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刘秀打天下靠豪族，但专制皇权与豪族势力天生就是对立的。所以，刘秀到底是如何搞定豪族，让他们安安生生老老实实，而不影响国家发展与自己皇权的呢？我总结了他两大基本招数与原则：

第一，坚决不诛豪族功臣们。只要他们不谋反，但有罪过，一概不纠。这没办法，刘秀生性怀柔，又是以一干同乡、同学为骨干艰难创业，要他违背友谊处死伙伴，他实在下不去这个手。事实上，刘秀可以说是古今帝王中最重感情的一位，他才是真正拿功臣当兄弟的，甚至每次给他们写信，都自称“吾”而不是称“朕”，可见其亲密无间。

当然，政治讲究恩威并重，赏罚分明。一个领袖如果太老好人，他的权威会不会受到挑战呢？他的手下功臣又会不会暗起异心呢？

这些个问题，困扰着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开国帝王，可刘秀对此一点儿都不担心，因为他不管是在权谋上、战功上，还是在血统上、魅力上，乃至军、政、才、德、帅气程度，无论哪个方面，都比东汉开国功臣们高出不止一筹。功臣们能解决的事情，刘秀也能解决，功臣们不能解决的事情，刘秀还能解决，甚至整个东汉统一之战与开国中兴的大战略，都是刘秀一人提出，其他人只是负责执行而已。所以刘秀对自己的皇位有着无比的安全感，想不当都不行！这，便是一种居庙堂之高而不畏浮云遮望眼的从容，有了这种从容，他自不怕功臣造反，功臣也没人敢造反，他们心知自己本领再大，也不可能玩儿得过刘秀，所以只能乖乖折服于他的脚下。

在这一点上刘秀就比他的先祖刘邦幸运多了。刘邦的功臣，像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都是在军事上顶尖儿的人物，即使周勃、陈平、樊哙等亲信，也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刘邦自打坐上皇帝宝座起，就没有一刻安生过。正如南宋叶适所言：“光武材过诸将以气柔之，高祖才不及诸将以气挫之。”可谓一语中的。

所以，跟刘邦比起来，刘秀在处理功臣问题上，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具体做法——即以功臣开国，而以文吏治国；坐稳江山后，就打发功臣退居二线，完其爵禄，并解散其军队，去其兵权，有大事才召他们参加朝会，有点像现在政协委员的意思。这就是史家所谓“退功臣，进文吏”。而刘秀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怕跟功臣撕破脸。毕竟，东汉初建，朝廷对在职官员的考核督责那是相当严厉的，《后汉书·朱浮传》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后汉书·申屠刚传》上也记载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刘秀既要从严治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功臣做“牧人之吏”，不治民，不管事，那就不会犯错，偶有小过，刘秀也比较好维护包容，睁只眼闭只眼。这就是唐朝时李沁所谓“官以任能，爵以酬功”的官爵分离制度。

另外，前代的刘邦封侯，已然够大方，其所封功臣及宗族子弟共一百四十多人，封邑最多达到万户；可跟刘秀比起来就差远了，刘秀所封功臣、降将、外戚及宗族子弟竟有547人（其中功臣365人），封邑多者竟达六县（贾复），四县（邓禹、吴汉），三县（冯异二子），二县（耿弇、岑彭）不等，每县的封邑都在万户左右。当然也有人劝刘秀不要封赏太过而违反“强干弱枝”的法度，刘秀却以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另外，四方有珍品上贡，刘秀也必先赏赐老兄弟们享用。大家共患难，同富贵，享受太平盛世吧！

其实刘秀这么做，就是想把东汉帝国整成股份制公司，创业元老们打下江山后可世世代代拿股份并且不用操心政事杂务，而雇佣职业经理人（文法吏）施政理国，由此将国家利益与世家大族的利益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而让这些声望崇高的豪门大族成为帝国最有效的屏藩；所以，东汉朝即便有那么多小皇帝却仍能坐稳江山。就算到了东汉末年，还有汉初功臣的后裔如窦武、邓芝、耿纪、来敏、伏寿等人在为了兴复汉室而不遗余力。

由此看来，刘秀真是千古帝王中的异类，可称感恩派帝王。群臣中但凡谁有一点点功劳，他都会放在心内，绝不亏欠忘怀。比如贾复作战勇猛敢死，但因未能建方面之勋，其功不显，而常被大家忽略，可刘秀却说：“贾君之功，我自知之。”他心中有自己的一杆秤。

