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中国国际时装周在北京举行「贵州村T」主题专场，灵感来自贵州乡村的时装秀。icphoto

身着百褶裙、飘带裙和交襟大领衣的雷山姑娘，正从舞台深处款款走来。她穿的这套苗族盛装，从她一出生，母亲便开始绣，工作之余，断断续续绣了十年。几句苗歌唱完，评委问她，上衣两袖华丽的刺绣代表什么。她朗声回答：“袖子绣的是龙纹，体现了苗族的图腾崇拜文化。”

汉家王朝里，龙是皇权的象征，天子专用。龙威、龙颜、龙态、龙形都有定式，苗女们却用钴蓝、草绿、橙黄、紫红的烂漫色彩，将龙绣得随心所欲，盘龙、飞龙、有角的龙，大眼睛，身形圆润，憨态可掬地伏在姑娘的衣袖。

评委又问女孩，用的是什么绣法呢？她依然对答如流：“这是绉绣，用线编成辫子绣的。”

评委叠声称赞，姑娘认真解释，自己是学民族学的，刚从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回来。

另一名安顺“大花苗”女生，面对类似的问题，只能抱歉：“由于我过于年轻，对于这些知道得过于浅显，不太能解释出来。”

2024年9月，“我要上中国国际时装周”海选在贵州凯里风情园举行——继足球赛事“村超”之后，贵州乡村又办起了时装秀，名为“村T”。

服饰的地道与美观占评委打分的重头，余下看的是才艺与台风。选手有20岁的小姑娘，也有70岁的老妈妈，都是贵州在地的少数民族。才艺展示，多数人都选择了唱唱歌、跳跳舞，一些年纪较大的参赛者干脆拎着纺线车和她们的织锦、刺绣作品上了台。

来参赛的八十多人里，有一两个侗族、瑶族的，其余都是苗族，部分年轻女孩的行头离传统盛装有不小差距。一位来自凯里的苗族姑娘，身穿膝上短裙，灵动的舞姿引得大家鼓掌。但当地苗学会的评委皱起了眉，她所属的支系在服装上应是“中裙苗”，“你是中裙苗，就在你的中裙上表现得好，这才叫你的本事。你不要去做别人的短裙或长裙。”

评委做出这种甄别，离不开苗族服装上的独特“密码”——苗绣。

苗绣，被称为“写在衣服上的史书”。苗族人没有发展出成熟的文字，先祖们对于宇宙万物的思考与追寻，化作绣片上繁复华丽的纹样，由母亲传给女儿，传说与信仰，由此代代相承。每个支系的苗衣都有自己独特的制衣技艺和风格，乃至于今日的苗家人看见盛装，仍能分辨穿着者来自何方。

2006年，苗绣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的雷山、剑河、花溪苗绣名列其中。最近三十多年里，苗绣正从苗族人自用的生活物件，演变为流向全球各地的商品。

如同许多人了解苗族由中原迁徙流离至西南的历史，却不知欧洲、美洲、东南亚等海外地区皆留下苗民足迹；许多人只知苗绣古老而神秘，却不清楚苗绣和缔造它们的绣娘，在现代化洪流中经历过怎样的故事。

苗绣，丝丝缕缕缠绕、填补于苗族人的生活缝隙中。节庆盛典上踏歌起舞的姑娘翻飞的裙摆，赶集干活的母亲背负孩子的背扇，踏过山路田垄的绣花鞋，是纹样、色彩、针法各异的表达。

绣娘高成春绣一件作品基本两三年起步。她打开二楼工作室的门，墙上几幅绣品光滑细腻，几乎分辨不出一根根的绣线，光泽流转，如同完整的缎面。秘诀在于，她会将一根普通丝线劈开，只用一丝或两丝纤维，搭配平针、双针等针法来绣。

在开始刺绣之前先劈丝，苗族人称之为“破线绣”，苗语发音“páfē”。至这一步骤，还与苏绣等绣种手法相同，构成破线绣独特魅力的的关键要素，是绣娘会将劈开的细丝从皂角米浆中穿过。上浆后的绣线表面光滑平整，使得整件绣品的外观光洁亮泽。

