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原西路军女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老人以70岁高龄，重新回到了当年西路军征战的河西走廊。

老人在戈壁滩上迎着风沙一连走访调查了很多日子，查访到了不少流散于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后来他给中央递了一封报告上去：

“流落在甘肃、青海和宁夏的西路军失散人员尚存1100余人，其中甘肃800余人，青海200余人、宁夏100余人。”

与王定国随行的还有伍修权，他对一路走过来看到这些西路军红军老战士有着很深的感触，特别是看到了他们生活依然很艰难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与王定国一起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封信，如实反映了这些情况。

对于这封来信，胡耀邦十分重视，特意批转给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并要求他们联合出台各种政策，给这些西路军老红军战士给予适当照顾。

1984年2月29日，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解决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的通知》。

中央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极大的改善了这些老红军战士的生活环境。

从此以后，这些老人由原来的“红军流散人员”的称呼，正式转变为“红军西路军老战士”。

1936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同苏联联系的通道。

那时的宁夏地域辽阔，同外蒙接壤，如果红军能够夺取宁夏，然后再控制甘西，就能够从外蒙古、新疆两个方向上同苏联打通关系，直接获取战略物资。

据亲身经历过西路军事件的陈云在1981年11月22日同李先念谈话时就说过：

“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儿，而且在新疆靠近边界的位置上曾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不过因敌情变化，加上张国焘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只有一部分渡过了黄河。

当时，胡宗南部已经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

1936年11月8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已经渡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于是，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孤立无援的西路军遭到了西北二马重兵围剿，以至于遭到惨败。

军史专家郝成铭后来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西路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西路军劣势昭然。”

据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西路军兵败的原因：

“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当时，西路军占领的一条山、铁佛寺一线人烟稀少，就连食水都存在困难，更不要提武器弹药，因此不得不选择向“古、大、平、凉”行进。

时值寒冬季节，西路军两万余红军战士，尚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只好把缴获地主家里的毛毡拿来剪成衣服披在身上御寒。

“剪一个方方正正的，当中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弄一个草绳这么一拴，这就是我们的棉衣。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弄到脚上，一下子包住，用一个绳子拴住。冻坏了就烤火，结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脚掉的，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称：

“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敢放枪了，最后就是拼大刀。”

至于医药，那就更短缺了，西路军指战员受伤以后，也根本得不到治疗，而且也没有那个环境。

据原30军267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回忆：

“当时环境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没有棉花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它不愈合，反而长出来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药，然后它又长出来了。”

整个作战过程中，西路军指战员作战不可谓不英勇，可在优势的敌人面前也是有心无力。

至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失败，剩余兵力不足3000余人。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做出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剩余的部队兵分三路进入祁连山打游击，除了李先念率领的一路沿着祁连山西进入新疆，保存了400余人的完整队伍外，另外两个支队只有少部分人回到延安，大部分壮烈牺牲。

更为关键的是，对于西路军指战员而言，如果能牺牲在战场上，倒也算是一了百了，如果是被敌人俘虏，最终的结果可能比死还艰难。

马家军对于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毫无人道可言。

根据详细的资料统计，西路军牺牲的人数达7000多人以上，其中包括团以上干部143人，军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以后遭遇虐杀、活埋者达5600余人，最后经营救返回延安者有4700余人（对西路军的营救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40年以后），另外流落在各地的指战员有4500余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组织各地群众收殓了散落在各处的红军遗骸。

据曾任马步芳参议的西宁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马子文回忆建国后自己亲自参与发掘掩埋西路军红军战士的万人坑：

“1955年，由我负责挖掘活埋红军的万人坑。西路军战士遗体挖掘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苦水沟，三个坑，挖出人头1000左右。一处在南城门里头，当时有两个庙，一个叫火神庙，一个叫三官庙。火神庙有三个坑，挖出人头700左右。万人坑中还挖出一些烈士遗物，其中有一张湘鄂赣的布钱票。还挖出一个小人头。每10个人头装一个红布口袋。那时是我数的，总数1700个人头。”