在刘秀看来，贾复一生南征北讨，身受大创十二，数次死里逃生，差点就为国牺牲（民间传说他曾“盘肠大战”，有点夸张，但也可见其不惜命），感动的刘秀都要跟他“指腹为婚”（该习俗亦源出于此）；然而，贾复却一生好勇不矜、有功能默，又注重晚节、养其威重。这样的劳模型的人物，刘秀当然要厚封，而且封地六县远超耿弇、岑彭两大名将三倍之多，创两汉列侯之最，总之绝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刘邦以军功大小封侯，刘秀却以情义厚薄封侯，也不知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总之东汉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人情味儿的王朝。

当然刘秀在给予功臣们巨大富贵的同时，也下诏告诫他们说：“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出自《诗经·小雅》）要大家小心谨慎、修身齐家、养威重、教子女，这样才能让富贵传宗接代，将“股份”一代代的传下去；而功臣们也个个都很老实，不等刘秀发话便主动上交权力，还教养子孙后代要谨守本分、忠孝传家。从此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定型，汉唐间数百年的士族门阀阶层也由此开启。

也就是说，刘秀以其自身的强大，使其得与历代开国帝王都不同。其他开国帝王只能将各类官职与军政权位像分配赃物一样授予功臣然后又像防贼似的用各种肮脏的手段夺回来；但刘秀却能用高爵厚禄和尊荣华仪来回报他们、而换回他们手中的军政大权。

刘秀保全功臣、加强皇权的的另一大绝招，就是高位者执掌小，位低者却执掌大。比如主管军政机要的尚书令以及监察百官的御史中丞（注1），全都由地位低微的文法吏充任，秩禄不过千石，顶多算是高级公务员，他们对皇帝只能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而光武帝对他们也可以“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后汉书·申屠刚传》）。而三公则多由功勋重臣或大儒名士担任，其地位尊崇、德高望重，却又被架空削减了权力，且不从事具体的行政事务，少做也就少错；这就是刘秀的帝王智慧与领导艺术。另外，刘秀一改西汉宰相封侯之制度，将官、爵完全分离，也大大拓宽了东汉政权的社会基础。

除此之外，刘秀还有一大招，那就是与功臣家族大肆联姻。这样功臣的子孙都做了刘家的驸马，功臣的女儿都做了刘家的媳妇，于是君臣一体，亲上加亲，最终凝聚成了强大而稳定的统治核心。这也算是刘秀的一大政治创举。

关于建武年间东汉朝廷的独特政治风貌，我们这里不妨再提件趣事儿。有一次，刘秀与功臣们宴饮闲谈，一时兴起忽然问道：“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

正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王莽之乱，那么这些时势英雄又会在哪里呢？好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话题。功臣们的聊天热情顿时被点燃了。邓禹率先答道：“臣少尝学问，可为郡文学（郡学学官）、博士。”刘秀笑道：“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愁做不到一个掾功曹?”东汉时行政官员的级别要高于教育官员，况且功曹总揆众务，职统诸曹，又握群吏升迁黜免之权，在郡守自辟属吏中地位最为尊显，故刘秀有此言。接着，其他功臣也都一一回对，轮到马武时，他说：“臣以武勇，可为郡尉而督拿盗贼。”马武本绿林好汉出身，做了高官后也江湖气不改，生性好酒放纵，常常醉语戏言，是诸将中的开心果，于是刘秀对他大开玩笑道：“汝嗜酒豪侠，又任性子，且勿自为盗贼，反遭亭长所捕也！”一干君臣哄堂大笑。

还有，鬲侯朱祐是刘秀的太学同学，想当年，刘秀有一次去学生宿舍找他，可他第一件事竟然不是接待刘秀，而是先去讲堂上课。多年以后，刘秀已经做了皇帝，但仍喜欢去朱祐家里找他玩儿。朱祐不敢怠慢皇帝，站在门前迎驾，刘秀还开玩笑地问朱祐：“主人不会再丢下我去上课了吧？”

看来，权力并没有成为刘秀与功臣之间的罅隙，也并有消磨掉他们之间的珍贵友情。在东汉，统治者常常将亲情、友情提升到政治之上，就像用一张温情脉脉的面纱笼罩住政治本来的狰狞。这股刘秀首开的政治风气，后来唐宋亦多有借鉴，只是它需要帝王具备极强的控制力与安全感，所以甚难效法，比如宋太祖 “杯酒释兵权”，就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且太着痕迹，其境界差距刘秀远矣！

