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下旬，毛主席和林彪曾有过一次长谈，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要不要出兵朝鲜。

一向寡言少语的林彪，只有在谈及军事问题时才会滔滔不绝。在主席面前，他十分坦诚地摆出了两个观点：

第一：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建设还未完全展开，这个时候再发起一场大战役，势必会阻碍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

第二：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各类火炮平均1500门，而我军平均不到40门，同样美军拥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海空两军刚刚开始组建，两方装备过于悬殊，贸然出兵后果无法估量。

而针对朝鲜半岛敏感的局势变化，林彪则提议可以派出重兵驻防东北，一方面保卫边境安全，另一方面则可以起到威慑作用，给予朝鲜人民军有力的战略支持。

林彪所谈的意见是直截了当的，他并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对抗美援朝投下第一张反对票。这一点，毛主席其实早有预料。

林彪用兵有着自己独有的一套风格，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求稳”。包括林彪自己也曾说过：

“我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

在林彪身上，往往是对战略战术精确到极致的计算，他看地图能细致到哪个点有几棵树，每个士兵在冲锋的时候应该如何站位都要管。也正因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彪只擅长打准备时间充足的顺风仗。

这种说法对了一半，林彪喜欢打顺风仗不假，但打逆风仗也是擅长的。

四野进军湖南时，45军135师曾因为电台短暂失联误入桂军包围圈，有被白崇禧一口吃掉的风险。关键时刻，林彪的战场反应是惊人的，作为野战军司令员的他打破常规，直接越过兵团和军，亲自指挥135师接下来的一切行动，包括如何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安下钉子，进行环形防御，等待友军的支援合围。

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逆风翻盘，林彪将错就错，以135师为诱饵吸引并缠住桂军主力，同时命令四野全线压上，迅速完成对桂军的反包围，最终取得空前大捷。

这一仗，足以证明林彪有在逆境中上演“神来之笔”的能力和魄力。所以他的问题从来不在军事层面，而是在心理，他很少吃败仗，同样也害怕败仗，对“胜仗”的执念让他缺少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

对于抗美援朝这种没有先例，没有优势，甚至于没有退路的仗，以林彪的性格不赞成打是意料之中的。毛主席没有责怪林彪，但是，却不能接受他的意见。

要不要抗美援朝，不能只是从军事层面去考虑，它牵扯到整个国家未来的国防安全以及外交局势。毛主席此时出兵朝鲜的决心已下，他希望得到林彪的赞同，作为四野的主帅，林彪在军中威望很高，如果他不赞成出兵朝鲜，那么在执行赴朝作战任务时，势必会有诸多滞碍，甚至会影响到抗美援朝作战的全局。

此后，毛主席又多次约林彪长谈，内容不是讨论要不要出兵，也不是让他带兵入朝，而是解释几个关键的点：“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不过林彪向来在军事上很有主见，甚至有些固执，他认定的战略思路很少松口，且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去争一争。

长征时四渡赤水，他就质疑过红军“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

平型关战役前，又不赞成再打游击战，主张“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辽沈战役因为“准备了一桌饭，却来了两桌客人，这仗怎么打？”的担忧，迟迟不肯先打锦州，甚至在电报上为此争论半年之久。

这一次，林彪直到最后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派兵赴朝。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虽然林彪在核心决策上一直保留主张没有松口，但在志愿军成立之初以及出兵朝鲜后，他却积极地建言献策，甚至三次在关键的人事任命上提出意见。

按理说林彪不赞成抗美援朝，自然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决策，特别是重要将领的任免，那为何这一次林彪要一反常态？

林彪的“第一荐”是在1950年的7月7日。

同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东北形势陡然严峻。为应付最坏情况发生，7月初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国防会议，会议决定：

“抽调原四野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四野第42军，炮兵第1师、炮兵第2师、炮兵第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分驻凤城、辽阳、丹东、通化、本溪等地。”

东北边防军主体由四野组建，按理说最适合的司令员人选应该是林彪。但自从6月举家迁到北京以来，林彪旧病复发，一度完全脱离工作进行诊治。

林彪这种病很怪，病情严重时怕冷、怕热、头痛、腰痛，而且经常失眠。他的司机楚成瑞晚年回忆时，也着重提到过一点：

“一天二十几个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句话的劲都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

以林彪的身体状态，显然无法再承担高强度的指挥压力。不过在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的人选上，他却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边防军司令员，可由粟裕出任。”

林彪和粟裕的关系，并不像很多影视剧演绎那般亲密。他们虽然相识很早，两人都出身自叶挺的部队，但直到1932年粟裕调任红四军参谋长时，才和当时正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林彪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

这个时期的林彪、粟裕，算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和搭档，相互配合，相互欣赏。只不过这种默契的相处非常短暂。后来林彪长期跟指挥红军主力作战，而粟裕则是跟随红七军团北上，后来一直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

