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后，陈云主持召开了会议，全国共有100多名委员参加。

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丽英也参加了会议，但就在会议后不久，刘丽英便接到了组织上下达的调令，调刘丽英到中纪委做专职委员。

刘丽英接到调令后并没有迟疑，立即返回沈阳办理交接手续，2月份就到了中纪委报到。

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刘丽英曾受党组织委派，参与“两案”审讯、审判工作，人们也是在电视上看到了她坐在审判席上飒爽英姿的样子，才了解了她这个人。

尽管调中央工作这一年，刘丽英已经47岁，然而她的人生精彩纷呈的一页，才被刚刚拉开帷幕……

人们都认为，刘丽英之所以被调到中纪委工作，是因为在1978年报纸上，曾刊载过刘丽英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同“四人帮”做斗争的事迹。

刘丽英是山东东平人，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青年同盟。当时东北民主青年同盟主要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48年7月，刘丽英考入哈尔滨公安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市公安局。1963年8月又被调到了沈阳市组织部，不久后又调回公安局工作。

在那个特殊年代，刘丽英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但自始至终坚贞不屈，其手腕上至晚年时仍然留着当年手铐的印记。也因为她曾亲眼目睹过国家法纪被严重践踏，内心深处强烈的正义感，使得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扭转这一种现象。

刘丽英恢复工作后，先是被安排在沈阳市建筑工程局工作，后来又被调回沈阳市公安局。

1979年中纪委恢复重建后，刘丽英便被调到中纪委做专职委员。

中纪委最初恢复工作时，所有人几乎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工作，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在岗位上工作9年，主抓了很多党风建设工作，面对严峻的形势，陈云也曾喊出过一句话：

“纪委不能做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陈云的话，无疑是给所有的纪委工作人员定下了一条办事准绳。

刘丽英显然也要面对这些问题，但她常年在公安系统工作，在经验上无疑要比别人更加丰富一些。她在中纪委办公期间，始终坚持原则，其刚正不阿的处事原则也被群众称为是“女包公”、纪检“铁娘子”。

中纪委成立之初，因为没有经验，一开始就只有两个检查室，一室主要负责联系企业，二室负责联系党政机关、公检法。刘丽英任二室副主任。

可随着后来事务的增多，组织上后来特别调出刘丽英，让她筹组第三室，专门负责地方工作，主要联系东北、华北8个省市。

因为工作人员少，第三室成立之初一下子有些忙不过来，尽管大家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但有时仍然要忙到半夜一两点，刘丽英回忆起这段往事是也曾坦言：

“我当时最怕半夜电话响，怕案子出差错，怕发生冤假错案。”

可即便如此，面对每一桩案件，刘丽英都有严苛的要求：

“办案一定要“板上钉钉带拐弯”，就是你这个案子查完以后，钉了钉子还不行，还得拐弯儿，钉能拔出来，拐弯就拔不出来了。”

让刘丽英影响最深刻的是运城的“张戈案”。

1983年，时任中纪委第三室主任的刘丽英接到了运城纪检干部张戈寄来的鸡毛信，反映当地一些干部私自挪用扶贫救济款、贪占国家防洪建材建私宅的问题。张戈因为秉公查案，遭到了针对，甚至就连家人也受到了影响。

刘丽英接到信后，立即动身赶赴运城，参与调查，刘丽英并没有一味相信递交上来的报告，而是对张戈信中提到的一些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最终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专案组经过了大量调查后，最终为张戈平反，还把领导干部建私房的典型案例一一曝光，对贪污扶贫救济款、盗用防洪建材的领导干部严厉惩处。

通过办理这件案子，刘丽萍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制度，为后来人铺平了道路。

事实上，整个调查案件的过程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其实当中的阻力不少。

不过随着后来工作的推进，刘丽英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多。

1982年年初，刘丽英带着中纪委专案组，来到东北调查一桩贪污索回案件。

刘丽英本身就是东北走出来的干部，对于她而言，查老家的案件难度很大，有时还会遇到请客说情的。

这起案件中，主犯张某的父亲是某市市委副书记，刘丽英在查案的过程中，还特别嘱咐省委干部：

“这个案子应作为要案追查，特别要查清主犯的父亲、那个市委副书记的问题。”