正如明朝王夫之所言：“光武终不任将帅以宰辅……呜呼，意深远矣！故三代以来，君臣交尽其美，惟东汉为盛焉。”唐朝名将李靖亦曰：“昔莽势不下于项羽，寇邓未越于萧张，而光武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刘秀在功臣问题上处理的算是完美，以至后人非常倾慕。

当然，刘秀在豪族功臣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到完美的境界，它有后遗症。因为这样刚开始很和谐，但日积月累下去，士族门阀越来越多，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再醇厚的家风也总有一天会腐化堕落，结果一批寄生虫坏了中华大好河山。

看来，中国帝王是始终逃不脱一个历史怪圈了：打击削夺功臣家族，则得罪上层，容易被骂寡恩；恩养纵容功臣家族，却又不利百姓，久之便沦为腐朽。怎么选都是错！怪圈，宿命，几千年来周而复始，纠缠不休。历史就是不同的人，在不断重复昨天的故事。

而且，刘秀最终也没能解决帝国的最大问题，土地兼并问题。所以后人常叹：“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宋代苏洵《论衡》）其实，王莽大乱与秦末大乱又有不同，秦末豪强皆荒弃田园、聚保山泽以避乱，而王莽时豪强皆据其乡土，招纳流亡，组织地方武装自卫，牢牢抓住自己的土地不放手。所以，刘秀想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南部大开发战略，往南方大批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以缓解土地矛盾。

其实在古代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兼并问题根本是无法解开的死结，除非彻底取消土地私有制与土地买卖。但这又是不可能的，王莽已尝到了恶果，稍微碰一下就毁灭了，还连累的整个天下头破血流。所以这个问题不仅刘秀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帝王也解决不了。刘秀只能在他的历史局限性里，尽力抑制与打击既得利益集团。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诏令天下度田，开创中国数目字管理经济的先河，让天下各郡国清丈土地、核实户口年龄，以解决日趋严重之土地兼并问题；却因触犯到天下豪强士族之根本利益，遭到群臣外戚之集体反对，一时朝廷群情汹汹，地方叛乱四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应是曾拥戴过王郎、彭宠、刘永、张步等人的残余豪族势力）。可刘秀却顶住压力，依法将百官之首大司徒、大儒臣欧阳歙下狱处死（欧阳歙在担任汝南郡守期间测量田亩作弊，贪污受贿千余万钱），并处决了河南尹张伋（注2）及各郡郡守十余人（敲打士族），后又以“阿附藩王法”收死王侯宾客数千人（敲打外戚），并采用宽严相济的策略应对豪族叛乱——即将其镇压之后，“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

如此，豪族脱离本土，成为孤家寡人，旧属失去“魁帅”，也难以屯结起事。此举与西汉徙陵相似，收到较好效果，“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刘秀就这样轻松搞定了豪族在乱世中发展起来的残余军事力量（汉明帝时山阳王刘荆与楚王刘英被鼓动谋反，应是这些豪族不甘失败的一次反扑行动），从而坚持完成了度田。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刘秀搞定豪族的第二个方法与原则，就是柔道治国。

建武十七年十月，刘秀荣归故里。

当年，汉高祖铲平最后一个异姓王英布，自以为天下大定，因而衣锦还乡，唱出了感动中国、感动历史的《大风歌》。如今，光武帝在天下底定后，也再次回到了故乡，并免徭役，修宗庙，改建旧宅，设为皇帝故居；又回到自己当年种地的田间参观游览，细问农桑，乃至换衣下田亲事稼穑，感受着脚下湿润的泥土，他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耕读时光，不由倍感亲切，感慨万千，随即又置酒作乐，赏赐父老宗亲。这正是往事历历在目，数不尽的滋味齐上心头，刘秀虽无法完全体会高祖的慷慨与悲凉，却也华丽丽的生出了一腔豪迈之气，自觉天地在我心，未来在脚下。

宴席间，舂陵刘氏的几个大婶大妈于酒酣耳热之际，不由八卦起了她们这位从小看着长大的家族之光：“文叔少时谨信，不擅应酬，性情亦柔顺率真，不意今日竟能如此！”

是啊，谁能想到，当年舂陵乡下一个老实厚道、柔顺率真的农夫，竟有一天能当上皇帝！我们看历朝历代的开国君王，嬴政、刘邦、曹操、刘备、司马懿、赵匡胤、李世民、朱元璋，哪个不是雄才大略、刚强大气的枭雄，刘秀站在他们身边，感觉就像一个异类，怎么也不像同道中人。