这也仅仅只是其中一部分。

最让马子文印象深刻的时，他在凉州曾见过这些被俘的战士，心中实在不忍心，就问了一句：

“你们吃这样的苦是图了啥？”

几个年轻的小战士回答：

“我们是为了主义，生是为了主义，死也是为了主义。”

许多被发掘出来的战士遗骨，大多都遍布创伤，根据分析是用镢头、榔头、木棍、铁锨等铁木石器砸的。

发掘现场所展现出来的情形，令许多自发前来祭奠哀悼的百姓痛哭不已。

最受苦的无疑还是被俘的女红军战士，因为她们基本上都遭到了凌辱。

为了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绝大多数的女红军战士都选择了先服从。

据西路军直属妇女工兵营三连连长、指导员刘汉润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称：

“我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小命保下来，将来再革命嘛。”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在祁连山区跟敌人周旋了一个月，因队伍被打散而被俘，被一个叫马进昌的人看中挑回家当小老婆，当时她心里的想法是：

“我没死、没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

1939年3月，王泉媛与西路军女战士王秀珍从魔窟逃脱后，几经辗转到了兰州，结果被八路军办事处告知：

“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

王泉媛没办法，带着办事处给的5块钱回了老家江西，从此隐姓埋名过活。

其实相比之下，王泉媛算是幸运的。

1962年春节前后，朱老总、康克清重回井冈山，想起了王泉媛，叮嘱地方一定要找到她的下落，最终在老家吉安发现了她，在康克清的嘱咐下，王泉媛又重新恢复了工作。

一直到八十年代，王泉媛才和分别近50年的丈夫王首道再见，当时她已经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

王泉媛一生无子女，后来抚养了六个孤儿长大成人。

2009年4月5日，王泉媛病逝于江西太和县。

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在部队血战戈壁滩时，已经身怀六甲，部队从倪家营子撤出时，她在沙漠里生下了孩子，可惜因为环境太恶劣，孩子没能活下来，就被埋在了沙堆里。

也因为这个缘故，张琴秋落下了病根，终身未能生育，到后来建国后，一听说在河西走廊上找到遗留的红军的孩子，张琴秋就精神紧张，还会发作妇女病。

还有一部分红军女战士，忍辱负重，只为保护烈士的后代。

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夫人杨文局当时已经怀有八个月身孕，在转战祁连山途中被马家军俘虏，因为半路上要生孩子，敌人就直接把她给扔下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丈夫郑义斋的遗腹子郑盟海。

饥寒交迫时，杨文局被路过的一个皮匠搭救，后来这个皮匠成了她丈夫，也因这段婚姻，杨文局母子才保住了性命，并幸运的活了下来。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途中与西路军前进剧团演员陈淑娥谈了恋爱，因时间仓促，未及向组织上汇报，孙玉清牺牲时，陈淑娥也身怀六甲，因为生的年轻貌美，她被强掳为马家军一个军官的小妾。

为了保护好烈士的后代，陈淑娥一直忍辱负重，生下孩子以后，她就把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只有趁着马家军不注意，她才能去看一眼，喂一口奶。

孩子长大后被取名叫刘龙。

1950年正月，刘龙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成了一名志愿军的战士。

一直到五年后回国，刘龙才知道自己生母还活着，已经长大成人的他也知道了为了保护他，母亲吃了无尽的苦。

能够回到部队的原西路军红军女战士基本上是少数，其中绝大多数都流散于民间。

1984年，甘肃省妇联做过一次调查，省内流散的女红军战士有231人，多数是原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战士，而青海流散民间的女红军有136人，全部都是原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战士。

