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进军华南

转隶四野和整编部队

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一九四九年要解放华东、华南和西北及西南各省的大部或全部。首先集中第二野战军(即原中原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即原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地区，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第二、第三野战军随即陆续向长江下游北岸集中，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我们纵队奉命由虞城经徐州、淮阴，于三月四日前出到东台县，在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序列内参加渡江作战。

军)指挥，部队即开往河南省商丘，并指示将我们现有部队整编为一个师，另派出一个师的干部架子到北平，接收由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和平改编的独立第二十四师。同时指令我和雷经天政治委员到中央军委汇报工作。

中央军委的电令向干部传达后，同志们的情绪沸腾起来了。他们说，纵队的历史使命快要实现了，两广快解放了，全中国快解放了，我们同在华南敌后坚持斗争的老战友也快要见面了。随即，我们抽调了四百余名排以上干部，组成了一个师的干部架子，由鄔强、饶磺湘同志带领，从新安镇乘火车经济南转往北平，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纵队则于三月二十六日转至河南省商丘县待命。

至此，我们两广纵队告别了战斗了二十个月的华东地区，告别了哺育我们的华东人民，告别了近两年来并肩作战的华野各纵队的亲密战友，告别了我们纵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长眠在华东大地上的烈士们，踏上进军华南，解放两广的征途。我们纵队从一开始成立，即在华东各首长的领导和指挥下进行作战和锻炼，和华野各兄弟纵队在协同作战中，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现在一旦离开，我和同志们都有惜别依依之感。回想我们这支以华南各游击纵队为基础组建的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锻炼，特别是经过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大兵团作战的锻炼，从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从小部队作战过渡到大兵团作战，学会了运动防御、阵地防御、野战阵地进攻、城市攻坚等作战方法，锻炼成长为一支坚强的野战部队。我们十分感激为培育我们纵队发展成长而付出了极大心血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们。

我在商丘稍事准备后，即乘汽车前往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雷经天政治委员已由东台直接前去)。到达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军委接见我，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你在这里休息几天，准备和中央首长一同进北平，去见四野领导同志，完成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带回河南与你们原有的三个团整编为两个师，然后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两广的作战。在西柏坡，我还见到了廖承志同志，是他代表党中央派我回东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自一九四二年一月他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脱险，经我们东江游击区回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后，曾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入狱，受到非人的折磨。经过我党多方营救于一九四六年获释出狱。出狱不久，他作为重庆三人委员会军事代表团中共方面的代表，到广州来为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同广东国民党当局谈判，但那时我没有机会和他见面。现在，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见到了这位老领导，我格外高兴。我向他汇报了在东江八年的斗争，和两广纵队在华东战场战斗的情况。他给了我很多鼓励。我去看望了从两广纵队调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林展、邓汀等几位同志，勉励他们，在党和军委的最高机关，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这是很大的幸福，一定要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切切实实地把工作做好。我还抽空去看了我的大儿子世平，他当时在中央机关小学读书。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决定迁往北平，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和中央首长一同乘坐专列进北平，我感到非常荣幸。

离开西柏坡以后，周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专用的吉普车前往，他很健谈，谈到他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工作的情况，谈黄埔军校，谈东征作战，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景，使我深受教益。在琢县候火车去北平时，周恩来同志介绍我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见了我就问:“你就是在广东打教育厅那个曾生吗?”我回答说:“是的”。他老人家高兴地说:“打得好”。对于一九三六年打压制学生抗日运动的教育厅，过去广东党内曾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毛主席作了肯定，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毛主席很关心两广纵队的建设。他问:“你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如何编法，要官还是要兵，还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上了火车后，毛主席又来到我的身边，和我亲切交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在广东工作，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考问我:“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吗?”我当时答不出来。毛主席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辖。”我很惭愧，自己是广东人，但对广东的历史知道得不多。全国解放后，我在广州市工作时，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设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赵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时，他初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尉。汉高祖刘邦曾赞扬过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O六年)，臣服汉朝，“奉汉约”，正式受封为南越王，因而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毛主席当时和我谈赵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解放广东后，要把广东治理好，建设好。