然而，刘秀在旁听闻，却不以为忤，反哈哈大笑道：“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凭啥开国帝王就要刚，我刘秀偏偏要不走寻常路，以柔道来治天下。

问题来了，柔道，何谓柔道？当然不是奥运会项目，其应是出自《诗经·大雅·崧高》：“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孔疏：“申伯以柔直之德揉服万邦不顺之国，使之皆顺。其声誉闻达于四方，是申伯之德实美大矣。”

孔疏所言，乃是柔道的总纲，而要看具体落实，则要细数一下刘秀完成天下统一大业之后，一系列的大政方针——

建武十六年，刘秀遣使解散了各郡流民盗贼，给他们土地、粮食，让他们安心生产；并实施度田，着力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天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故治盗之法，在缓不在急——再大的盗，从前也是良民，王莽不懂这一点，所以把良民整成了盗贼；刘秀懂得这一点，所以能把盗贼变成良民。这才是真正的“天下无贼”。 至此，天下大定，牛马放牧，单车露宿，道无拾遗，夜不闭户，一片升平景象。

自舂陵起兵，刘秀跨马操兵，行伍倥偬，已十余载矣，每一发兵，不觉美须鬓发如霜，每一用武，便有亲朋勋旧故去，好不容易天下太平，却只见秋风四起，人事全非，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刘秀真的再也不想打仗了。在他心中——

只愿投戈讲艺，马放南山；只愿息兵论道，百姓万全；只愿时光静好，家国平安；只愿天下美眷，岁岁年年。

有一次，皇太子刘疆向刘秀请教兵法、讲讲当年的征战事迹，刘秀却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一声长叹：“昔卫灵公问圣人以攻战，孔子不对。此事非尔所及也！”而也就是因为这件事，让刘秀起了改立太子之心，刘秀发现，刘疆对军事显得过于热衷，常常表现出日后要开疆拓土、扫平四方蛮夷的想法，刘秀对此很无奈，他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多年的南征北战、血腥杀戮、万民涂炭、生离死别，已让他对战争厌倦到了极点；事实上，在整个统一战争期间，他总是不厌其烦的招降敌人，哪怕被对方一次一次拒绝，哪怕对方已经山穷水尽，他都还会不断给对方机会，总之少一仗都是好的。

可是刘疆呢，这小子从未领兵打过仗，却常常显示出自己对武力与功业的极度渴望，这让刘秀感到焦虑感到绝望，他不敢想象自己百年之后刘疆会干些什么，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

事实上，刘秀此前的废后之举，并不完全是因为对阴丽华感情更深（不然何必要等十几年），而是因为他想要换太子，让刘疆下来，而让更能领会“柔道”精神的阴丽华之子刘庄上位（注3）。但想要成功换太子就必须先换掉皇后，否则如刘邦、万历那般只想换太子而不敢换皇后，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总之，刘秀换皇后、换太子，都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施政方针。据史料记载，西汉平帝时天下尚有人口五千九百多万，可几十年的内乱一折腾，只剩了五分之一也就一千万左右（注4），后经多年休养生息，至建武末年，天下人口还只剩两千一百多万而已，并未恢复元气。当此之时，天下疲耗，人心思定，为苍生计，东汉帝国至少要保证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才行。

自古知兵者不好战。只有真正了解战争实质的大军事家，才真正明白战争对于民众的巨大伤害。是故善战而不好战，圣人是也。

当时，承王莽弊政与连年岁战，“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队绝灭”（东汉应劭《汉官仪》卷上），刘秀乃遣专人在边塞分筑烽侯堡壁，大搞防御工程，并发明了一种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震匈奴。后来，匈奴饥疫连年，内部纷争不止。刘秀便找来臧宫询问他对匈奴的看法。当时云台二十八将已大多凋零，活着的也都退休了，只有臧宫尚在壮年，且一直南征北战，先后平定了河南原武妖巫之乱、荆州武溪蛮之乱，现在听说又有机会打仗，不由壮气凛然，道：“愿得五千骑，臣可扫平匈奴！”刘秀当然相信臧宫的能力，但匈奴绝远，这么大事，不能拍拍脑袋就决定，于是一笑：“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意思说我问错人啦，你是常胜将军，不能跟你讨论敌情，因为你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里。我还是自己想想该如何决断吧。