刘丽英目光如炬，很清楚这个案子的重点在哪儿，后来省委出了调查结果后发现，张某的父亲果然牵涉其中，但省委部分领导干部提出可以从轻处理，理由是张父过去工作一直不错，在特殊时期，曾遭受过迫害。

面对此种情况，刘丽英自然难掩愤慨：

“这是什么逻辑？受过迫害就可以胡作非为？党章上哪一条规定受过迫害的人可以享受豁免权？”

有时候纪检干部查案，遭遇的阻力更大，刘丽英下地方走访调查时，就时常受到犯罪分子威胁，甚至还有人恶狠狠的叫嚣：

“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甚至于每到一地调查，都会遭遇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但刘丽英总是毫不畏惧：

“关系到谁就查谁，看看到底是坏人的关系网大还是党大！”

有一次，刘丽英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话称：

“有人说我们管得太宽了，我要说，这里有的党员干部违法乱纪，有的司法人员执法犯法，我们就要管，管到底！”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年的办案中，刘丽英也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没有动摇信念，坚持一查到底。

从1983年开始，刘丽英参与破获过许多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

1985年，中纪委接到举报，称时任江西省省长的倪献策多次违规违纪的情况，中纪委立即派出以刘丽英为首的专案组赶赴江西。并依托于大量的铁证，查办了倪献策。

盖因倪献策在江西任职多年，根深蒂固，专案组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刘丽英却不信这个邪，坚持深入调查：

“党的纪律就是铁的纪律，无论是谁都应该一视同仁。”

1994年，无锡一名妇女邓斌勾结北京市国安局的干部，非法集资达32亿元人民币。因为案件牵连人数众多，涉及范围广大，直接引起了中央注意，中纪委当时派出的联合专案调查组负责人就是刘丽英。

也是从这一案件开始，刘丽英才第一次被媒体所关注。

邓斌是江西樟树人，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因为天生一张巧嘴，很早就开始做投机生意，一开始只是帮厂子里的工人代买一些紧俏品，但偶尔有时候买不到，为了搪塞就拿市面上更高价值的东西来充数，但这样一来钱也出现短缺，于是邓斌开始集资来填补窟窿。

也因为这个缘故，邓斌被工厂开除了，但她仍然不老实本分，做小生意失败后，邓斌又走上代买紧俏货物的路。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市场经济迅速繁荣，无疑给邓斌提供了机会，加上那时法律法规也不健全，邓斌后来将集资这一套把戏玩儿的炉火纯青。

1985年，邓斌到深圳做生意，凭借一张利嘴拉人集资，而且他还告诉集资人，每笔资金的盈利在60%以上，短时间内便聚集大量资本。

1991年，邓斌任总经理的无锡新兴工贸联合公司开业，集资达3.86亿，但亏欠的数额便高达上千万，为了弥补窟窿，就只能继续集新资还旧债。

更重要的是，在邓斌这场“集资游戏”，无数的人被拉拢下水，刘丽英后来调查案件时，通过邓斌一个人层层抽丝剥茧，引发的案中案竟然高达85件，被追究的党员干部竟然近百人之多。

邓斌一开始被捕以后，也知道自己罪行深重，并不主动开口交待，刘丽英决定亲自提审。

几个会合后，邓斌才意识到眼前这个人不一般，一问之下才知道：

“你是中纪委的……你是刘丽英！”

“如果你要早来审我，我也不会拖着这么久不说了。”

1999年初，沈阳“慕马案”案发，6月份，一封举报信递到了中央。引起了中纪委高度关注。

1999年7月2日，中纪委专案组人员赶赴沈阳调查。

对于刘丽英而言，办案的难度在于地点，因为她本身也是沈阳走出去的干部，涉及到说情的、打招呼的人很多。

“我是沈阳出来的，查老家的案子，挺难的。但交给你任务了，不认真查不行。”

刘丽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埋头扎进案卷堆里，拒绝任何人说情。

据资料记载，沈阳“慕马案”总涉案人员就达到百余人之多，其中还涉及副省级1人，副市级4人，仅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

1997年9月，刘丽英担任了中纪委副书记。

也因为曾亲手经过几个大案要案，刘丽英后来被人称为是当代“女包公”，然而刘丽英却告诉别人：

“我没有更高的水平，只是办案别办错案，别办成假案。”