真正改变两人关系的，其实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隔空对话”。当时主管东北军事的林彪，经常在战报上看到华东粟裕的事迹，他曾对参谋长刘亚楼说：

“粟裕尽打神仙仗，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在作战风格上，林彪是“谋定而后动”，一环接一环，以绝对的压制力将敌人打得毫无喘息的机会。而粟裕则是“兵无常势”，擅长根据千变万化的战场事态灵活制定战术，以奇招、险招一击致命。

林彪和粟裕最大的差异，在于他们拥有两种截然相悖的军事思维，而他们最大相似点，则是同样高于常人的战争理解。

林彪从不隐藏自己对于粟裕的看重和信任，1958年粟裕卸任总参谋长后，一直在军事科学院任职，一度远离军事指挥第一线长达8年之久。粟裕的妻子楚青曾经回忆，那时候除了和粟裕交情最深的肖劲光外，很少有人会主动上门拜访，而林彪则算是又一个特例。

林彪每次看望粟裕，必定询问他对部队工作和国防建设的看法，而粟裕的意见也往往一针见血，有些长远规划甚至连林彪都自叹不如。

和林彪相处多年的吴法宪，就曾在自己回忆录中记述到：

“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每当林彪和粟裕谈论军事的时候，原本沉默寡言的林彪就会打开水龙头般的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上大半天。”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也回忆说：

“父亲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6月粟裕领命攻台时，他就曾建议：

“此战关系重大，应由北京直接指挥，或林彪、刘伯承其中一人主持。”

而在林彪考虑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人选时，第一个想到的又是粟裕。

几乎同一时间，相互推荐，把自己的老部队交给对方去指挥，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不是所谓的私人感情塑造的结果，而是完全的公心。在粟裕看来，攻台只能赢不能输，由用兵稳重，擅于筹划的林彪来指挥最有把握。而在林彪看来，抗美援朝以劣打优，需要在战争中急速成长，灵活应变的仗，粟裕最合适。

说到底，林彪推荐粟裕有很大程度上是相信这种仗由他来指挥可能比自己更加适合。

林彪的第二次干预人事任命，同样是在1950年的7月。

在确定由13兵团组建东北边防军之后，林彪曾提议将第15兵团与第13兵团的指挥机构对调，由邓华代替黄永胜担任第13兵团司令员，理由是：

“黄永胜各方面的军事素养都不如邓华。”

以林彪的性格，很少说出这类的话。军事上，他较为保守，向来不赞成临阵换将这种兵家大忌的事情。为人处世上，他也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向来是三不管，除非有人阻碍他指挥作战或者指挥方式他不认可，不然一般不会主动开口提出要换掉谁。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被林彪提出换下的黄永胜，其实是出了名的会打仗，这位四野虎将曾这样描述过自己：

“百战百胜不能说，但是凡是我指挥的作战，从没有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打过败仗，这倒是真的。还有很多仗双方打了个平手，那不叫败仗，但也不叫胜仗。反正我打仗胜的多。”

这也不是黄永胜骄傲，是因为他确实能打。1947年秋季攻势中的杨杖子战斗，黄永胜率领地方部队改编而来的8纵，在双方兵力一比一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比十一的伤亡比，歼敌万余。辽沈战役时，又是他率领6纵33个小时内强行军250华里，在整个战场极为混乱，情报不明的情况下，完成对廖耀湘兵团的突袭和堵截，据说这个非机械化军级单位的强行军纪录，至今未被打破。

黄永胜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第一、对战争有着天然的嗅觉，往往能够准确判断敌情，做出合理的部署。

第二、决心硬，向来喜欢亲临一线指挥，能打狠仗。

可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虽然是以王近山为原型，但王近山打仗往往直来直去，没有太多花花肠子。真正更像李云龙的则是黄永胜，敢打别人不敢打的仗，却又能灵活变通，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

曾有人问黄永胜林彪是不是喜欢他这样的战将，黄永胜毫不避讳地说：

“喜欢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从红军时他就很欣赏我打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林彪说过，作战的事情你交给黄永胜以后，就可以放心了。”

可如果说林彪对黄永胜在军事上的能力完全信任，为何又要在13兵团开战之前用邓华替下他。“军事素养”，这是林彪认为黄永胜还未及格的一个点。

黄永胜个性极强，通俗讲就是一号身上带刺的人物，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战争年代没少和上级闹矛盾，也因此经常受罚被调离指挥岗位。这样的将领，冲锋陷阵是一把好手，但让他协调未来可能还要不断扩编，整合各野战军、各兵团将领的13兵团，显然不行。

相比之下，林彪推荐的邓华，就是那个更合适的人选。

最能体现邓华风格的一场战役，就是解放海南岛。

当时摆在林彪面前的有两份方案：

一份是邓华，主张为了稳妥起见，推迟战役发起时间。

另一份则是韩先楚，坚持认为应该抓住谷雨前的顺风战机，尽快发起大规模登陆作战。

而在反复权衡后，林彪选择完全信任邓华。但在最后事情却出现了转机，邓华改变了自己态度。

作为攻岛兵团的总指挥，在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情况下，在和韩先楚吵得“房顶盖都要被掀掉了”的情况下，邓华没有固执己见，而是认真研究大规模渡海的可行性，权衡各方，最终选择听从韩先楚的建议。