在中国十大名绣中，苗绣的绣法种类最多，其中绉绣、堆绣等绣法只在苗绣中才能见到。

而使用金属最终来完成一件绣品的“锡绣”，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亦绝无仅有。传说苗族先民发现锡与银子的颜色相似，并且不易氧化，于是就有人把锡用于刺绣上，久而久之，锡逐渐成为这一地区苗绣的重要材料。

接受采访时，来自剑河县南寨乡的王梅特意换上了家乡的传统服饰，深色面料上，胸口、前后围腰有数不清的银白色小锡节点缀。

王梅正在给顾客绣一块约20×10cm的绣片，已经绣了一个月左右，最后一道上锡的工序还在进行。她戴上眼镜，将锡箔裁成一两毫米的细条，一端剪成尖状，另一端卷起，用针挑起绣线，将锡条插入勾牢，剪刀一剪，再压严实。在一片绣片上，至少有上万个这样的锡节。

苗绣中的锡绣。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摄

在传统苗绣中，不同的对象往往会有不同的绣法。苗族的打籽绣，每颗疙瘩都像刚露头的蘑菇，整齐紧凑，绣成的花蕊等纹样充满立体感。在绣蝴蝶、龙这类流动感、线条感极强的图案时，回针绣翩然登场。

民艺研究者周乙陶在田野调查时发现，他遇见的年轻绣娘，虽然掌握苗绣的不同绣法技艺，但受制于商业花样的固有要求和市场定位，更由于追求效率，清一色采用最便捷的“平绣”完成花样。

王梅同样面对商业逻辑的挑战。最繁复的锡绣绣品要经过四道工序，得花上至少半年时间，但拿到市场上，新的卖五六千元，旧的两三千元转手。“半年才几千元，一个月都赚不到一千元，而且还有材料。你们买了觉得贵，我们卖掉又觉得不赚钱。”王梅说。

如今，她和家中女性做的锡绣大多拿来自用，她把一双儿女的名字绣在黑底帆布包上，挨着原本印有的一串英文“Othello（奥赛罗）”。

8月末的从江县暑气蒸腾，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并未让35℃的高温降下。绣娘贾前梅在等候入秋，天气变凉，就可以接着把眼前绣了一半的加榜梯田图绣完。

传统苗家人刺绣有许多禁忌，娃娃哭时不能绣，青蛙叫时不能绣，还有贾前梅提到的，手上有汗的时候不能绣。刺绣如同禅修，在无我之境里摒弃杂念与烦躁。许多绣娘爱在半夜两三点时刺绣，那是一天中远离了家务的大段安静时光。

贾前梅从小喜欢“手绣”，也就是全凭双手完成的刺绣。山上干活歇下来时，她和妈妈、妹妹一起，掏出针线布便绣。她曾把妈妈有大花的被面剪下一块用来刺绣，为此挨了顿打。

结婚后，贾前梅开始尝试“手推绣”，即借助缝纫机来刺绣。当时她在赶集时摆摊，卖鞋垫、肚兜、口水兜，还有时兴的嫁妆：电风扇罩、电视机罩、门帘头、蚊帐。由于县里人结婚都来订做，她想到利用机器辅助。

2016年之后，她又回归了手绣。“手推绣只能绣平绣，不可以绣其他的民族绣，所以机遇比较少。”贾前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位苗族绣娘正在绘制苗绣图案。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摄

比手推绣的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是彻底的“机绣”。相比手绣，机绣在针法上同样相形见绌，除最基础的平绣之外，最近也出现了机绣打籽绣，但歪歪扭扭，不及大小一致、排布有序的手作精致。

但1970年代兴起的机绣，仍然以效率与价格优势搅动了苗绣市场，如今的景区、纪念品市场充斥着机绣产品。

甘小芝感到手工发展的压力有增无减，她是国内苗族织锦项目最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在雷山本地创建公司。苗织苗绣不分家，在服饰上常常同时出现，甘小芝与合作的妇女们既做织品，又做绣品。她观察到，不管是银饰，还是织绣，这两年身边的手工艺人都做得很吃力。