过了不久，匈奴竟不劳汉朝打击，内斗分裂成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东汉拓地千里，时人见之，都议论说：“谶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至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也终于服软，遣使来与汉朝和议，这时臧宫、马武二人又坚决主战，他们上书道：“胡人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北匈奴今连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不当中国一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不如以厚利诱高句丽、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湟中、河西、天水、陇西羌胡（注5）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也。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疑惑，以至万世刻石树碑、流芳千古、比肩汉武卫霍之功而不能立于当代圣世也。”

可刘秀却下诏回复道：“《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

由此可见，刘秀所谓柔道，其实就是专门针对东汉目前政治结构的一种治理思维，它其实是一种儒教思想与黄老思想的杂糅。在教育上，它注重儒学与风俗教化；在政治上则继承汉宣帝的久任制与官吏考核制度，严以察吏（注6），宽以驭民；在文化上则敦厉名实，尊崇节义；在经济上则加强社会福利制度，释放大量王莽时期官奴，并允许私奴自由选择去留并维护其人身权利，同时救助贫民，恢复爵位，轻徭薄赋，精兵简政，重建社会秩序。比如，刘秀在统一战争大体结束之时，便废除征兵制，罢州郡兵，复员百万，以缩减国防开支，恢复生产；并勇于自我革命，省郡十三，并县四百，一口气减少了四分之一的县级机构，又裁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裁汰掉了政府90%的官员（吏职减省，十置其一），减少冗员数万人，这不仅节省了财政开支（费减亿计），而且削弱了豪族势力（注7），巩固了中央政权。所以，与西汉不同，东汉豪族常以掾史（注8）的身份维持着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他们勤习儒家经术，注重宗族与道德伦理，扎根地方，又能贯彻中央意志，故成为东汉帝国的中坚力量。

刘秀所建立的这种“大国家小政府”模式有利有弊。坏处是地方各行其是，容易导致政府不作为与地方分裂倾向；好处则是民众的自由度较高，生存适应能力也更强，所以东汉末年虽中央朝廷已崩溃，但社会力量仍能迅速组织地方政府以自保；即便五胡乱华，国家、政府已不复存在，社会力量也能壮大代替国家，令文化得以保存，民族得以不散达数百年之久。

注1：刘秀将原本属于外朝的权力大量转给宫内的尚书台与御史台（这些内朝的机要官署一般建在宫内的高台上，故名），这不仅让尚书令与御史中丞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还使得原先如尚书、侍御史这等芝麻小官，也成了实权显官，并在东汉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许多大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些职务。故《通典》谓“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尚书则“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另据《全后汉文》引应劭《汉官仪》记载，当时就算是三公、列卿、将军在路上遇到尚书仆射与尚书左右丞，都要“回车豫避”，可见其地位之尊。故东汉以后常称宰相为“台辅”，称其任职去职为“上台”和“下台”。

注2：河南郡因京师所在，豪强权贵极多，故河南尹地位比其他郡守高一级，秩中二千石，特奉朝请。

注3：刘庄的武功虽然不如刘秀，但文化水平竟超过了乃父，他少时聪悟，十岁能通《春秋》，后又师从名儒桓荣学习《尚书》，桓荣在宫中五年竟不得告假，后来介绍学生胡宪代之，始得出入。刘庄即位后，翌年即入太学，引桓荣及弟子升堂，由皇帝本人讲《尚书》，并当场解答太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民众均来听，堂内满座，连堂外边的河对岸也有人，达几万人之多，轰动全京城。

注4：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汉兴于孝平，户口极盛。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

注5：所谓羌胡，羌即西羌，胡则是当年的小月氏人，据《后汉书 西羌传》，小月氏人从前住在今甘肃祁连山和新疆南部阿尔金山一带（即古书所谓南山），“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后来霍去病破匈奴，开湟中，于是小月氏人走出山区，向东迁徙到青海湟水谷地，与汉人错居，“其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故史书中常以“羌胡”并称。

注6：见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 ：“是时……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

注7：东汉时中国历史官民比例最低的朝代，达到1/7464，只有西汉的十分之一（1/794）。这是因为汉朝地方官府的属吏一般用本地人，且通常被豪族所把持，从酸枣令刘熊碑与繁阳令杨君碑铭文来看，其掾史之位亦大半均由各县十姓内外的豪族占有（可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及增渊龙夫《中国古代国家的构造》等书），故刘秀大量裁剪其编制，让豪族去体制外发挥作用。

注8：指地方郡县主官自行辟任的僚属，没有编制，不占用中央财政。很多豪族每一代都占据着掾史的右职（汉制以右为尊，以贬秩为左迁，居高位曰右职），故被特别地称为“右族”或者“大姓”。