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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谁都没想到，爆发于1943年的鄂西会战的起因竟然是日军的一次抢船行动。

这个理由看似荒唐，其实又非常合理。

因为日军虽然占据了宜昌，可从宜昌到岳阳之间的长江航道却在中国部队的控制之下，日军在宜昌抢占的物资虽然装满了11艘大船，可就是运不出来。同样，从武汉运往宜昌的物资也无法通过水路运过去，仅能靠空军的运输机运输。可空运的代价太大了。

至于走陆路运输？只能起到给沿途的中国部队加餐的作用，根本就行不通。

既然长江水路无法打通，那占据着宜昌还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说，在此之前，日本空军可以利用宜昌机场作为轰炸重庆的中转站。可随着中国空军的力量日益增强，日本空军对重庆轰炸的效果越来越差，已经出现了难以为继的趋势，停止对重庆大规模轰炸是早晚的事。

这就意味着，宜昌的战略地位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弱化。

既然如此，不提早把停泊在宜昌的那11艘装满重要物资的大船抢回来，就会落入中国部队之手。

说起来，此时的日军已经很寒酸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主力战舰和大型运输船都被调到南洋作战，留在长江航道的船只又大多数被中国部队的漂雷炸毁，剩下的能够维持脸面的船只已经不多了。

因此，宜昌附近江面上的11艘大型船只就成为了日军发起鄂西会战的目标。

1943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又换人了。

不过，这次换人的原因并非是刚上任半年的冢田攻表现得不好，而是还未来得及好好表现就在路过大别山的时候，所乘坐的飞机被桂军138师一顿高射炮给打下来了。

与冢田攻一同抛尸荒野的还有跟随其多年的高参藤原武。

抗战已历6年，其实日军的短板早就暴露出来了。

要论战术的精巧，日军能精细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要论战略的谋划，日军同样能差到令人吃惊。从抗战爆发初期的太原会战、淞沪会战，无不暴露出日军战略上的短视。

这也难怪，日本是个狭长的国度，本就缺少战略纵深。在未兴起之时，打得也多是一些村镇级别的“大战”。

在村镇级别的战场上，他们的战术怎么精细都可以，可要把这种精细放在一个大型的战场上，他们可就先天不足了。

这也是在抗战中后期，日军仅有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第十一军始终没有找到一位合格的司令官的原因。除首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能力尚可之外，其他诸如园部和一郎、阿南惟畿等人在实战中都被证明不合格。

园部和一郎在上高会战中谎报军情，掩败为胜，阿南惟畿更是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被薛岳打得灰头土脸，连一向不承认失败的日军都不得不承认，此战大败。

待到日军好不容易找出冢田攻这位在参谋长岗位上表现突出的将领来接替阿南惟畿的时候，冢田攻又“玉碎”了。

既然按能力实在是找不到继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合适人选，那就按资历来找吧。

就这样，关东军第4军司令官横山勇获此“殊荣”。

说起来也可怜，横山勇虽然在关东军是第4军司令官，可实际掌握的兵力仅有一个师团和几个国境守备队，他具备统领第十一军的能力吗？

要知道，第十一军下辖的可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家伙，连首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刚接手的时候都曾经受到过那些骄兵悍将的挑战。一向默默无闻，声名不显的横山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为了把横山勇扶上马再送一程，日本派遣军把一向以稳重著称的参谋岛贯武治中佐提升了一个级别，以大佐军衔出任第十一军高参。

有些时候，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之所以名声不显，其实还是没有捞到机会或者没放对地方。一旦捞到了机会或者放对了地方，他们爆发出的“疯狂”是惊人的。横山勇就是这种人。

也可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那位一向以稳重著称的岛贯武治在横山勇身边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是鼓舞，从其来到第十一军后，一改以往的稳重，每份作战计划都充满了疯狂。

可要到宜昌抢船，首要的任务是恢复第十一军的士气。这是横山勇和岛贯武治在上任后走访部队后得出的结论。

自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大败后的第十一军士气大落，横山勇和岛贯武治认为，要想恢复第十一军士气，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近期打一场胜仗。

可以第十一军此时的状态，要想对第5、第9和第6战区发起进攻，无疑是不现实的。思来想去之后，横山勇把目光放在了鄂中的王劲哉身上。

王劲哉 图片来自网络

之所以要先打王劲哉，横山勇自有考虑：

其一、要想到宜昌抢船，就要先打通长江航道。而要打通长江航道，就要先拔掉位于鄂中的王劲哉。

其二、相对于第5、6、9战区的正规军，王劲哉部的实力弱，打起来比较有把握。

其三、鉴于王劲哉的人缘太差，与周边的中国部队关系不好，打王劲哉，没有人会来救援。

要说王劲哉，也是抗战时期的一朵奇葩。奇就奇在他身处鄂中这个四战之地，却谁也不买账。无论是日军还是蒋军，乃至于新四军，他都照打不误。甚至连活跃在鄂中的军统别动队金亦吾部都被他吃掉了。

