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以“远程奔袭”和“猛虎掏心”的战术，一举攻占了川陕鄂三省要冲的襄阳、樊城，俘虏了时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二人。

出乎意料的是，康泽是以“战俘”身份迎接未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而郭勋祺则被刘邓二人乃至远道而来的华东军区司令员奉为座上宾，并旋即投入到策应我军解放大西南工作中来。同是战败被俘，郭勋祺为何能获此殊荣？

要知道，13年前在遵义的土城镇，郭勋祺以两个旅的兵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如果不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及时回防和教员果断下令红军西渡赤水河，战局发展或许犹未可知。尽管如此，但郭勋祺依旧在我军阵营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较高的评价，究其原因，离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陈毅。

1922年，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回到家乡四川并加入了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一年后入党。在此期间，经家族中人介绍，他结识了时任川军第65旅旅长的郭勋祺。郭勋祺年长陈毅6岁，加之在旧军队中摸爬滚打多年，早已是小有名气的川军将领了，但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思潮影响下，他的思想却并未像周边人那般封闭狭隘，反而对我党的一系列进步思想持积极包容的态度。

不仅陈毅与之交谈甚欢，朱老总和刘伯承等四川籍将领也都相继在川军中站稳了脚跟，并伺机开展兵运工作。

1927年3月31日，刘湘于重庆悍然下令武力解散市民大会和工人纠察队，镇压游行群众并逮捕进步人士，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

尽管重庆此时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但由合川赶赴重庆汇报工作的陈毅却对此毫不知情。面对全城戒严的紧张形势和遍地搜捕的军警，陈毅只得私下联系郭勋祺设法走脱，最终在郭勋祺的运作下安然由重庆回到武汉。

这是陈毅和郭勋祺在革命时期的首次重要交集，也为日后郭勋祺再度与陈毅会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5年1月下旬，接到老蒋关于川军入黔协助黔军追击红军的指令后，刘湘指示郭勋祺率两个旅的部队进入贵州遵义。就刘湘个人而言，他既不希望出兵同红军交战，也不希望红军西渡赤水河，派郭勋祺这样一位作战勇猛且与我军有着一定程度“私交”的将领出马，自然是万全之策。

一边是各为其主，一边是老蒋下属中央军的步步紧逼，郭勋祺不得已硬着头皮与我军在土城地区展开了激战。好在教员果断下达了西渡赤水河的命令，红军辗转进入云南境内的扎西地区，而郭勋祺也点到为止，再未进行追击行动。

抗战初期，郭勋祺奉命赴皖南地区的青阳木镇组建国民革命军第50军军部，也正是于此处，他与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再次携手走到了一起。一方面，双方在对敌作战上协同配合，取得了如芜湖伏击战等胜利；另一方面，原本作为“杂牌军”并没有多少富足枪支弹药的郭勋祺，仍坚定大方的拨出一部分以支援新四军抗战。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这些动作也很快传到老蒋的耳中。彼时的老蒋早有解散新四军的想法，而郭勋祺一味频频接触新四军将领，无疑触犯了他的逆鳞。1939年底，郭勋祺被老蒋撤职查办，此后直至1948年初这段时间，他多以军政部副员、第二十六军军官总队长、中央训练团副主任等闲职示人。

1948年春，老蒋重新启用了郭勋祺，对于这个决定，一方面是老蒋手中的确无合适将领可用的窘迫现状所致，另一方面是郭勋祺曾在土城之战和抗战初期中展现出了刚毅勇猛的特质，加之在川军中负有一定威望，况且有自己的“十三太保”之一康泽的主持和监视，老蒋也就没有思虑太多。

当然，对于这项“赶鸭子上架”式的任命，郭勋祺内心是抗拒的，一来当时解放战争胜负局面基本算是一目了然了，再与我军交战无异于是以卵击石的“炮灰”行为；二来川军内部也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很难形成统一的作战共识和行动。

只不过，在民革创建者之一、著名军事家杨杰的建议下，郭勋祺最终还是欣然接受了任命。杨杰的理由很客观，即借此控制川军中的一部分兵力，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

4个月后，襄樊战役结束。作为四川老乡的刘伯承和陈毅二人专门在野战军司令部为郭勋祺“接风洗尘”，感动之余，郭勋祺说出了自己“一正一反”的两个想法。

“正”面想法容易理解，那就是继续回到四川对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人进行策反，协助我军解放西南地区；而“反”面的想法则源于抗战期间自己的一个坦诚想法遭到了时任新四军政委项英的“断然拒绝”。这又从何说起呢？

原来，得知自己将被撤职处理的郭勋祺主动找到新四军政委项英，表达了要将所属川军全部交由新四军统一指挥抗日的想法，出乎他的意料，项英却“无情”拒绝了。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形成，如若私下接收川军入列，难免会被别有用心的老蒋扣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也会为他发动对新四军的进攻提供堂而皇之的理由；二来对于当时物资和后勤补给匮乏的新四军而言，一时也很难全部容纳数量如此之多的一个军官兵，这也是现实形势所迫。

当陈毅开诚布公的向郭勋祺诠释完其中缘由，郭勋祺的心结也算是彻底打开，自此踏上了为解放大西南而努力的道路。

相比之下，作为郭勋祺“直接领导”的康泽，则不可避免的成为日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阶下囚”，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康泽本人和他热衷参与组建的特务机构“复兴社”。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有着“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机构并驾齐驱的传统，而军统的前身，则是成立于1931年的“中华复兴社”，康泽出任社长一职，成了老蒋名副其实的“十三太保”之一。听起来名字充满革命意味，但复兴社实际上却充当了臭名昭著的特务活动集中营。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康泽在贯彻老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上可谓不折不扣，他组织复兴社成员先后通过保甲连坐制度、收容地主恶霸、打入红军内部特务等形式制造了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也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建设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

其次，康泽本人也是个坚定站在反对我党阵营的“顽固派”代表，这个从他日后在功德林改造时的种种反抗和不配合行为也可一窥究竟，当然，也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像郭勋祺那般充当解放大西南的“先行者”，最终的结局只剩接受教育改造了。

于是，襄樊战役中国民党阵营中的两位最高指挥官康泽和郭勋祺，就这样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径，真可谓“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