“真相”二字的审视。

他的每一句证词，都足以动摇整个审判的根基，无论它是出自记忆还是幻想。

这愈发否认了审判的价值。

电影的隐晦主旨，其实是丹尼尔的临时监护员道出的：

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做出决定

为了解决问题

有时我们不得不下定决心

在两条道路间选择一条

是的，真相有时不是恒在的、既定的事实，而是被选择的，甚至是被创造的。

世界的复杂性远非审判能够裁定，事实与记忆一样模糊。

历来的律政片总是在讨论优秀的律师、高尚的法官如何让正义赢到最后。

但很少有人真的反思过其暗含的逻辑：

真相是被摆弄的，人总能够重塑真相。

语言

原谅我很难像以往一样给出一个明晰的结论。

《坠审》这样的电影不同于商业片，正在于它讲的不是什么规矩的主题。

它一直在探索更讳莫如深的东西，是我们所避讳、不敢直面的反常识。

但在这迷雾缭绕的故事中，难道就没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吗？

或许有。

两个字：语言。

无独有偶，更上一届的戛纳电影节也将荣誉赠与了一部审判外国女人的电影。

在《分手的决心》中，中国女人宋瑞莱的语言障碍，反而成了她神秘危险感的来源。

汤唯用汉语说的“心”被翻译器误译为了“心脏”

但《坠审》中的桑德拉，体验到的则是语言的另一个真理，也即电影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采访中所说的：

语言即是一种暴力。

《NOWNESS现在》

“语言”二字，首先可以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交流工具。

塞缪尔曾指责桑德拉的“霸权”，她的法语一直没有进步，于是将语言强加于别人身上，让所有人都陪着她讲英语。

然而，桑德拉实际上才是这隐含暴力的受害者。

要知道，她真正的母语其实是德语。

她不想因语言障碍而失声，而英语只是一个语言的中间区域，它保证任何一方不会因文化上的劣势受到打压，以至于被剥夺声音。

而在庭审中，这种语言上的暴力愈演愈烈。

她被要求使用法语为自己辩护。

准确的证词本来是审判最重要的基础，但在这一要求下，桑德拉从开始就被置于弱势地位。

这亦象征着，人们其实并不在意她的自我辩白。

而“语言暴力”更深的一层含义，还在于女性语言与父权语言的斗争。

从头到尾，桑德拉都是被一种苛刻、自负、侵略性十足的声音包围。

塞缪尔的音乐是如此，法庭上尖锐、飞速的法语是如此，而她所受到的指责与控诉，更是充满了父权式的臆断意味。

一个细节是，桑德拉的律师与她很是交心，却依旧听不进她的辩白，只相信自己的直觉。

桑德拉都感觉得到他的审视与评判。

另一个细节是，当佐伊被法官询问时，她被称为Mademoiselle。

法语中专门指代未婚女性的称呼。

可她几乎条件反射般表达了不满：我不喜欢自己被简化为婚姻状况。

妙的是，这位话语里自带刻板印象的法官也是一位女性。

这场审判实际上是整个社会运行规则的搬演，表面上是有罪与无罪的评判，实质是两种语言的较量。

在审判之前，律师与桑德拉一同整理信息，彼时的桑德拉带着一种全然的柔情。

她带着微笑描述塞缪尔，他如何出色、他的天赋、他的志向，以及他与自己的异同，语气中透露出的是理解、认可、反思，这是一种被感性与人文关怀驱动的语言。

直到律师猛地打断她，不让她继续以这种论调叙述。

桑德拉曾说，她希望尽可能在这次审判中维护塞缪尔的形象。

她内心有一种天真，认为这种复杂的情感才是他们夫妻的真实情况。但她未能想到，世界只想快刀斩乱麻地萃取一个最直截的结论。

感性使她落于下风，高度理性的社会规则会将所有的问题归因于她。

导演引用了女演员斯特里普的一段话：人们总是让女性来讲述男性的语言，却不会让男性讲述女性的语言。

70年代还是内阁成员的撒切尔夫人曾因自己尖锐的白人女性嗓音，失去了一次演讲机会。后来她找了专业的教练，塑造出了低沉浑厚的声线，这才受到了政界的尊重与接纳。

在既定的语言系统里，女性不得不付出更多去配合外界。

《NOWNESS现在》

但聊到这里，我们其实还没看到《坠审》最具新意的部分。

1961年，有一部叫《妻之告白》的日本电影，塑造了一个令丈夫坠下深渊的妻子形象。

增村保造《妻之告白》

片中借一位配角之口，表达了对女性身份的怜悯与共情：

女人用爱来面对世界，而男人只会用黑与白评判一切。

瞧，两性语言的主题，其实早在黑白电影时代就被讲过了。

而《坠审》更狠辣的笔触其实是，它在最后撕碎了桑德拉、甚至包括是你我的幻想。

呈上公堂的一段录音，展示了这位妻子的崩溃时刻：

她嘶吼着，用那些最刻薄、尖锐的话语攻击丈夫。

桑德拉被逼到了极点，以至于终于无法守住自己的底线，那种“女性式”的温柔与共情。

一个事实暴露了出来：世界被父权统治是错误的，但“女性式”的语言或许并非更好的选择，它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走到另一极端，以致崩溃。

我们都忽略了，“女性”本就是对应着“男性”被生产的概念，是那些被硬塞给女性的特质和标签。

可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超越两性的东西，一种二分法之外的更崇高目标。

可惜的是，《坠审》也只能深入到这一步。它给不出更多的答案，只能在分岔路口插下一块新的路牌，留待我们继续探索。

但我很喜欢它的结尾：

桑德拉说，当人输了，就只是输了；当人赢了，就会想要回报。

但她的胜利没有任何回报，只是一个结束。

我们的生存即是如此，输了是输了，赢了也挥不去空虚。

《坠审》不在乎输赢。

因为这场审判并不会就此结束，它总会在我们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