不得不说，横山勇的这一手棋下的还是到位的。

果然，在日军第40、13和58师团的夹攻下， 128师被击溃，王劲哉被俘。

好在王劲哉是块硬骨头，虽经日军百般威胁利诱，坚决不肯投降。

此战日军虽然打赢了，可也暴露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动用了3个师团的兵力去攻击中国部队的一个师，这是自抗战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要知道，在过去，日军出战用兵的比例可是一个师团对中国部队10个师的。虽然128师的兵力不仅仅是一个师，可横山勇一下子动用了3个师团，也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日军的士气和战力早就不复当年了。换句话说，日军再也输不起了。

此次攻打王劲哉，其实就是一次短距离的截断作战。按照日军的作战惯例，完成作战任务后，是应该恢复原有态势的。可这次，横山勇却一反常态，不仅没有撤兵，反而不断向一线增加兵力，在华容、石首、弥陀滩等地建立滩头阵地。

到了1943年5月，日军陆续向前线集结的兵力达到了10万。

此时，横山勇的战略意图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的，动用这么多兵力集结在6战区的正面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攻打宜昌。

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事，6战区也在调整部署。可在内部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鄂西地区山路崎岖难行，三峡天险又在其中，而且还有石牌要塞和庙河要塞，日军沿着长江水路向西进攻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批人认为，即使日军来攻，也只能从6战区的两翼推进。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6战区就应把主力部署在两翼，而不是严守江防。

可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却不这么认为。

陈诚认为，此时的太平洋战场日军已经开始失利，可越在这个时候，日军在中国战场就会变得愈加疯狂。原因是他们寄希望于残敌一逞，想要在中国战场孤注一掷地打败中国，然后再抽兵南下增援太平洋战场。

而要从6战区经过攻打重庆，走水路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因此，6战区的江防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继续加强。

至于日军想要走两翼进攻6战区，却不必过于放在心上。先不说日军是否具有这个实力，即使日军真的走了两翼，中国部队只要截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就能把日军拖疲、拖瘦、拖死。

同时，陈诚又特意叮嘱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要其随时注意日军对常德一线的动向，因为常德既是6战区和9战区的结合部，又是供应抗战军粮的中转地。陈诚担心，日军此来抢粮的可能性比较大。

事后证明，陈诚此次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横山勇采取的策略正是要直取石牌要塞。

可陈诚虽然判断出了横山勇此来的目的之一是抢粮，可却万没想到，横山勇此来的真实目的竟然是抢船。

陈诚 图片来自网络

至于攻击石牌要塞，本就没在横山勇的计划之内，之所以要攻打石牌要塞，其实是横山勇声东击西之计。

表面上看，日军大造声势攻打石牌要塞，但其实是一幅假象。其目的在于吸引6战区主力救援石牌要塞。

待到6战区主力从宜昌和江防位置被调离后，日军主力则可以沿江西进打通长江航道，接应停靠在宜昌的船舶沿江东下。

可惜的是，陈诚对敌情的判断先对后错，只想到了日军会来抢粮，却没想到日军此来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抢船。

这也难怪，换了谁也不会想到，日军动用了10余万人的兵力兴师动众地发起了一次大战，竟然是为了区区11艘大船来的。

当时，6战区的部署是在长江沿岸地区粉碎日军的进攻。在陈诚看来，要想守住石牌要塞，仅靠死守是不够的，应该在日军进攻的“势”还未蓄积起来的时候就先发制人，在长江沿岸粉碎日军的图谋，这样既可以防止日军进攻石牌要塞，又可以粉碎日军来抢粮的图谋，可谓两全其美。

1943年5月5日，日军发起进攻。5月6日，日军逼近安乡和南县一带。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仿鲁见日军来势凶猛，就准备抽调江防军一部准备增援。可却被蒋氏制止。

蒋氏认为，虽然日军现在表现出来的意图是到产粮区安乡和南县一带抢粮，但不可不防日军是声东击西，借着中国部队防守产粮区的时候，突然挥兵西进攻打石牌要塞。石牌要塞一旦有失，重庆危矣。

因此，蒋氏一面下令江防军不得调动，另一面又命令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抽调兵力，转移粮食。

可如此一来，29集团军的兵力就更加捉襟见肘，防线被突破，安乡和南县落入敌手。

得手后日军并未停止进攻，反而向宜昌方向急进。6天之内，日军已经沿着长江接近了宜昌地区。

此时，蒋氏慌了神，他下达了“保卫陪都作战计划”，抽调江防军各部和第5、第9战区的主力增援6战区，意欲在宜昌与日军展开决战。

从表面上看，6战区此时确实是岌岌可危。可从实际上看，6战区却并没有太大危险。理由有三：

其一、日军兵力不过10万，即使打下了石牌要塞，也不具备继续向重庆方向推进的实力。

其二、6战区周边的5战区和9战区已经调动起来，对武汉周边的日军发起了袭扰，使其无法继续向宜昌一线增兵。

其三、长江航道此时还未被日军打通，只要截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来犯的10万日军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恐怕连撤都撤不回去，哪里还能顾得上进攻重庆呢？

