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赵柯，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2年12月，我应征入伍。我们这批兵，虽然在1972年12月21日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3年兵。

到部队，经过为期七十五天的新兵训练后，1973年3月中旬，我被分到了通信连（团直属）三排七班，成了一名战士。来到三排七班后，为了完成提干的愿望（我来自农村，高中毕业，当兵的愿望就是想提干留在部队），我积极努力、踏实奋进，对待任何一项工作和任务，都是保质保量的认真完成。

就这样，在每天充实的工作和生活中，大半年的时间是一晃而过，转眼就来到了1973年年底。到了年底，我们连负责专职养猪（也叫饲养员）的老兵，也要退伍了。他一退伍，连里的八头猪，就面临着“无人可养”的局面（七十年代在部队，为了增加战士们一日三餐饭菜里的油水，每个连队都会养猪、种菜来改善伙食）。为此，我们副连长（主管连队伙食工作）和司务长很是着急。

可连里的战士们都知道，这养猪工作，是又苦又累，还吃力不讨好，就都不愿意当饲养员。于是领导就想到了我（我平时踏实肯干，无论什么脏活、累活，都没有任何怨言）。记得1973年12月底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工作时，连长忽然来七班找我谈了话。谈话中，连长开门见山地说，希望我可以到炊事员当饲养员，专职养猪。听了连长的话，我心里其实比较愿意（因为我明白一个道理，想进步，就一定要比别人多努力、多吃苦），但当时十九岁的我，根本没有过养猪的经验，于是我就对连长说，我没养过猪，怕养不好。听了我的话，连长忽然哈哈大笑，然后拍着我的肩膀，鼓励地说，“小赵，我相信你肯定行，这样吧，你先养着。要是有哪头猪不吃食，有了问题，你及时告诉我就行。”

没办法，连长让养，那就养吧。于是，踩着1973年的尾巴，我这个新饲养员，就“走马上任”了。虽然我信心很足，还跟着老饲养员学习了一星期的养猪经验，但毕竟是第一次养猪，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记得那是1974年1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有一头大猪不吃食了。连里的其他猪，都是大口大口地吃，可唯独它，已经连续两顿了，都不怎么吃食。见状，我意识到情况不妙，心里就想着要赶快报告，万一汇报晚了，这头猪出了问题，那就不好办了。

于是，我就立马跑到连部，向连长做了汇报。连长听后，先是顿了顿，然后就说道，“行，小赵，这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下午就找兽医来。”听了连长的话，我就回到炊事班猪圈，开始仔细地照顾着那七头猪（我怕忽然出问题）。到了下午，果然，连长和副连长一起，领着一位老乡来到了猪圈。

但等他们到了猪圈前，我才发现，来的那位老乡，并不是兽医，而是连长找来宰猪的。见我十分疑惑，连长笑着说，“按照我以往的经验，要是猪忽然不吃食了，那肯定治不好。刚好马上要过年了，不如宰上一头，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连长话音刚落，站在我身边的炊事班的战友们，就纷纷欢呼雀跃了起来。毕竟，当时的大家，肚子里都很缺油水，这下有肉吃了，肯定高兴。

本来这确实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因为当时的我，忘记了到底是哪头猪，两顿没有吃食了（那七头猪，实在长得太像）。但那位老乡，已经拿出了工具，并让我指一指是哪头猪不吃食。怎么办，如果我说认不出来了，连长要批评我不说，战友们肯定也会很失落。毕竟，当时在连队，一年到头，能宰猪改善伙食的机会，可不多（每年的春节、八一和十一）。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我思来想去，最后没办法，只能凭着印象，找一头最像的了。

于是，我扫了一遍猪圈里的七头大猪，然后就指了指最左边的那一头，故作坚定地说：“就是它”（其实当时的我，心里也是非常忐忑）。听了我的话，那位老乡点了点头。随后就跳进了猪圈，摩拳擦掌，准备动手了。

见要开始抓猪了，围在猪圈旁边观看的战友们，也都跃跃欲试，想进去帮忙。见状，那位老乡，摆了摆手，说道，“用不了那么多人，进来两个，帮我抓猪就行。”老乡话音刚落，我和炊事班长对视了一眼，就一起跳进了猪圈（我俩熟悉猪圈环境）。进了猪圈，在老乡的带领下，我俩拉着绳子，小心翼翼地把那头大猪赶到了猪圈角落。这时，那位老乡忽然冲上前去，猛地用绳子套住了猪脚。见状，我俩也一拥而上，一起把猪按倒（我按着头，炊事班长按着身子，那位老乡按着脚）。