2023年在沿海各地考察市场，甘小芝无奈地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机器无疑走得更好。访谈时，一个绣娘正在她的铺面门口就着阳光绣蝴蝶，甘小芝说，这半只拳头大小的蝴蝶，得绣一天，材料费、人工费加起来，最起码要卖一百多元才能覆盖成本，“机器也许几毛钱就可以了”。

“现在政府大力来做民族文化的活动，就有穿民族服装的需求，但是他们大部分是用机器的。”她理解，要达成大批量产业化，使用机器具备天然优势，然而，“我的传承，用什么来保护？”

甘小芝曾在某一线城市目睹过令自己羡慕的景象，几名传承人被聚集起来，一人一小间工作室，每月可得3000元政府补助，售卖的收入也归自己。而她评上的贵州省级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5000元，补助金额在全国居于下游。

在距离雷山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大塘景区，绣娘杨树桢入驻了一间木屋商店，绣片、花带、首饰、包袋，摆满了不足10平米的小空间，价钱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杨树桢指着几个镯子、耳环，那是全店卖得最好的商品，她总结出游客的共性，他们基本上不懂针法，就看配色喜不喜欢，接着看价格。有的物件上的苗绣用了好几种针法，耗时较多，价格相应提高，游客不太买账。

在扶持与市场两条道路都走得不算顺畅的情况下，古老的苗绣手艺投下一个踽踽独行的身影。

面对这样的景象，贾前梅目前还比较乐观：“总是有那么一波人，懂刺绣的人，还会来找你。”不久前，有个绍兴来的顾客打包了贾前梅店里的一大堆东西，也不讨价还价，说是要拿回去给自家民宿做摆设。贾前梅好奇地问，绍兴那边机绣不是很多吗？对方表示，不想要机绣。

以丝线做成的苗绣留存难以超过200年，锡绣上的锡旧了也会变黑，城市的砖房比木屋通风性差，绣品更易发霉变脆，王梅时常要将它们拿出来晾晒。

她同村的一户人家，搬到剑河县城去住，女主人去世后，遗物里的苗装一放就是十多年，无人打理。小姑娘长大了，打开柜子想看看妈妈的东西，拿出来却发现，全部发霉腐烂了，一捏就碎。

传统苗绣常常绣在“土布”上，这是一种棉或麻织成的、厚实有硬度的服装面料。小时候，贾前梅家没钱买布，从地里的棉花种下开始，直至变成布匹，都由自家亲力亲为。染布是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碱、石灰、蓝靛的对比度，稍有不慎就会失调。

盛装的“亮布”是在土布的基础上做的，硬度更上一层。土布染得够深了以后，贾前梅把它放在家门口的青石上，用一个木锤慢慢地捶，把布眼全部锤实，刷蛋清，再拿去蒸，蒸好了之后再去染，重复这些步骤，直至它开始有光泽。最后摘来鸡冠花，把布和它一同蒸，吸收了花青素的布经过晾晒后，闪闪发亮。

两位身着亮布苗服的女性。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摄

从小，甘小芝就被妈妈督促着学织锦和刺绣，那时，女孩做女红的手艺，直接影响能否嫁一个好人家。上初中的她，把整套服装的制作工序完全学会了。就在那时，甘小芝发现新的服装面料多了起来，妈妈教她织的布不再流行。她对妈妈放话，“我学会了，我不再做了，我也不会要你这个东西。”父亲和外出当过军医的爷爷都赞成，让她好好读书。她不用再挣扎于做作业与学织绣的矛盾中，曾几何时，父母总为此争论不休。

只是她没想到，十年后，初出茅庐的她负责村里的妇女工作，兜兜转转，又将针线捧回了手中。

1985年出生的甘小芝，在织绣群体里尚属年轻。高成春合作的绣娘近80人，只有6个人的年龄低于40岁。她们这几年留守家中照顾孩子，孩子一长大，又会出去打工。对于更年轻的苗族女性来说，苗绣只是人生的驿站，她们难以于此驻留。