可蒋氏和陈诚都被日军对石牌要塞的疯狂攻击迷住了双眼，都以为日军是要在攻下石牌要塞后沿江西进攻打重庆。

可他们没料到的是，就在横山勇下令各部攻击石牌要塞的时候，同时又给各部下达了另一道命令，那就是各部在宜昌附近抢到船舶后立即开走。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这一个非常重要却又非常不起眼的细节却并没有蒋氏和陈诚关注。

如果二人此时关注到了这个细节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横山勇此时攻打石牌要塞的真实目的并非为了要占领石牌要塞，进而沿江西进攻打重庆，而是以攻打石牌要塞为烟幕，吸引6战区主力来援，从而放松对长江航道的控制，以达到日军抢船后沿江东下的目的。

不得不说，横山勇的这一手玩的还是挺漂亮的。

蒋氏此时很焦虑，屡屡催促刚由远征军赶回6战区的陈诚立即实施反击。

可陈诚却认为，此时反击的时机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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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认为，此时6战区的各部应该做的是尽量纠缠住日军，尽量把日军引入鄂西的纵深地带，待到来援的74军王耀武部、79军夏楚中部和池峰城的第30军赶到核心战场后，才能对日军发起反击。

1943年5月26日，逼近石牌要塞的各路日军在外线发起了进攻。

27日，在宜昌附近抢了大小53艘内河船只的日军在一位叫里见金二的海军大佐的率领下向长江下游开去。此时正沿着长江两岸向石牌急进的中国部队虽然发现了这支船队，可由于命令紧急，也都顾不上制止这支船队沿江东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支船队跑了。

5月28日，石牌要塞外线的战斗呈白热化状态。5月29日，87军一部已经夺回了日军的撤退必经之路渔洋关。

而就在这时，驻守在石牌要塞核心工事内的18军11师师长胡琏却突然发现，正面的日军不但停止了攻势，而且还在战场上突然消失了。

这是因为，横山勇此时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既然打通长江航道和抢船这两个目的都已经实现，何必还要在鄂西这个对自己不利的地方死战呢？

因此，横山勇下令，日军全线撤退。

直到此时，横山勇仍然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都运转自如。

可不料，断后的第十三师团却被中国部队缠住，死战不得脱。

横山勇大惊，立即派高品彪的独混17旅团回救。可没料想，高品彪旅团恰巧遇到了刚刚赶到战场的74军王耀武部。

短短两个小时，高品彪旅团就伤亡了千余人，前锋联队的两个大队长战死。

得到情报的横山勇再次大惊，虽然从前线传回来的情报并没有说清楚这支战斗力强悍的部队的番号，但横山勇相信，这定是74军到了。

横山勇下令，各部立即施放“特种烟”，不顾一切突围。可不料，突围后的第十三师团又遇到了由湘西苗民为主组建而成的暂编第6师，混战之中，十三师团长赤鹿理中将一度在战场上失踪。

从5月30日横山勇宣布撤兵开始，直到6月22日，日军才得以突出重围。

整个鄂西会战，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6战区打的都是乏善可陈。

虽然陈诚在会战之前对敌情的判断不无正确，可却只判断对了一半。这就造成了日军在威逼石牌要塞的时候，包括蒋氏在内的人惊慌失措，认为日军此来是意在夺取石牌要塞之后进攻重庆。

其实，只要陈诚和蒋氏能够冷静下来，就可以得出以10万日军根本不具备攻打重庆的能力这个判断，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从战场上传来的日军的动向，就可以基本分析出日军此来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夺取石牌，而是抢船。

再往前说，日军在夺取鄂中，并且在华、石首、藕池口一带建立前进基地的时候，6战区就应该对日军下一步的动向有所警觉。如果此时出击，破坏日军的行动，则横山勇想要从容地集结兵力对6战区发起进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可由于鄂中地区虽然在表面上是李宗仁第5战区的防区，可却被王劲哉占据多年，早已经成为了“三不管”地带，临近的5、6、9三个战区都不愿意出手管这件事，这才让日军从容地在以上地区建立了前进基地，使得鄂西会战在一开始，6战区就陷入了被动。

会战打响后，蒋氏又害怕石牌要塞有失，直接插手干预一线指挥，把6战区原定的在长江沿岸击敌的部署全盘改变，部队都收缩在石牌要塞附近，让日军能够轻松地长驱直入，对石牌要塞产生了威胁。

若不是在日军撤退时，第74军和暂编第6师在堵截日军时的上佳表现挽回了几分颜面，此次鄂西会战，6战区堪称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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