能够“兼听则明”，虚心接受各方意见，并判断出正确方案，这种能力就是“统帅之才”。论打仗，邓华不如黄永胜、韩先楚那般锋芒毕露。但作为一名主帅，邓华能够作为一个粘合剂，能把所有指战员的优势都集中起来，握紧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是当时韩先楚和黄永胜还没有具备的。

事实证明，林彪的眼光是完全正确的。在抗美援朝期间，身为副司令员的邓华成为彭德怀最为信任的帮手。而继任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的他，更是用实际行动回报了主席和两大元帅的信任。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首次亮剑的志愿军表现可谓惊艳，但同样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将领指挥作战的方面。

最典型的就是当时担任38军军长的梁兴初，他一场战役就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38军112师在得知“有美军黑人团”的情报后，竟然产生怯战情绪，一时间不敢打，错失战机。

第二：在接到抢占军隅里，堵截美军的任务后，38军112师的先头部队335团又迟到了，再度错失战机。

以彭德怀的性格，是最不能容忍就是将领执行命令不到位，该打的仗不敢打，影响全局。脾气火爆的老帅，甚至直接在战后总结会议上怒斥到：

“梁兴初，什么虎将，我看是鼠将。都说38军是主力，什么主力？”

为了保证志愿军的战斗力，救回意志低沉的38军，彭德怀甚至动了“挥泪斩马谡”的念头，建议用贺东生取代亮相出担任38军军长。

贺东生何许人也？

解放战争时，贺东生曾担任过38军副军长，这也是一员出了名的虎将。贺东生打仗不拘一格，不喜欢蹲在指挥所，经常一打仗就跑到一线连队去转，甚至亲自带队冲锋。

平津战役中，还是师长的贺东生就带着38军113师担任左翼主攻，自己还拉着副军长曹里怀坐上坦克冲到前线，掩护后续部队冲锋。为此军长李天佑在事后大骂他一顿：

“你这家伙不要命啦！哪有师长开着坦克当先锋？还拉上我的副军长！”

每逢恶战，贺东生必到一线，指挥部找不到，因此人送外号“毛猴子”。所以每次战后，林彪都要问：“查一查，毛猴子在哪里？”罗荣桓也经常开玩笑：“你这个毛猴子，怎么还活着啊！”

贺东生的风格，是彭德怀最喜欢。38军作为第一批入朝参战的王牌部队，承担的任务往往是最艰巨，最困难的，这就很考验指挥员的意志力和判断力，如果梁兴初没胆量，那就必须换人，不能耽误整个38军。

然而命令都下了，林彪却罕见向前线发来了电报，劝彭德怀留下梁兴初，理由有两点：

第一、当时贺东生正在中南军政大学担任副教育长，培养政工后备干部，这个时候调他意味国内的工作都要陷入停滞。

第二、38军接连失利，士气本来就很低落，这个时候再撤下梁兴初，这支部队还能不能上战场很难说。而且另一方面，林彪也信任梁兴初，他的实力没有问题，只要能转变思想，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现在38军军长的职务。

林彪提到的第二点，也是彭德怀最担心的一个点。用贺东生换梁兴初和用邓华换黄永胜完全是两个层面，前者是战时，后者是战前。仗打到一半换主将，部队就要经历一个适应、磨合，甚至是全面改造的过程，这势必影响整场战役的进行。

与其临阵换将，不如给梁兴初一个机会，也给38军一个机会。

接下来的第二次战役，在林彪的担保和彭德怀的激励下，梁兴初果然知耻而后勇，率领38军猛冲猛打猛穿插，歼敌7000余人，俘虏3000余人，歼敌人数占志愿军总战绩的33%和西线战绩48%。

在战后的嘉奖电的末尾，彭德怀特意加上一句：

“38军万岁！”

38军的及时复苏，对整个抗美援朝的意义至关重要，而这其中林彪的作用也是及时的。从推荐粟裕挂帅东北边防军，到换上邓华，留下梁兴初，林彪的每一个判断都十分精确，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代名帅的高超用人之道。

推荐粟裕，是信任他的指挥风格最适合抗美援朝这种逆风仗。

用邓华替下黄永胜，是用一名能够协调各方的帅才替下冲锋陷阵的将才。

留下梁兴初，是相信他能完成自我调整，稳住38军。

对这些将帅任用的判断，是林彪军事思维的另一角度呈现。他有私心，也有公心。私心是对13兵团负责，对参加抗美援朝的四野子弟兵负责，为他们选择最合适的主帅。公心则是为了这场关乎国运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所以国人的态度当时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拱卫国防，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抗美援朝这场仗必须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