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君罔上，这个成语的出处是元·杨朝英《叹世》曲：“他待学欺君罔上曹丞相，不如俺葛巾漉酒陶元亮。”

成语的简单释义，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和明白，就是：欺骗蒙蔽君主。

欺骗蒙蔽君主能够带来利益，使某一群人和某一集团获利。但是，当君主明白过来后，这些人和利益集团难免受到清算，他们不清楚这个后果吗？

我们不妨从社会学角度探析一下。乾隆年间，有一个遍及全国的“叫魂”事件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叫魂”事件的简单概述————源自浙江省德清县，一个叫沈士良的人，用民间的迷信办法惩罚侄儿。

这个方法是，石匠干活的时候把要惩罚人的名字书在纸条上，贴在木桩上面，然后用大锤猛击，这样被诅咒的人就会生病，俗称“叫魂”。

有人把沈士良扭送到了官府，百姓们听说了德清的石匠的“叫魂”勾当，一夜之间谣言遍地，人心惶惶。

后来，这个事件愈演愈烈，并开始变得微妙，不法之徒就开始利用招魂的影响力干一些祸国殃民的事情。经演变，叫魂不仅需要对方的名字，还需要他身上的一件东西，谣传最有效果的就是被诅咒者的辫子。

这事传到京城乾隆帝的耳朵里，引起乾隆重视。对“辫子”非常敏感，出于对统治安全的重视，乾隆下旨各地官府捉拿相关人等。圣旨下，全国各地有大量的人被下狱。但乾隆认为没有抓住元凶。全国范围内的“除妖行动”进行了很长时间，为了给乾隆帝台阶下，朝廷只好把抓不到主犯的责任归咎到各级官员身上。

“叫魂”事件，搅乱了大半个中国，引起民众歇斯底里般恐慌，上演了一部谣言弥漫、诬陷栽赃、严刑逼供、人人自危等场景交织其间的大恐慌闹剧。

从社会学治理角度看，“叫魂”事件是典型的运动式治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

运动式治理的突出特点是（暂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其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代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运动式治理的行为是建立在特有的、稳定的组织基础和象征性资源之上。

“叫魂”事件将官僚体制内部信息传递的困难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叫魂”事件的真实信息应该如何解读、是否上报成为基层官吏的棘手问题——上报本来就莫名其妙的空头事件，可能惹上司烦心，但不上报就可能担当“欺君罔上”的罪名。并且在乾隆看来，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总是会对身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们失职的过失。

官僚体制有其运作成本，而且这些运作成本有时会达到负荷累累、不堪重负的地步。于是，在信息流通渠道堵塞、诸方解释各异情况下，启动运动型机制来叫停常规型机制的现象就发生了。从省督巡抚到州县官吏都放弃了信息处理、判断理解的独立性，带着“完成任务”的有色眼镜去寻找阴谋和谋反者。

于是，“叫魂”事件就这样发生了，“欺君罔上”的现象也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