到达北平后，三月二十五日，我被安排跟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到西郊机场参加阅兵式，检阅胜利地进行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第四野战军以及华北军区的部队。场面十分壮观。我看到了已装备了坦克和大口径榴弹炮的胜利之师，军容强大，军威雄壮，心里无限激动。联想到第四野战军不久即挥师南下，向中南和华南进军，我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的工作和整编部队的工作必须加快进行，争取早日加入向华南进军的战斗行列。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饭店。在那里会见了第四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他们指定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负责安排我们去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四月十四日，陶铸同志和我以及邬强、饶磺湘所带领的四百余干部，到了北平市郊黄村独立第二十四师驻地，陶铸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战军，宣布了团以上干部的任职。师长和各团团长仍由原来的师长、团长担任。邬强任师政治委员，饶璜湘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派下去的团、营、连干部，不管原来担任什么职务，一律任命为政治干部。排一级，我们采取了原来东江纵队的做法，任命我们的排长为政治服务员，和排长共同领导全排。他们的军官看到我们下去的干部都是政治干部，思想就安定下来了。

广大官兵知道我们是两广纵队派来的，要带领他们打回两广去，都很高兴。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一)对士兵争取团结;(二)对排连级军官争取改造一批;(三)对团营级军官择优争取;(四)对技术军官(如医生、炮兵、工兵等军官)尽可能争取改造;(五)对政工人员一律调出。我们从进入接收到把该师带到河南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接收人员的努力工作和模范作用，以及该师师长何宝松等一批爱国军官的积极配合，工作比较顺利，没有发生重大问题。

在北平，我还见到叶剑英同志。他询问了两广纵队的情况，谈了有关解放两广的问题。很感谢他借出一辆小车给我使用，否则，在北平这样大的城市行动就很成问题。

在我逗留北平这段时间，我们纵队由商丘开到洛阳市，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警备任务。五月底转移到襄城一带待命。

五月底，我从北平回到纵队驻地襄城。同时，何宝松和邬强、饶磺湘等同志率领独立第二十四师也到达许昌地区。

从六月初开始，纵队党委即研究和组织实施整编工作。六月十四日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了整编方案，六月二十一日整编完毕。整编后，我们纵队作战部队为两个师四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全纵队人数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余人，从而实现了在我们纵队成立时中央首长关于建立一支万余人的华南主力部队的目标。纵队炮兵团的建立，也实现了朱德总司令送给我们第一门山炮时的指示。

部队扩编了，干部职务进行了一些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很小。第一师由我兼任师长，邬强任副师长，彭沃任参谋长，江平秋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团翟信任团长，黄凯之任政拘委员;第二团黄布任团长，陈一民任政治委员。第二师何宝松任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兼任政治委员，李克明任副师长(二野调来)，蔡国梁任参谋长，饶璜湘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团黄明金任团长，曾源任政治委员;第五团刘培任团长，黄乃宇任政治委员。炮兵团袁庚任团长，郑定立任政治委员;教导团谢阳光任团长，郑铮任政治委员;后勤部郑少康任部长，关山任政治委员。这样的一个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阵容，看来是保守了。由于我们纵队领导兼任了师的职务，一层压一层，加上几个师的单位未设副职，因而尽管我们的干部北撤后经过华东军大的学习提高，又经过华东战场各大战役的战斗考验，但是绝大多数团的一把手，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原职，下面营的干部提为团职的，连的干部提为营职的，也只是个别的。这样，绝大多数北撤前就是团、营、连职的干部，还是保留着原职打回广东去。

从七月七日至二十一日，纵队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团以上干部参加)，首先由我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第四野战军前委的电报指示。然后，在领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基础上，根据四野前委的电示，着重解决纵队党委内部的团结问题。我们纵队的领导成员来自各个方面，有着不同的经历，工作中难免有不同的意见。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大家都能诚恳地、平心静气地把意见摆到桌面上来，明确地找出问题的中心环节，在全体与会同志的要求与监督下，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