来找高成春学习的都是“七老八十的”，年轻人往城市跑，即便回来，也不大愿意从事刺绣了。谈起自己的寨子，她轻叹一声，那里几乎变成了空心村，不仅没有年轻人，老人、小孩也少。一批批村民外出务工、上学，或是随着移民搬迁政策住进城里。

“外面觉得很好，但实际上你到里面去，你不要掐着（节庆、景区去），你看到这种凄凉的，找不到任何……像以前大家一起玩，就会有一个娱乐场所，现在哪里有人呢？”高成春顿了顿，“当然生活也是需要进步。”

如今，除了过苗年等节日，苗族青少年平日里极少穿苗装。政府在校服上想办法。2023年，甘小芝为雷山六所小学做了民族校服，设计团队起初提出用土布，甘小芝不赞成，因为这种布穿起来不舒服。在她的建议下，面料更换为现代校服流行的“健康布”。孩子们最终穿的新校服上，绣着两种苗族图腾，男装是铜鼓，女装是蝴蝶。

半个世纪以前，手握针线专心为家人刺绣的苗族人，脑海中思索的是另一个天地。

“这个犁耙的耙，代表耕地。像这个是大秤钩，小这个一截，它就是小秤钩。这是山坳，出来又凹进去。这是捞鱼的渔网……”随着王梅的讲解，面前绣片抽象的几何纹样开始与苗家劳动场景有了勾连。

锡绣的纹饰蕴含了农耕时代苗人一生的追求与寄托，大人头、小人头寓意老人安康、儿孙满堂；牛鞍是苗族人最崇尚的圣物；沟谷指代江山故土；大秤钩、小秤钩指代社会通商；还有鸡脚花，祈求六畜兴旺。

王梅还将村寨里的拦门酒场景绣了出来，没有草稿，纹样就在她心底。画面上的物件各司其职，葫芦用来盛放酒，竹子保护着它，分别来自公牛与母牛的一对牛角杯，会被热情的苗人递到客人嘴边。

“苗族本身没有文字的记载，她是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高成春说起，每个地区、每个支系的苗绣都离不开鸟、蝴蝶、枫香树这几个元素。

高成春的苗绣作品，画面中部是巨大的鸟和蛙，上下排列着其人类“子孙”。受访者供图

五千多年前，被苗族尊奉为祖先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在涿鹿大战中不敌黄帝，溃退中原，从此开启了一场没有尽头的迁徙。由于历史上的大变乱和大迁徙，苗族人偏处深山老林，失去了完善民族文字的机会。苗族刺绣的特有图案，恰恰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古代文字的结晶。

苗族古歌《枫木歌》唱道：“砍倒枫木树，树心生妹留，树梢生鸲鹆……妹榜妹留呵，生十二个宝，下十二个蛋。会生不会抱，会下不会孵。鸲鹆替她抱，鸲鹆帮她孵。”讲的是上古有棵大枫香树，孕育了妹榜妹留和鸲鹆，鸲鹆是一种神鸟，妹榜妹留是蝴蝶妈妈——苗族传说中万物的始祖。蝴蝶妈妈和水泡“游方”（恋爱），生了十二个蛋，经鸲鹆三年历尽艰辛的孵化，才孵化出龙、雷公等自然物和人类的始祖姜央。

于是，苗族把鸟、蝴蝶、枫香树的形象刺绣在衣服、帽子和一些定情物上，永志不忘。

“大部分的文化元素都记载在盛装上，很小的一片空间，会把所有的符号都体现在上面。”传统图案已深深刻入高成春心里，她可以信手在纸上画出满幅图样，密密麻麻的龙纹中央，有屋顶如鸟翼翘起的祖屋，庇护着下方的姜央。五彩斑斓的绣线覆盖图样，最终，一枚枚绣片被缝上苗族姑娘的盛装，陪伴她往后的岁月。

