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日，刘邓首长正式签署命令，吹响了解放大西南的号角。
根据战前布置，隶属于第一野战军的十八兵团在川北，由贺老总率领，牵制着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第二野战军主力连同四野一部分兵力从湘西秘密入川。
这样的布置，着实出乎敌人预料，负责防守川东的宋希濂集团很快就崩溃下来。
宋希濂集团崩溃瓦解后，刘邓贺首长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施行大迂回、大包抄的战术，将从湘西入川的主力布置为两路大军、
一、南路军以杨勇第五兵团、第三兵团第10军组成，以大迂回战法首先攻取贵州，彻底切断四川敌人的南逃之路；
二、北路军分为左右两个作战集团，左集团由野司直属部队、陈锡联第三兵团的两个军、四野第47军组成；右集团由四野第42军、第50军和湖北军区部队组成，从湘西、川东直入四川。
与此同时，趁着敌军崩溃之际，贺老总率领一野十八兵团由川北入川，兵锋直指成都。
1949年11月15日，杨勇率领第五兵团解放贵阳，彻底切断宋希濂残余集团向西逃的通道。
解放贵州，我军可以说是兵不血刃，整个过程显得异常平静。
一1949年11月，第五兵团解放贵州后，随即兼贵州军区，杨勇兼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的同时兼任省委书记，省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杨勇出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也是在到贵州后，杨勇、苏振华才发现，他们太缺接管贵州的干部。
整个西南战役打的很顺利，国民党军各路大军除了部分被歼灭外，绝大多数都是起义，这也就导致了接管干部上出现了很大的空缺。
当时，接管贵州的干部总共只有7000多人，虽然看似是不少，但贵州全省共有79个县市，平均撒下去，一个县也只能轮10个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贵阳，作为贵州省会，接管干部总共在110多人，其中多数都是军队干部，南下的地方干部拢共都不到10个人。
考虑到干部实在紧缺，所以在接管各大城市上，我军也就只能挑一些重点的城市来接管，比如贵阳、遵义、安顺等地区，像一些偏远的山区，就只能稍缓一些再派人去。
不过，在当时还有不少国民党地方武装也积极向我军投诚，算是减轻了我军部分压力。
可这无形中，也算是埋下了一个隐患。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区匪患十分严重，土匪猖獗，呈现历史性、地域性等特点，比如湘西、两广、大别山地区等等，西南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地理环境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山高林密的地区，过去历史上就匪患众多，贵州尤其是排在首位。
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不少土匪都受到过国民党当局拉拢收编，准备对我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
对这方面的问题，党中央毛主席一开始就很关注。
早在1949年2月，毛主席就在会上强调过，在南方解放后，我军的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在乡村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
1950年3月，中央军委又发出了新的指示，强调了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和巩固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
对于中央指示，西南局高度响应，曾多次开会部署。
1950年1月12日，时任16军军长的尹先炳出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在重庆时刘邓首长还专门找他当面嘱咐。
刘伯承专门强调了贵州土匪的问题，提醒尹先炳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匪上：
“有一点你要记住，剿匪和打仗一样，要集中兵力，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结果是一个跳蚤都按不到。”
“对贵州土匪不能掉以轻心。蒋介石很重视贵州，曾两次亲自到贵州。贵州土匪是有组织的，对此要有充分估计。”
在最初进入贵州时，杨勇对这方面问题的确是麻痹大意了一些。
“一个小小贵州省，我驻有1个兵团2个军，16军2个师（48师在川南），17军2个师，加起来4个师，还有兵团直属部队，对付几个土匪还会有什么问题？”
二从1950年春，贵州军区便积极贯彻中央、西南局指示，派出部队剿匪，除第18军奉命进军西藏和第16军第48师奉命留守川南外，其余主力部队分别由川、滇回师贵州，拟以2个军部和5个师兵力，分别以“分区包干”、成建制暂时转为地方武装和兼军分区的形式，迅速展开大规模剿匪斗争。
毛主席对贵州剿匪的情况很是关注，同年1月就曾两次批示，强调贵州匪患严重的问题，提醒部队重视贵州剿匪事宜。
然而我军虽然出动大规模兵力剿匪，但收效却并不是很大。