不少西路军战士在部队被打散以后，仍然遭到敌人迫害，幸而受到当地百姓庇护，得以幸免于难，后来有一部分伤愈以后，就留在了当地结婚生子。

一直到建国后，才陆续有西路军战士陆续返回原籍。

比如甘肃临泽县在救助西路军战士上出了不少感人事迹。

黄家堡农民田傲年、王春香夫妇曾先后收留过七名要饭的西路军战士，并为他们疗伤，做衣服做鞋，不幸的是，因被人告密，当时藏在田傲年家的无名红军战士被敌人抓住杀害，田傲年本人也被捕，在狱中受尽拷打，后来是家里出了五枚银元、大米一斗五升才获释。

1937年2月24日，住在鸭翅渠的徐菊香夫妇家中来了九名讨饭的西路军战士，徐菊香夫妇不顾危险，将他们藏在家中，照顾了二十多天，后来因被人告密，徐菊香被反动当局抓捕，被县政府警察捆绑拷打，但自始至终，徐菊香都没有透露西路军战士的下落。

……

不少受到搭救的西路军战士都因此活了下来，一直到建国后还有联系，还有一部分幸运的回到了队伍中。

对流落的西路军人员实行救助，其实从建国初年就已经有了，只是当时只是局限于地方政府。

建国初年，临泽县就统计过流落在全县的西路军战士，并制定了响应的政策补助，如返回原籍着，临泽县还会给予适当的补贴。

1962年以后，临泽县对生活困难的流落西路军老战士逐年给予优待劳动日和提高定期定量补助标准。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路军的事迹不为人所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对西路军的研究才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与此同时，对流落在民间的西路军战士的生活情况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党中央的关照下，对这些流落在民间的西路军战士落实了老红军政策：

“西路军失败不是你们的责任，被俘也不是你们的责任，你们理应受到老红军战士的荣誉和照顾。”

1983年夏，兰州市委举办了一次招待会，邀请了一部分还在世的西路军老战士出席，陈淑娥也受邀出席了招待会，并在会上见到了王定国等老战友，这位老人吃了半辈子的苦，骤然间见到如此多的战友，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哭。

对陈淑娥而言，更难之初在于，当年她与孙玉清将军只是情投意合，但并没有向组织上汇报婚姻情况，那么她的身份又该如何界定，儿子的身份又该如何界定？

作家董汉河早些年就上门拜访过陈淑娥，一开始他还不大相信，孙玉清有后人。

可来引见的老红军夫妇信誓旦旦的说：

“那个人就是被马步芳在西宁杀害的孙玉清军长的儿子。”

董汉河满腹狐疑：

“孙将军的儿子怎么姓刘呢？”

一直到见了陈淑娥以后，董汉河才从他的口中得知了他们母子这些年来的经历。

1987年10月21日，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途经兰州时执意要去见一见陈淑娥。

陈明义将军原来任西路军总部作战参谋，见过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两人彼此很熟悉，知道将军可能有后人后，坚持要登门拜访，在董汉河的指引下，他来到了陈淑娥居住的小平房，并见到了她的儿子刘龙。

一见面，陈明义就注意到，刘龙的脸庞确实有点像当年的孙玉清，只是对烈士遗孤的认定，他也无能为力。

不少人也是顾虑到现实因素，毕竟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摆在那里。

对于孙玉清烈士的子女的认定，经历了一段波折。

在王定国等一大部分红军老战士的奔走呼号之下，人民政府也最终承认，陈淑娥的儿子是孙玉清烈士的遗孤。

2005年8月，一生历经艰难的陈淑娥在兰州去世，享年90岁，陈淑娥的晚年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没能找到孙玉清将军头的下落。

当年，孙玉清将军被俘后，不屈被害，头颅也被敌人砍下，在各地巡回示众，还被马步芳拍成照片发到南京向蒋介石请赏，但随后便遗失下落不明，建国后西宁烈士陵园安葬的只是将军的遗体，头颅仍然不知下落。

这或许也将成为一个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