成为商品后，苗绣的面目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现代都市审美喜好，反过来影响着苗绣的纹样与色彩，这在旅游业发达的寨子里尤为明显。

郎德苗寨的民宿老板娘陈兰珍，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自己童年时与现在的衣服绣片，同样出自母亲之手，过去精致的小花变成了一大朵，花瓣远看有点像蟹爪。“可能就是这阵流行这样的，如果你绣那么小的，你到那种（节庆）场面，人家都穿大花，你穿小花，感觉就比较别扭。”在她的印象里，大花席卷芦笙场是近五年的事情。

定居凯里多年的高成春，也时常看见街上都是“那种大玫瑰”，“本民族的东西就有这么多，他们不要，要去盲目地学别人的东西。”

在黔东南县城街头，偶尔能看见一些中年苗族女性身着短衣、围腰，这是苗族的“常服”，也即日常生活装。

与常服相对的是“盛装”，通常在节庆场合穿。常服朴素，花纹小而简单，盛装的衣袖、衣边、肩背均用挑、绉等绣法绣成各种图案，穿时还要头戴银角，颈系项圈，再饰以银头花、银簪、银手镯、银锁、耳环、戒指等。

“嫁衣”是盛装里的盛装。每个苗族姑娘，从小就要准备一套最美最精致的盛装作为嫁衣，随不同支系款式的复杂程度，短则花费1-2年，长则要绣上5-6年。

高成春的苗绣作品——苗族女性盛装中的飘带裙，包含上百片绣片。受访者供图

高成春6岁开始绣自己的嫁衣，懵懂的她不了解背后的含义，只想着家家姑娘都有一件这样的衣服，自己的绣工可不能落后于她们。

下雨天，或是太阳毒辣的日子，众人不用干农活，她拎起针线布，和其他姑娘们聚集在某户人家，聊着天，手中刺绣不停。这种时候，老人们也会走过来，教大家唱古歌。歌中有绣，绣中有歌，苗绣的图案与精神，大多源自于古歌，苗绣又比容易遗忘的古歌更能保持原生的记忆。

制作嫁衣的过程，也是一场家族各代女性的接力。10岁左右，高成春绣完了所有绣片。妈妈、姥姥、奶奶将十几张上衣绣片和一百三十多条裙子绣片缝合，她接过来时，已是一套完整的盛装嫁衣。最初，衣服的轮廓从布料中剪裁而出，也经过了家中长辈温暖的手。衣服细密的质感里，藏有妈妈们的体贴与祝福。

她第一次穿自己的嫁衣，是在苗族十三年一次的传统节日鼓藏节上，后来，就是自己出嫁那日。

高成春没有女儿，但她在这些年里，做了不少盛装嫁衣，从无到有，至少要两三年，一套最耗时的衣服花去了她六年时光。做完以后，买家广西女孩来取，高成春萌生了强烈的不舍，“感觉是像卖儿卖女”。

母亲为女儿准备嫁妆的心情，她太了解，“一定要做很漂亮的，绣一套非常好的，她把她经历的、盼望的、精神寄托的，全部绣在那里面送给你了。”

只是，她做的“嫁妆”，都已散落天涯，不复相见了。

刺绣之于苗族女性的意义，远不止于提供物质层面的温饱。绣娘杨树桢的父亲过世得早，母亲独自生活，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与抑郁症。每天，她要么陷于漫长的出神，要么只能唱山歌，或是拼命地种田。发病严重时，她都认不得自己的儿女了，却还不忘刺绣。“坐在家里，她就这样子不停地绣，绣到她去世为止。”

那时，苗族女子读书不多，刺绣成了构筑与倾诉个人情感的出口。在山间干活，一旦歇下来，她们便会从围腰的兜里掏出工具，手拿绣样，一针一线，许多美丽的刺绣就这样诞生在日晒虫鸣里。

虽然从事了几十年刺绣，高成春依然对老一辈的手艺自愧弗如，“她们确实是非常尽心来做，刺绣必须心是特别安静的，浮躁了，做不了这个东西。”

南方周末记者朱圆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