可想要严肃认真一查到底，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

查办沈阳“慕马案”时，犯罪人员的家属四处活动，干扰办案，甚至还有部分专案组成员收受贿赂，刘丽英也因为自己的铁面无私，被人诬告包庇罪犯，甚至还有人污蔑刘丽英的儿子为罪犯说情受贿400万，甚至举报信就直接递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手中。

刘丽英心里很清楚，这帮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自己弄走，阻挠自己继续查案下去。

当时，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找到刘丽英同她谈话，肯定她为人的同时也鼓励她：

“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才有人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

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让刘丽英很受感动，但她也建议中央，派出调查组调查她儿子的情况，最终调查组依据调查的事实，还了刘丽英儿子的清白。

刘丽英的儿子后来还对母亲调侃的说：

“到处得罪人，看你退休了到哪去。”

结果刘丽英直接说了一句：

“就在北京待着，干咱们这行没点原则能行吗？”

事实上，尽管经手了如此之多的大案要案，但在媒体的宣传中，却很少能看到刘丽英的身影，事实上如果不是从资料中记载看到，我们也很难发现，她在办案中所承受的压力。

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还有一方面，也同刘丽英本身低调的处事风格有关。

与刘丽英共事过的人都称：

“刘丽英其实是一个极其和蔼的老太太，跟你家邻居老太太差不多。”

刘丽英在沈阳查办“慕马案”期间，一次他们的车驶过大院，碰上了在冰天雪地中执勤的小战士，刘丽英立即命令司机把车倒回去，下车后还同小战士握手道谢，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刘丽英生活中很是低调，即便是在中纪委办公大厅的宣传栏照片里，也很难找到她的身影，以至于后来开人大会时，新闻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直接向她提意见，希望她能多多配合宣传，刘丽英虽然接受了意见，但习惯依然没怎么改变：

“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庆典，不参加吃请。”

话又说回来，刘丽英在她的工作生涯中，其实接受过一次采访，就是在黑龙江接受《明鉴》杂志的两位记者采访。那也是刘丽英工作生涯中唯一一次接受采访。

后来又有记者上门，向刘丽英的秘书提出采访的请求，但被秘书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记者指出刘丽英受过《明鉴》杂志采访时，秘书还特意更正了他们的说法：

“他们是在工作中有所接触，不是采访。”

《明鉴》的两位记者于佩琴、张卓桥后来将他们与刘丽英的谈话整理成问答形式的文章，在发表之前还特意用传真传过来让刘丽英审稿。

刘丽英接过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提起笔，将文章里面大段描述自己个人和家庭的内容划去了。

“咱们纪检干部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应该认真查办案件，没什么值得炫燿的。”

在中纪委工作24年，刘丽英带头遵守纪律，她要求工作人员，铃声一响，每个人都必须坐在她的办公位置上，无论他们住的地方多么远，包括刘丽英自己，基本上在单位，她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1997年，刘丽英被选为中纪委常委、副书记时，已经65岁，后来谈到这件往事是，刘丽英还坦言：

“已经准备退下来。”

可在党和人民赋予的重要使命面前，刘丽英还是选择披挂上马。

因为常年在一线，刘丽英的身体情况也很差。

在沈阳办“慕马案”一次讨论案件时，刘丽英因为心脏原因昏倒，但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却是：

“接着说，后面的情况是什么。”

2002年11月，操劳辛苦了一辈子的刘丽英正式离休。

2018年，刘丽英还对来采访自己的记者说：

“我离休16年了，谁来我都问，有没有翻案的，他们说到现在也没有，都是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刘丽英出生于1932年，47岁被调到中纪委参加工作，前后24年，破获大案要案无数，秉公执法，清廉无私，这份高尚的人格让人敬仰。从1983年开始，刘丽英便当选为中纪委常委，后来更是连任了四届中纪委常委，1997年不仅当选常委，还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2001年又连任了中纪委书记。

因连续破获多起大案要案，也成为刘丽英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刘丽英晚年坦言：

“我一辈子追求正义，可以说，我的愿望真正地实现，是在中央纪委。”

多年的辛酸苦辣，也让刘丽英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党组织正式批准同意，刘丽英于2002年离休，当时她已经71岁。

无论刘丽英是否喜欢，“女包公”这个称为将始终会伴随着她。

如今刘丽英已经年过九旬，生活逐渐安稳后，她的身体情况也逐渐好转，她仍然如往常一般过着平淡的日子，就如同邻家老太太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