当时正值解放正值，匪特因畏惧我军声威，不敢轻举妄动，以至于当时贵州市面上反而还出现了难能可贵的和平局面，即便是有零星小股土匪作乱，也被我军很快平定下去。
以至于当时我军指战员，精神上有些松懈。
殊不知，短短的两三个月，贵州省匪患便逐步猖獗起来，以至于席卷全省，声势震动全国。
杨勇刀靶水遇袭一事，堪称是贵州土匪暴乱的一个导火索。
也就是在刘邓首长与尹先炳谈话后两天，即1950年1月14日，杨勇率领第五兵团指挥机关在参加完成都战役指挥后，乘车返回贵阳，途径遵义遵义、乌江之间的刀靶水时，遭遇土匪袭击。
当时，第五兵团部身边几乎没有任何部队，好在是杨勇临危不乱，沉着指挥，所以才幸免于难。
据亲身经历过此战的兵团司令部政治处干事郭兆杰回忆，他们一行人乘车一路返回贵阳，路上还在交流用野战军打土匪是杀鸡用牛刀，结果半路上就遇到袭击。
也是后来他们才知道，自己能够逃脱绝对属于侥幸。
当时，这群伏击的土匪已经探明了杨勇乘坐的车会路过这个地方，于是从四处集结了数股土匪，不过因为杨勇临时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出发，抵达伏击地点时，这群土匪还没完成集结，加上附近还有遵义军分区的一个连，听到枪声立即赶过来，这才幸免于难。
事后杨勇也忍不住感慨说：
“毛主席果然料事如神，贵州匪乱不容乐观啊。”
杨勇的情况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也有其他干部遇袭牺牲，是我党我军重大的损失。
1950年3月5日，第五兵团十六军47师供给处处长张维友和46师供给处副处长李俊峰两人乘坐专车到军区领取经费，结果返回途中，在离贵阳仅10来里三桥以北之李家坟遭遇土匪袭击，两人壮烈牺牲。
这还只是因为伏击牺牲的干部。
当时贵州匪患猖獗，甚至还能集中兵力攻打县城，以至于到三月份时，贵州全省有31个县市被土匪控制，牺牲的军政干部多达2000余。
据参加过贵州剿匪的第五兵团参谋长兼贵州军区参谋长潘焱回忆：
“翻开当时全省的剿匪形势图，整个贵州就象一张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桑叶，我们控制的几条主要公路沿线好比几根残存的叶茎。在那一两个月中，全省大部地区，交通被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商业萧条，一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形势相当严重。”
三杨勇遇袭一事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毛主席特意在以杨勇为名上报中央的报告上批评：
“你的警惕性到哪里去了？”
面对毛主席的批评，杨勇也深感惭愧，在向中央汇报的同时，也表明了他自己的决心，一定要消灭贵州匪患。
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也很重视贵州剿匪的情况，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杨勇、苏振华后来主持贵州省军区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经验的同时也调整了部署。
首先就是军事指挥上实行军政一体化措施，以以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苏振华、省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杨勇为首，成立了25人的剿匪委员会，动员全省的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完成剿匪任务。
根据贵州省敌情我情，我军调整了部署，暂时放弃了一部分不易控制的边沿地区，全力控制全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公路，军区所属部队中，除了保留少部分警备力量外，全部分散就地剿匪，并集中一部分机动力量，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实行重点的重兵清剿。
另外，根据情报，考虑到一部分匪乱主要是国民党特务挑唆引起，我贵州公安部门根据一部分掌握的蛛丝马迹，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打击敌特的行动。
1950年3月23日，贵阳公安机关全力出动，捣毁国民党当局匪特机构，逮捕匪特钱济渊以下249人，直接切断了匪特与城外土匪勾结。
在我军军事打击下，数股大规模的土匪均被我军歼灭，少部分流窜深山，仍然企图负隅顽抗，被我军逐一的，有针对性的重点打击。
至1951年初，贵州全省的剿匪工作有了突出的成果，并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据参与剿匪作战的五兵团参谋长潘焱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载：
“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我区部队共与股匪进行大小战斗4246次，毙伤俘降中队长以上匪首14397名，匪众263739名，共歼匪278136名，缴获各种炮298门，轻重机枪1247挺，步短枪116866支。股匪悉数被歼，一些罪大恶极的匪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贵州全省彻底迎来了一个光明璀璨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