随后，那头大猪，就被捆上了四蹄和嘴。可能是安逸日子过多了，那头猪的反应有些慢，直到此刻，它才意识到问题不对，开始剧烈地挣扎了起来。但没办法，已经为时过晚。紧接着，我们就把那头大猪，抬到了炊事班院子前摆好的板凳上（炊事班的战友，早已烧好了水）。那位老乡，先是用凉水把猪冲洗干净，随后，就把炊事班长用铝盆端来的大半盆盐水，放到了猪头下面。

都知道，宰猪，讲究的是“稳、准、狠”，尤其是要在“狠”字上下功夫，为得就是让猪少受罪。而那位老乡的宰猪功夫，真是堪称一绝，拿着一柄磨得锃亮的“宰猪刀”猛地一下，刹那间，那头大猪就停止了挣扎。到了这时，我们深深地松了一口气，现场也一下安静了下来，只有炊事班长为了让盐水和猪血更好地混合，用勺子在铝盆里轻轻搅动，勺子偶尔碰到盆边时，发出的“叮当”声。

最后，经过老乡检查，那头大猪没有什么毛病，只是体内的水泡，好像多了一点。见状，那位老乡笑着说，这可能就是猪不吃饭的原因。听了老乡的话，我心里才放松了一些，要真是一点问题没有，那我可有点说不清了。

随着炊事班战友的“摩拳擦掌”，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晚餐时间，这可是真叫“打牙祭”了。四菜一汤，主食是杂粮面大馒头（当时，我们连有九十多人）。当时，我们炊事班长是湖南常德人，一手好厨艺，一桌菜，自然是“猪八戒当家”：红烧肉、土豆炖猪肉、青椒炒肉丝和“扣肉”。这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一大碗“扣肉”了。那“扣肉”，是一整块五花肉，肉皮朝上，扣在大碗里，色泽油亮，香味扑鼻，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岁月不居，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几十年里，虽说我也吃过不少山珍海味、美食佳肴，但似乎，都不如当时的那一口，那么的有滋味。

那顿晚饭，虽然我也过足了肉瘾，吃得很饱，但心里还是有些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因为我怕晚上再有猪不吃食。但万幸，到了晚上，我喂猪时，猪圈里剩下的那六头大猪，都是大口地吃着食。到此，我那颗悬着的心，也才终于落了地。

随后，随着我的养猪经验越来越足，我把连里的那七头大猪（春节又宰了一头，然后又补充了两头），养的是膘肥体壮、膀大腰圆。因此，在养了一年猪后，1974年底，因为工作突出，我被任命为了我们通信连的“上士”（“上士”，也就是给养员，工作是就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负责连里蔬菜和食物的采购工作）。

得益于我高中毕业，再加上数学比较好，因此，对于连里蔬菜和食物的采购和统计工作，我完成的是井井有序、有条不紊。因此，在“上士”任上工作两年后，1977年3月初，在我们老司务长升任副连长后，我如愿提了干，被任命为我们通信连的司务长，每月52元工资。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同时，在我担任“上士”的两年里，一次连里宰猪时发生的事，也让我至今难忘。

记得那是1975年的十一，我们连队照例宰猪改善伙食。当时还是“上士”的我，看着那过磅后的净肉挂在树上，而膘油、猪头、耳朵、蹄子、尾巴、猪肝、猪心、猪腰，则一一整齐地摆放在木板上时，心里真是高兴极了。这下，连里的战士们，又能好好地改善一顿伙食，过过“肉瘾”了。而那次宰猪，跟以往一样，还是我们连长亲自坐镇（一方面，是为了体现连里对宰猪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会有猪肉“不翼而飞”）。

当时，站在连长身边的我、司务长，正跟连长一起“欣赏”炊事班分肉时，连部的通讯员小李，忽然跑了过来。刚进炊事班院子，小李就气喘吁吁地说，“连长，团军务股长（副营）刚打来了电话，点名要找你，指导员让我来叫你。”听了小李的话，我心里还在疑惑，军务股长这时候打电话干什么时，连长就叹了口气，然后起身朝连部走去（当时的我，还不明白连长为什么叹气，后来想，连长可能早就知道了打电话的原因）。

连长刚走，见我一脸疑惑，我们司务长先是笑了笑，然后就无奈地说，“看来，咱刚宰的这头猪，又要打折扣了。”果然，我们连长刚接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军务股长，就说他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天麻、杜仲也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两个猪腰做药引。

听了军务股长的话，我们连长自然明白，连里五个老兵春节前探家的申请，已经交到了股里，如果不把两个猪腰送去，这事肯定办不成。而且，这一下，不只两个猪腰，还要再搭上三斤精肉，一起送去，才能彻底治好他的“病”。虽然很无奈，但没办法，为了连里的老兵在年前能顺利回家探亲，我们连长还是应允了下来。

就这样，那年十一，我们连刚宰完猪，战士们还没吃到嘴里时，一对猪腰和三斤精肉，就被我们司务长，无奈地送到了军务股长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